《儒林外史》为何要批评明清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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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始创于隋代。这个制度的目的,一是为了选拔官吏,二是为了牢笼天下的人才。科举发展到明清时,是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的格式为八股文,而思想必须严格遵循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它的影响是使读书人只知八股,只会八股,把八股当作觅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儒生变得迂腐不堪。

科举制度规定考试级别,最低级的考试是“童生试”。应考的人无论老幼,均称“童生”;考中的人就取得“秀才”资格。秀才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考试,这种考试叫“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举人有资格参加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的“会试”,考中的叫“进士”。最后,皇帝对进士亲发策问,叫“殿试”。进士按殿试的成绩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三种等级。部分进士会被选拔入翰林院,翰林院被视为政府“储才”之地。读书人除了循科举考试任官外,在国子监(即国立最高学府)读书的人也有做官的资格。在国子监修业的人被称为“监生”。监生也分为很多种类,其中秀才若被选拔入读国子监,就称作“贡生”,意思是将人才贡献给皇上。另外,监生和贡生也可投考乡试,转由科举出仕。

科举考试中,考中的考生会称主考官为“座师”,座师会视该考生为“门生”。座师和门生之间建立一种特殊关系,前者是施恩者,后者是受恩者。门生做了官,又有自己的门生。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强大的关系网。一些世家大族,形成门生遍天下的形势。另外,同一年中进士的人,又会视彼此为“同年”,同年关系也是在官场活动的重要人际关系。在读书人眼中,循科举出身的官员才算是正途出身。从秀才到举人,再从举人到进士及翰林,这是读书人最标准、最体面的道路。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士人只求八股写得漂亮,符合考官的意思,对于经史及一切经世致用的学识不再有丝毫兴趣。《儒林外史》揭示了这些呆书生不学无术的丑态:堂堂的学政大人范进,居然不知苏轼是何人。老秀才倪霜峰落到卖儿卖女的地步,如他所说:“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一日穷似一日。”真正应了“百无一用是书生”那句话。《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写向知府考童生,请鲍文卿父子帮忙巡视,以防考生作弊。作者在这里为我们展现出科场上种种作弊的方式和情景:“见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去接文章。”不难看出,明清的士人为了求取功名,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科场作弊是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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