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生死观念的差异

论中日生死观念的差异

尽管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是在很多观念上我国与日本有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在对待生命的态度及生死观念的问题上我们就与日本人截然不同，下面本文就以此为论题进行浅表的论述。

说到日本的生死观念就不得不提到日本人的自杀现象。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社会也颇为稳定的发达国家，日本的自杀率却在世界各国中高居前列，自杀是日本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按照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从平成十年（1998年）以来，日本每年的自杀人数都要突破30000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就有100多号人丧生在自己手上，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而自杀未遂的人数更是总数的3-5倍。这些人遍布日本各个社会阶层，低至路边流浪汉，显贵至政府大臣都有自杀之人。那么，缘何日本人自杀率如此之高呢？

按照一些西方人士的观点，日本人自杀现象的严重与其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惊讶地发现日本兵在毫无胜利希望的时候大多数选择自杀而不是投降结束战斗，这段历史给了西方人一种看法，即认为日本民族不重视生命，视自杀为常事。

诚然，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国际卫生组织WHO精神保

健部工作的贝托罗蒂博士根据他的统计指出，“在日本，自杀似乎被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尽管自杀的直接原因多是过劳、失业、破产等等，但是日本人也把自杀视为保护自己的名誉。”而伦敦的《economist》杂志在评论以此日本自杀事件的时候写到——“日本人把自杀一死视作一种自豪的举动，日本社会对于失败和破产感到极端的羞耻，并且基本不考虑会给东山再起的机会。因此，他们把自杀看作勇于面对命运的正面行为。”

在中国，我们好像珍视生命更多一点，俗话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不轻易放弃生命的态度。当然，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关系。儒学赋予“生”以积极、肯定的温暖色调。就是说，儒学认为“生”、“生命”本身是好的，是有意义的，从而对生命现象怀抱一种热烈歌颂的情感态度，将它看作是人生的价值、宇宙的本体。无论是原典儒学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天地之大德回生”，“生生之谓易”《周易》，还是宋明理学如周敦颐不除庭前草以见“天意”，程颢“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咏叹等等，都是对宇宙、自然、万物、人类，包括一己的生命和生命现象，采取了一种积极。肯定、欢庆、贵重的态度。当然，我们也不一味地吝惜生命，“舍生取义”这样的壮举也同样受到我们的推崇。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中国人对死亡保持着一种冷静理智的态度，也对生命多

了一份敬畏之心。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人对待生死问题体现了典型的实用理性态度：力图摆脱对死亡的动物性恐惧，因此更加重视“生”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并力图将社会意义塑建为个体的情感、心境和人格。

日本不然。也许由于多山岛国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死亡的降临常有突发性、袭击性和不可预计、不可理解、不可抗拒性（如多地震、台风）的特点，这使得人生无常的观念比中国似乎带着更为沉重的悲凄感伤而无可如何。从而日本对于凄婉事物的审美要更敏锐于我们。“花属樱花，人属武士”，日本人更追求在绽放那一刻极致的美丽，而死亡正是如同樱花凋落一般美丽，故日本甚至有了对死亡崇拜的情结。这样的思想更易与武土道的勇猛精神相结合。它们结合在这个“心空万物，心亦空无”以达到“击碎生死关头”的“境界”上。山本常朝（165－1719）说：“所谓武土道，就是对死的觉悟……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而在武士文化渗透进日本的骨髓之时，这样的“崇死”情结就愈发深入人心了。自古以来崇死的习惯，积淀为大和民族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日本人的这种生死观，既造就了军国主义，又造就了日本技术立国后的经济快速发展。

在生活在，日本人和中国人有着一个极大的区别，那就是中国人普遍外向、好奇、仪态轻松，而日本人普遍内向、

封闭，一切行为都在随时遵守无形的规矩。这样的社会环境及文化传统下，造就了日本民族善于忍耐，循规蹈矩的作风。但是，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也容易养成内向偏向封闭的性格，并且因为压力无处宣泄而产生心理问题，以导致他们生活中出现危机往往怯于寻求帮助而自杀。

当然，我在上面的论述由于我的知识有限，所以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基本上还是能一窥中日生死观念的巨大差异的。对于这两种观念孰好孰坏实难评判，只是不同的人生态度而已。

（参考资料：《与“鬼”为邻》，《李泽厚：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之生死观比较》）

唐思哲

学号：111612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