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之比较

清末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及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围绕着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这三大运动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因此，三者之间存在互相连接的关系。可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只强调三者的相互对立，而忽视三者的相互联系；只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而忽视后者对前者的继承；只强调前后的差别，而忽视前后的共同点。这不仅对正确揭示这三大历史事件的本质有所妨碍，而且也无助于科学地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对此，早已引起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关注，本文将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作一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既不是完全对立的，也不是完全等同的，而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不同阶级的改革运动，它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洋务运动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当时，清朝统治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起义的打击，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危局。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制内和制外的双重目的。除了镇压人民起义之外，还有防范外敌的图谋；特别是人民起义被平息以后，随着外国侵略的步步加紧，洋务运动防范外敌的图谋就更加明显。洋务运动虽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但也存在着矛盾。尽管洋务运动力图保持中外和局，维持半殖民地的现状，但也不甘于中国灭亡，还是力图“自强”以防止完全沦为殖民地。洋务派办军事工业，特别是办造船厂和筹建海军，显然是要与洋人抗衡；办民用企业也是为了与洋商争利，挽回一些利权。显然，洋务运动的目的既是拯救清朝的垂危统治，也有挽救民族危机的因素，把洋务运动笼统地斥之为“卖国运动”，是不公正的。维新运动酝酿准备于甲午战争前，兴起发展于甲午战争以后，这正是中国民族危机步步深重的时代。维新运动首先是一个爱国运动，挽救民族危亡是其重要的目的。维新派立学会、办学堂、创报刊、上书皇帝，呼吁变法图强，救亡图存，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维新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爱国救亡的里程碑。维新运动的爱国性质，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维新运动也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意图。学术界谁也没有因为维新派仇视人民起义，且有联合英日的图谋而否定维新运动的爱国性质。既然如此，也就不能因为洋务运动镇压人民起义，保持中外和局而否定其防范外敌的积极意义。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
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都发生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是近代中国不同阶级的改革运动。维新运动的酝酿准备阶段与洋务运动同时并行，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运动继之而起。洋务运动为维新运动作了必要的准备，维新运动对洋务运动既有否定，也有继承。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既有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差别。
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发生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两个运动都是效法西方以谋求中国的富强。洋务运动虽然只是进行枝节的改革，但却给维新运动作了一定的准备。洋务运动创办军、民用企业，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开始发生飞跃，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洋务派吸收商股办民用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正是维新运动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洋务派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和出使大员、造就了一批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才，同时吸收了一些熟悉洋务的人才参与洋务企业和洋务外交，其中有部分人从洋务运动日趋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早期维新派，如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洋务派设立翻译馆，翻译了一批西方的科技书籍，传播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学，使当时有志于救国的知识青年得以初步接触西学。他们在西方文化的薰陶下，经过中西对比，认识到中国封建主义的落后，从而走向了变法维新的道路。如康有为等人早年接触西学，都曾获益于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书。洋务运动为维新运动准备了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兴起也就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
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运动。辛亥革命的酝酿发动阶段与维新运动同时并行。维新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继之而起。这两个同差别。
维新运动不仅为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准备，而且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维新运动鼓吹实业救国，设厂自救，在甲午战争后至二十世纪初年，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力量的增长，是辛亥革命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维新运动反对专制，提倡民权，使君权神授、君权不变论受到沉重打击，给予封建的纲常名教以猛烈的扫荡，这就为辛亥革命扫清了思想障碍。维新运动译介西书，传播西学，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特别是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天赋人权等思想，使人们在封建专制的束缚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这就为辛亥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如果没有维新人士（从早期维新派开始）数十年的思想启蒙工作，革命派要唤起民众是有困难的。维兴运动立学会，办学堂，创报刊，批科举，兴西学，锻炼和造就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在维新运动失败后，许多爱国维新人士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依靠清朝政府进行改革不可能使中国富强，必须推翻卖国的清朝专制统治才能拯救中国，因而迅速从维新转向革命，壮大了革命派的队伍。如章太炎、秦力山、毕永年等人，都是从参与维新而转向革命的。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资产阶级革命者都曾经接受过维新思想的洗礼。孙中山早年就接受过早期维新思想的影响，并曾试图改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邹容则深受谭嗣同献身变法的牺牲精神的鼓舞，决心继起救国。如果没有维新运动的思想启蒙和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革命运动也就不会随之到来。辛亥革命正是接受维新运动的教训，并在它的基础上提高和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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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鸣皋
洋务派“师夷长技”，谋求富强，比之封建顽固势力拒绝效法西方，反对任何变革，无疑是一大进步。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办起了第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第一批新式学堂，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翻译了第一批外国科技书籍，并促使中国产生资本主义经济，这都在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洋务运动不自觉地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笼统地把洋务运动斥之为“反动”，也是不公正的。尽管洋务运动维护封建统治，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反动性的一面，但那是这个运动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航道的进步作用。维新运动不是洋务运动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而是在对洋务运动有所批判的基础上前进。维新运动在政治上要求君主立宪，使中国走上资产阶级民主化的道路；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明确提出“以工立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在军事上要求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促使国防近代化；在文化上要求兴西学，建立资产阶级的新文化。维新运动不像洋务运动那样维护封建主义，而是要走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显然维新运动不是洋务运动的翻版，而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如果说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维新运动则是自觉地全面推进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新阶段。维新运动虽然和洋务运动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维新运动却是民族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作用，比之洋务运动，则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自然以维护封建主义为己任。洋务运动谋求富强，只是由封建统治家进行某些枝节的改革，而不从社会制度上进行根本的改造。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自然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己任。维新派批判洋务派只学习西方的皮毛，而不学习西方致富的本原。因此，维新运动谋求富强，则主张全变，即对旧的社会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由此而决定两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外交诸方面都存在不同的差异。在政治上，维新运动要求改变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洋务派则极力维护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洋务派兴办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政策，反对和限制民间办企业，发展的只是早期的官僚资本或早期的国家资本；维新派则反对官府控制，要求发展民间工商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军事上，洋务运动不触动八旗、绿营；维新运动则要求裁汰八旗、绿营。在文教上，洋务运动创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主要是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并不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维新运动办学堂，兴西学，是两者并重，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更需要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因而两者在指导思想上大不一样。洋务运动搞“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即以中学为根本，西学为陪衬，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强化封建统治；维新运动则是要用西学来改造中国，拯救中国，把中国引向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在外交上，洋务运动力图保持中外和局，维持半殖民地的现状，其外交方针多是主和妥协；维新运动则反对外国侵略，特别是反对不平等条约，要求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
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面临的历史任务都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是其共同的目的，因此两者存在共同点。严格说来，这两个运动的社会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都不够充分，只是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才把两个运动相继推上了历史舞台。它们都酝酿和发生在中华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的年代。维新运动的酝酿是在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时期，甲午战争后兴起，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进入高潮，救亡图存是其重要的政治目标。辛亥革命运动酝酿发动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丑条约》签订后蓬勃发展，许多爱国青年都从爱国而投奔革命，孙中山说他的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许多资产阶级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驰聘于枪林弹雨之中，目的都是要救国。由此可知，救国是两者的共同点。要救国就必须学习西方。学习西方是当时的时代潮流。维新派认为救国只有维新，维新就要学习西方；革命派认为救国必须革命，革命也要学习西方。维新派和革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不仅都接受过自林则徐、魏源以来许多近代爱国者，包括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影响，而且大都生活在与世界资本主义接触较早的广东、福建等地，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接触西学，从而从西方找来了救国的药方。因此，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是两者的又一共同点。维新派和革命派都从救国的目的出发，要求改革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把中国引向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外国侵略，结束君主专制，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两者的共同点。因此，两者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