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媒介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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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广播电视学院电编4班学号:20080620021 姓名:于润泽
浅谈后殖民主义媒介批评理论
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
文学研究在当代的重要转向,即向文化研究的转向,是后殖民主义出现的重大理论背景。1964年,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CCCS),以及随之出现的“伯明翰学派”,标志着文化研究的正式出现。这一过程的倡导者首当提及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
nd Williams)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aggart)。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为《识字的用途》、《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等。
伯明翰学派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而文化研究就是对这种整体生活方式的完整过程的描述。这一学派所坚持的平民主义倾向使得他们把研究对象从高雅文化及传统的文学经典中解放出来,注重对通俗文化、大众传媒的研究,大众文化现象从此登上了学术的“大雅之堂”。这就抛弃了旧的学院体制对"文化"的狭隘的、固步自封的立场,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新的文化经验之中。它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
方法论,更注重一种新的“内容”的解析策略,对文本进行一种“价值阅读”。霍加特指出:“…价值阅读‟这个术语并不表示阅读者此刻正试图作出有关自在的作品的…价值判断‟,而是说此刻他试图尽可能敏锐和准确地描述他在作品中所发现的价值。”这种…价值阅读‟提供了理解文化的新的途径。这两个方向使“文化研究”始终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紧密结合,在注重理论进展的同时保持世俗的关怀。而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也在报纸、广告、电视节目以及工人阶级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研究成果,并培养了许多此领域的学者。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拒斥总体叙事,强调异质性、差异性,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中回避采取一种坚定的价值立场。这样的一种倾向或许与后殖民主义采取后结构主义立场有关。
主体的消解,是后结构主义消解中心的努力的必然结果,因为所谓的“中心”,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需要的产物,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我们必然失去对自身存在的理解进而丧失自我意识,因此“中心”的中心是“主体”。按照西方传统思想中的主体性,主体应该是统一、完整、自足的实体。因此,人,主体,意识这个三位一体的存在成为最终的绝对的“在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结构主义对西方传统思想的颠覆实验在“主体”问题上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而对“主体”的消解必然意味着对中心叙事的排斥,也就不可能采取某种固定的价值立场,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很难在这一理论的范围内找到某种合乎总体观念的存在,这是后殖民主义在立场问题上不可回避的。
限于理论研究者的知识范围与结构,在赛义德或者斯皮瓦克那里,后殖民理论都是根植于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的。例如近东的伊斯兰世界,远东的大英帝国印度殖民地等,赛义德自己在其《东方学》中所说的,这里的“东方”(the Orient)是指伊斯兰世界的东方,而非远东的中国,印度或日本所在的“远东”(the East),因此单纯地移植其后殖民理论肯定会产生诸多谬误,这不仅因为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方式与中国的殖民程度与上述的国家或地区有巨大的差别,很多在后殖民理论中平常的事实,对于中国的特殊历史而言并不完全适用,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殖民理论在中国传播存在诸多误区。因此,对于后殖民语境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必须经过审慎的再次考察。
在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
一致性
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呈现出既相联系又相冲突的十分复杂的关系。它们之间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文化理论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斯皮瓦克
在当今的美国学术理论界和文化研究界,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 的名字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突破了
西方中心的模式并完成了从边缘步入中心的步骤后, 斯皮瓦克更是被当作仅次于赛义德的当代最有影响、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位后殖民地或第三世界知识分子, 或后殖民批评家。
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女性挑战意识的女权主义批评家, 斯皮瓦克对女权主义的态度是矛盾的, 她既不像肖瓦尔特那样致力于建构一种女权主义诗学, 也不像法国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娃和西克苏那样深深地受惠于拉康式的精神分析理论。应该说, 她的女权主义批评既包含了从女性本身的视角出发进行的文学和文化批评, 同时也包括对女权主义理论本身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