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 论文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什么是经学我们要研究经学及其对后来者的影响，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经学。
经学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春秋孔子所在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春秋末年，儒家创始人孔子在仕途受挫之后无奈返回鲁国，开始编订整理传统文献，这便是六经（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做，存在争议），即《诗》、《书》、《礼》、《易》、《乐》、《春秋》。
在此之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准研习儒家思想。
到了战国时代，儒墨两家并称显学，但是儒家的影响更大，六经已经被人们公认为经典。
但是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大量经书典籍失传，后来说的儒家经典，一般指后人经过口耳相传整理得到的儒学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所谓经学，就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当中的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的道理的学问。
经学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两汉时期是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
经学产生于西汉，而随后在汉代统治下共400多年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统治者对教育不同的要求。
下面我们就来总结经学是怎么样逐渐演变的，期间发生了哪些标志性事件。
二、两汉经学的演变过程（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建立之初，随着秦朝专任法家治国的失败，儒、道两家的学说又开始活跃起来。
但是，由于当时外戚、功臣等的大力提倡，还由于道家“黄老之学”的“文武兼备”、“刑德并用”、“以法为符”、“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思想更有利于稳定汉初的政治形式并恢复汉初残败的社会经济，所以道家应时而成了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汉初几十年道家政治的实行，的确使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在此基础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愿意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恭俭无为”、“贵柔守雌”了，他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武帝不仅要独揽大权，而且还要试图消除郡国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内忧与匈奴侵边这个外患以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
浅谈汉唐时期经学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浅谈汉唐时期经学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摘要：崇圣尊经是中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一切学问，包括文学、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等等都与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文描述了汉唐时期经学的建立以及经学对古代中国教育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汉唐经学；崇圣尊经；崇儒立学；经学教育一、经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经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文化、学术和思想现象。
“经”的原始意义是直线。
与它相对的是纬，即横线、旁支。
故《左传》说，“经天纬地，天之经，地之纬，民之行”。
汉代儒学有经书，又有纬书，纬书是发挥经义的，把经的意思从义理上加以扩展。
经字，又有道路的含义，还有常的意思，故用“经”字来形容一种学，是说这门学问、学术所讲的道具有普遍永恒的意义与指南、道路的性质，是必须用以作为思想与生活的指导的。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由当时政治、经济上的割据分裂造成的。
而社会、政治、经济的统一，必然要求文化和学术的统一。
因此，儒术独尊，建立经学，是统一的，也是客观历史要求的反映与表现，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儒学被奉为独尊，是经过了历史的选择的。
汉武帝时期，因社会政治经济等条件和思想学术领域的各种条件逐渐成熟，武帝开始建构适应封建大一统思想体系，于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同时于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于建元五年（西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儒学开始被逐渐定于一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
从此儒学独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神圣的法定经典，也成为广大读书人必读的经典儒家经学的独尊地位一旦确立，它就与汉代的现实政治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其影响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根本作用在于，以六经和儒学来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用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
二、汉唐经学对其教育的影响1.汉代经学影响下的教育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代，孔子首开私家讲学之风，他终生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前后受教的弟子达三千之众。
浅析《汉书·艺文志》的古文经学倾向-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汉书 艺文志
浅析《汉书·艺文志》的古文经学倾向-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汉书艺文志浅析《汉书·艺文志》的古文经学倾向-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以《六艺略·春秋》为例摘要：《汉书·艺文志》继承刘歆《七略》的古文经学立场，表现出《左传》优于《公羊》等今文经学的倾向。
针对今文学派提出的“《左氏》不传《春秋》”和“《左氏》不祖孔子”这两条主要论点，刘歆一方面肯定《左传》“传”的性质，另一方面将左丘明与孔子建立直接联系，以提高《左传》的正统性和信服力。
关键词：《左传》《汉书·艺文志》《七略》刘歆今古文之争《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目录学著作，内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每种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对先秦学术思想的源流、演变有精要叙述。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贯穿汉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学术现象。
秦始皇焚书致儒家经典残缺不全。
汉兴，一些经书由先秦博士或其他儒生学者凭记忆口授，以汉代通行的隶书誊写流传，是为今文经；另有许多先秦典籍历秦火而残存，或深藏秘府，或散落民间，进而在历次求书、献书中陆续出现，此为古文经。
刘歆是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为传播、推广古文经做了诸多贡献。
班固《汉书·艺文志》由刘歆《七略》删削而来，也鲜明地体现出古文经学倾向。
《左传》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
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指出：“汉之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唯《左氏》《公羊》为甚。
”本文拟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的小序入手，探析其中体现的古文经学倾向，及其对古文经学传播的推动作用。
一、《六艺略·春秋》小序中的《左传》《六艺略·春秋》小序中对于《春秋》《左传》的叙述是这样的：“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论文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论文摘要：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
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
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自西汉末年刘欲争立《春秋左氏传》为博士，从而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以来，经一大批古文经师的推动，特别是其中的能文之士的创作实践，使得汉代文学呈现出一些迥异的风貌。
较之今文经学的烦琐与迷信，古文经学表现出了迥异的解经取向。
其特点一是简明，不为章句之学，自然也就不以引申饰说为尚了，诚如范文谰所说“古文经学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话简明。
>,}I)(PI17，二是讲求兼通，不重家法师法，“其有不乐守章句师法者，当时称之日‘古学’。
古学必尚兼通。
,"}2)(P238)由于学术上尚兼通，故博采众说，熔今古文于一炉。
三是反对俄纬，不凭空臆说，迷信成分极少。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区别之一便是对待图俄的态度，“经学治1、不治诫之界，即为今学、古学之界矣。
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为:第一，古文经学者不为章句之学，着文不似今文经学者那般广征博引，追求简明的文风，属文以才学为胜，使得文章富赡精工，才气横溢。
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文学著述也由繁趋简。
汉大赋的鸿篇巨制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短篇小制式的小赋。
这种短章在内容上不求富博，抒写亦平淡，却将物、景、事及情感、志趣等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相衬，拓展了想象空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如蔡琶的《蝉赋》、赵壹的《穷鸟赋》、阮璃《纪征赋》等作多如是。
汉小赋因体式简短而注重章法，因取材集中而讲究意趣，因情意深切而个性鲜明，故其技巧弥精，刻画愈细，辞采日美，章法趋严，渐以气韵生动，言短意长为尚，为后之诗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如张衡《思玄赋》:“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
论汉末经学的反复_以郑玄、王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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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之注 $ 。 但这一切都抹杀不了他对经学的贡献， 以及他在 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郑学的确立与兴盛， 标志着汉代今 “ 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 达到了经学的统一， 郑君徒党遍天 （ 《 下。 即经学论， 可谓小统一时代 ” 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 ） “ 。 当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与终结， 汉时经有数 代》 家， 家有数说， 学者莫知所从。 郑君兼通今古文， 沟合为一， 于是经生皆从郑氏， 不必更求各家。 郑学之盛在此， 汉学之 （ 《 ） 衰亦在此 ” 。 从此以后， 如果 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 》 “ 继续以 “ 传经 ” 、 注经 ” 的形式来推进经学的发展， 已经是 变得十分困难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王肃根据形势的 发展需要，对经学进行了另一种类型的改造，开启了汉末 儒玄双修的端绪。 二 王学是魏晋时期王肃所创立的经学派别， 是在对郑学 的攻击与辩难中产生的。虽然王肃攻击与辩难郑玄， 通过 攀附司马氏来达到，在手段上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范围，为 后世所诟病， 影响了他在经学史上的地位。但是王肃尽力 挽救经学，以求振兴的精神，以及他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 应有的贡献产生的深远影响， 却是不能被忽视的。 在治经的路数上，王肃的基本特点是不拘师法，错综 古今， 亦兼通今古文。 王肃治经， 以激烈反对郑学为特色。 王肃对自己在经学上的标新立异曾有过这样的表白： “ 郑 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成童， 始志于学， 而学郑氏学矣。然 寻文责实， 考其上下义理， 不安违错者多， 是以夺而易之。 然世未明其款情， 不谓其苟驳前师以见异于前人。乃慨然 ‘ 孔 而叹曰： 予岂好难哉& 予不得已也 ’ 圣人之门方壅不通， 亦非予 氏之路枳棘充焉， 岂不得开而辟之哉 & 若无由之者， 之罪也 ’ 是以撰经、 礼， 申明其义； 及朝论制度， 皆据所见而 ”#《 $ 而王肃批评的言论主要集中于 言。 ’ 孔子家语・序 》 《 圣证论 》 一书。 此书一出， 即引起了王学与郑学之争。 王肃 驳难郑玄的方式， 一是上承贾逵、 马融古文经学， 驳斥郑玄 学说中带有今文经学倾向的见解； 上承汉代今文经学中的 《 《 《 《 尚书 》 欧阳说、 诗》 韩说， 撰《 尚书驳议 》 、 毛诗驳议 》 、 毛 《 诗问难 》 、 毛诗奏事 》 等， 驳斥郑玄学说中带有古文经学倾 向的见解。 当然他通过不惜采用伪造古书同郑学对抗的方 法， 也的确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影响。 《 圣证论 》 从事的真 伪、义理的阐释、词语的解说以及他认为郑玄有损圣人形 象的观点， 进行了全面反驳。从前面所引王肃的自我表白 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王肃之所以驳难郑玄绝不是无事生 非， 强出风头， 他是不得已而辩之， 是要开通圣人之门的阻 塞， 是要斩除孔氏之路的枳棘。 他认为凡是有损圣人之 “ 尊 严” 的， 都要排除。如 《 礼记・檀弓上 》 言孔子自幼丧父， 不 知其父之墓。 郑玄解释： 孔子乃父母野合而生， 孔母以此为 耻， 故不告孔子其父之墓。对此， 王肃断然否定。又如《 礼记・ 祭义 》 有“ 如欲色然 ” 一语， 郑玄注以 “ 色” 指“ 女色 ” 。 王肃则 解释为： “ 父母之颜色 ” ，并诘问郑玄： “ 何得比父母于女 #《 $ 王氏之注显得十分郑重、 博物志 》 庄严， 虽有些是 色’ ” 《 强为之解。从总体上看， 圣证论 》 也纠正了郑玄的某些失
汉代经学的发展
汉代经学的发展第一篇：汉代经学的发展汉代经学的发展——今古文经之争【摘要】汉武帝把儒学奉为正统学说，这一学说的儒家典籍被定为“经”。
围绕着“经”的研究所形成的学问，称为经学。
而西东两汉，在古今经文的认识上，各派学者有不一样的见解，而这一文学争辩便是史上著名的“今古文经之争”，在这场文化争辩中，中国的儒家文化也随之有所影响。
【关键词】古今文经特点历史意义(一)今古文之争从争执中走向相互融合今文经是指用当时通行的字体(隶书)记录的儒家经典,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写成的儒家经典。
西汉今文学派在学术上占优势,汉武帝时所立的博士都属今文派,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逐渐衰微。
一直处于私学地位的古文经学,随着今文经立为博士以及《孔壁古文》的出现,向今文经学提出挑战,两派的分立日渐加深。
西汉末期,王莽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
东汉时期,由于古文经学派兼采今文经说,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就结束了。
今古文经学不只是经籍字体书写上存在不同,而且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不同。
它们之间的论争,实际经历了一个彼此对立、消长和融合的过程。
今文经学简单而言就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
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
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
今文经学的特点,首先,在学风上,今文经学表现为烦琐说经和狭隘的门户之见;其次,在学术与政治倾向上,今文经学主张大一统,主张独尊儒术,带有文化专制的色彩;此外,今文经学还以谶纬迷信附会经旨,以及神化孔子,神化皇权,迎合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因而得到官方的支持,拥有官方的地位。
但同时也应看到,今文经学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历史发展趋势,自有它的合理性。
它的天人感应学说在当时背景下,仍不失为一种正言曲说的言说方式,刘向、谷永、蔡邕等人的奏疏,都曾借以批评时政。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什么是经学我们要研究经学及其对后来者的影响，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经学。
经学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春秋孔子所在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春秋末年，儒家创始人孔子在仕途受挫之后无奈返回鲁国，开始编订整理传统文献，这便是六经（关于六经是否是孔子所做，存在争议），即《诗》、《书》、《礼》、《易》、《乐》、《春秋》。
在此之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准研习儒家思想。
到了战国时代，儒墨两家并称显学，但是儒家的影响更大，六经已经被人们公认为经典。
但是到了秦朝，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大量经书典籍失传，后来说的儒家经典，一般指后人经过口耳相传整理得到的儒学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所谓经学，就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当中的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的道理的学问。
经学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两汉时期是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
经学产生于西汉，而随后在汉代统治下共400多年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统治者对教育不同的要求。
下面我们就来总结经学是怎么样逐渐演变的，期间发生了哪些标志性事件。
二、两汉经学的演变过程（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建立之初，随着秦朝专任法家治国的失败，儒、道两家的学说又开始活跃起来。
但是，由于当时外戚、功臣等的大力提倡，还由于道家“黄老之学”的“文武兼备”、“刑德并用”、“以法为符”、“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思想更有利于稳定汉初的政治形式并恢复汉初残败的社会经济，所以道家应时而成了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汉初几十年道家政治的实行，的确使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在此基础上，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愿意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恭俭无为”、“贵柔守雌”了，他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武帝不仅要独揽大权，而且还要试图消除郡国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内忧与匈奴侵边这个外患以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
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
略论汉代经学的发展阶段与内在理数作者：朱凯悦来源：《神州·中旬刊》2013年第03期摘要：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于核心地位，汉代则是经学发展的极盛时期。
在汉代，经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而汉代经学出现上述阶段性特征的原因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性需求，儒家社会理想与学术理想的矛盾以及儒经的语言文字特点等。
今、古文经最后合流，也是由其自身的内在理数决定的。
关键词：汉代经学今古文经之争阶段性特征一、汉代经学发展概述先秦时期，经学已萌芽并开始逐步发展。
但经籍的传布在秦汉之际遭受两次厄运：其一为秦始皇焚书（见《史记·秦始皇本紀》），其二为项羽焚烧秦宫室所藏图书。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西汉。
经学从此步入一个全面发展并臻于极盛的历史时期。
在汉代，经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经学重建阶段经学重建阶段为汉初至景帝时期。
这一时期，诸经复出，经学开始重建。
《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 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秦以来之“挟书律”，经籍复出。
《汉书·儒林传》：“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
” 由此可见汉初传经之特征为各守门户，统系分明，进一步形成西汉经学重视“师法”与“家法”的特点。
（二）今文经学极盛阶段今文经学极盛阶段为西汉武帝至成帝时期。
这一时期，儒术独尊，今文经学极盛。
《汉书·武帝纪》：“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 汉武帝采纳赵人董仲舒之意见，表彰儒家经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七家，标志着汉代经学繁荣阶段的开始。
汉宣帝时增立大夏侯（胜）、小夏侯（建）《尚书》各一家，谷梁《春秋》一家；分《礼》为大戴（德）、小戴（圣）二家，分《易》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分公羊《春秋》为严（彭祖）、颜（安乐）二家。
汉代经学的兴起与发展
汉代经学的兴起与发展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经历了笃信法家思想的秦代和注重儒家思想的汉初，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汉初的崇尚儒术和推崇儒家经典，使得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汉代鼎盛时期，儒家思想更是达到了顶峰，汉代经学成为当时社会学术的主流思想。
汉代经学是在汉初就开始萌芽的儒家学派，经学的产生源于《周礼》、《礼记》、《尚书》等古代文献的解读探究。
汉代重视经学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江山已经统一，治国思维成为了重要议题，另一方面是因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多人认为佛教和儒家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产生了对先祖文化的认同和追捧。
汉代经学历经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南阳董仲舒所发起的新学，在此基础上，大将军霍光于元狩五年推行“儒术之奏”，制定了以孔子故里为主要考试地点的“明堂之试”，标志着经学正式成为了汉朝的官方学说，此时汉代经学的教义为“天人合一”、“王道得天”等思想。
“天人合一”意味天命与人事互通，天地万物皆相连通，而“王道得天”意味着君王必须遵循天道，实行仁政，以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阶段为汉景帝时期的古文运动，宫廷中出现了多位执政者，如张汤、张释之等，他们强调“章句义”。
他们通过对《尚书》等经典文献的详细注解及解读来探究古文内在的含义，极大地丰富了经学的内涵。
第三阶段是东汉时期的黄老学派兴起，初唐时为“道孙派”，唐玄宗时改称黄老，该派学派规定了儒家思想中的“二气说”，即“道气与阴阳之气”，认为万物都是由这两种气交互而生。
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后来的文化推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达到明朝。
就汉代经学思想内涵而言，经学在强调“天人合一”的同时更是主张“中庸之道”，认为各种事物都应当有所节制。
他们科学地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且提出“至诚”、“尊贤”“愧于言”的治学方针。
在此意义上，经学的宗旨不仅是为社会服务，而且更是强调道德和个人修养。
汉代经学的兴起与发展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和发展打开了一扇大门，其教义之深刻和贡献之重要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经学师法家法研究述论
高海云专题述评摘要：汉代史籍多见“师法”、“家法”之争论，但自魏晋以降渐致沉寂不言；直到清代考据学者提倡汉学而攻讦宋明理学时，重提“师法”、“家法”问题，并奠定此后研究的基本框架。
近世学者多围绕“师法”、“家法”的本义以及二者的异同展开讨论，实际并未脱出清儒学说之窠臼。
新世纪以来，学人就此问题立论颇多，新见叠出，却也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欲辨明此问题的本真，亟需重新梳理历代学者之成说，辨明诸家观念之同异，去伪存真，为深入探讨汉代经学史、思想史提供周延且符合汉代史实的识见。
关键词：师法；家法；官学；私学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982（2019）11-0064-08汉代经学师法家法研究述论“师法”、“家法”是汉代思想史研究的经典课题。
历代学者虽欲正本清源,试图辨明“师法”、“家法”的本来面目,但往往杂入其他问题一起讨论,或偏于一见,或得失参半,或言不及实,因而造成若干观念的掺杂、混淆,始终未能获得周延且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本文力图备举胪列前人之成说,述评学界就汉代“师法”“家法”各自本义以及二者异同的研究成果,并提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为深入研究此问题提供一孔之见。
一汉人注重师法、家法已成学界通论。
汉籍多见“师法”、“家法”之争论,但降至魏晋不再被重视,唐代《五经正义》及宋明儒家编修注疏经籍时,但取诸家所长,几近无视所谓“师法”“家法”观念。
直至清儒提倡汉学而攻讦宋明理学时,“师法”“家法”问题才重新被关注。
清儒以汉代经学学风谨严,笃守“师法”、“家法”,长于训诂考释,批评宋明理学空疏、臆说。
惠栋曰:“汉有经师,宋无经师。
汉儒浅而有本,宋儒深而无本。
有师与无师之异,浅者勿轻疑,深者勿轻信,此后学之责。
”①在惠栋眼中,汉学有本、有师,而宋儒仅凭“臆说”。
戴震亦批评宋儒曰:“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
②《四库全书总目·孝经问提要》尝比较汉学与宋学优劣曰:“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汉代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时期，受当时经学盛行的影响，古文经学在文学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将从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进行探讨。
一、古文经学对文学语言的塑造古文经学是汉代以来的一种经典文献研究方法，它依赖于对《易》、《诗》、《书》、《礼》等经典文献进行解释、比较、推导等方法，对古代文字的起源、演变、意义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塑造了汉代的文学语言。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对文学语言进行了规范和纠正。
在古文经学的影响下，人们开始重视词汇的精确用法、语法结构的正确性和句子的朴实、简明。
例如，汉代古文经学家所提倡的“永言慎行”，表明他们在语言的使用上一定会严谨、审慎。
其次，它对文学语言的丰满和多样性产生了影响。
文言文和白话文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语言，古文经学家开展的经典文献研究实践不仅促进了文言文语言的拓展和延伸，而且形成了更为自由、松散、贴近生活的白话文风格。
最后，它也在文学语言的历史和文化方面进行探究。
古文经学家通常关注古代文献的历史渊源、书写技艺和文化背景，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文学语言的丰富性，而且也推进了文化传承的发展。
二、古文经学对文学题材的选择和创新的促进古文经学家的研究范畴涉及到历史、思想、文学等多个领域，这种探究方式对于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和创新都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首先，它开拓了文学题材的范围。
受到古文经学家的影响，文学创作者得以从传统的佛教、神话、武侠等题材中解放出来，扩大了创作的视野和空间。
同时，古文经学家还将对道德伦理和社会现实的关注融入到文学创作中，更好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社会问题。
其次，它促进了文学创新的探索。
古文经学家的研究方式鼓励文学创作者从经典文献中寻找灵感和创意，从而进行更为前卫、创新的文学创作。
例如，《论语》、《诗经》中的人生智慧、爱情美学、哲学思辨等元素成为了汉代文学创作者进行文学探索的重要源泉。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一、概述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极为丰富的时期，经学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学术流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古文经学作为汉代经学的两大主要分支，它们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构成了汉代经学发展的重要线索。
今文经学主要依据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经书进行阐释，强调经文的微言大义和义理阐发。
而古文经学则依据更早的篆书或六国文字书写的经书，注重经文的文字训诂和历史背景。
由于这两种经学在经书的版本、解读方法以及学术理念上存在差异，因此它们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这种斗争不仅体现在学术观点的交锋上，更体现在政治权力和文化地位的争夺上。
今文经学在汉代初期受到官方的推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和发展，其学术地位逐渐得到认可，并对今文经学构成了挑战。
尽管今古文经学之间存在斗争，但它们之间并非完全对立，而是有着相互融合的趋势。
今文经学家在坚持自身学术理念的也吸收了古文经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古文经学家也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与今文经学形成互补。
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汉代经学的内涵，也为后世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是汉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反映了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发展性。
1. 汉代经学的历史背景与重要性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其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均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在这一时期，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发展与演变对于整个汉代乃至后世的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经学的兴起，首先源于秦朝焚书坑儒后儒家文化的衰落与复兴。
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寻求治国理政的方略，开始重视儒家文化，提倡经学。
随着汉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人们对于文化传承的需求也日益增强，经学因此得以在汉代社会中广泛传播。
汉代经学的重要性在于其对于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经学家们通过对经典文献的诠释与注解，不仅使得儒家文化得以延续，更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汉代经学体系。
略论东汉前期的经学
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刘秀却回答说:“我自乐
此，不为疲也。”121(((同上)))
通过刘秀和群臣的努力，东汉初期经学很快复兴起来，
它继西汉中期以来崇经习儒之风而愈益浓郁，为东汉前期
乃至后世经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二、东汉前期社会的全面经学化
以经治国也臻于极盛。又由于东汉前期处于两汉之间特殊
的历史时期，对于汉代经学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因此这一时期经学的研究对于认识汉代经学的发展状况，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东汉初期经学的复兴
两汉之际的战乱使西汉后期的经学遭受了一次重大的
浩劫:士人离散，典文残落，“礼崩乐坏”。但是通过刘秀
经》博士，恢复西汉的十四博士之学:“《易》有施、孟、
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
《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
总领焉”【21(《儒林列传·序》)。刘秀还经常“诏诸儒博士
论难于前”，以讨论经学;又每“诏诸生雅吹击磐，尽日乃
罢”12】(((桓荣传)))，终于使太学“诸生横巷，为海内所
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21(《寇询传》)。
朱佑，“为人质直，尚儒学”，与刘秀俱学长安，“(刘
秀)往候之，佑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121(((朱佑传》)。
祭遵，“少好经书”，后“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
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
夫。虽在军旅，不忘姐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
褒德侯。刘秀在其表彰卓茂的诏令中说:“前密令卓茂，束
略论汉代古文经学的制度构想与文论视野
略论汉代古文经学的制度构想与文论视野•2011-06-2211:11:39程勇内容提要在古文经学家推崇的各类经传中，《周礼》与《左传》集中表达了合乎礼治原则的理想政教制度的构想，古文经学的文论叙述也便于其中得以安置，并获得具体规定。
《周礼》的意义偏重于对文学的制度性安置，核心在于“乐”的政教功能；《左传》的意义则偏重于文法的具体规定，其实质即如何在书写中寄寓王道理想。
关键词古文经学制度构想文论视野《周礼》《左传》作为古文经传释义学的古学，在形成与今文经学相颉颃的古文经学派别以后，虽然对于两汉思想的整体格局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其尚通贵真的思想风格却于汉儒思想论说的整理颇为有益，如郑玄一类的经学大师都运用古文经学的思想方法，以整合今古文经学的经说，便是明证。
这就使古文经学虽然没有发展出特别的主义论说，却以一种平实的更具学理性的话语方式保存了经学义理，这义理便是统摄于王道理想的制度规划与文化规范。
与今文经学并无二致，古文经学的文论叙述也便是在文化规范意义上，由经典释义引领出的关于“文”的看法和主张。
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论古文经学释义学引领的汉儒文论叙述，只就其制度构想中蕴涵的文论视野及其话语生成途径做一文化还原式的简略考察。
一汉代经学文论叙述一个至为重要的特点是制度性，即依托一定的政治文教制度架构，或从意识形态立场，或从知识分子立场，对文艺创作及其意义做出规定。
因此之故，经学文论也便不是旨在总结“文法”的“归纳的文论”，而是旨在制定“文法”的“规定的文论”。
在古文经学所标榜的各类经传中，《周礼》与《左传》集中地表达了古文家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理想规划。
正是在此理想规划中，古文经学的文论叙述得以安置，并获得具体规定，其逻辑前提和叙述起点是《周礼》凝聚着先代圣王所指示的王道大法，而《左传》则是对此王道大法的历史性书写。
于是，那些前代的思想材料便在此阐释视野中获得了当代性。
有关《周礼》的种种争议代不绝响，盖因“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1](P149)。
简论两汉经学的发展演变
简论两汉经学的发展演变
答: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外儒,安抚与镇压并用的政策.他利用儒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到汉元帝上台后,提拔了一大批名儒来主政,使得西汉儒生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言论不顺实际地得到实行.建国二百年的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现在全用"宽政",使得王朝政治如脱缰之马般地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本来汉代儒学就是杂着阴阳灾异的混合物,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的是"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汉家"失德"该有新王朝代汉的说法渐渐流传开来.于是王莽利用这种说法,代汉建立新朝.但王莽是一个食古不化的经学书呆子,他完全按照《周礼》治理国家,所行的大政没有一样切合实际.当时由于天灾人祸,人民无法生存,开始造反;他还只顾和大臣们议制度,以为礼制一定,天下自然太平.所以,王莽的失败,是一场经学的失败.东汉建立后,像"尧舜禅让"一类的经论被皇帝"受命于天"的论调代替了,以后再也没有见谁敢提起过。
东汉经学世家述论
2.学位论文陈扬汉代伏氏与经学研究2009
“儒士”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儒士”作为政治和文化的参与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与政治的结合日益紧密,并逐渐发展成为经学。随着经学在学术的发展,经学的传授由注重“师法”转而注重“家法”。及至东汉,各家又分别以“家法”传授,家学大抵先在父子兄弟间相传授,然后传授弟子。因此,在汉代尤其是东汉,家学是贯穿家族文化传统的主线,在这条主线下,家学累世相传逐渐形成了累世经学,即史籍所载之“传父业”,“修父业”。其传授虽时有间断,但基本上能延续数代,形成经学世家。在通经致仕的汉代,广大士人为了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积极入仕,通经与入仕相结合,累世经学逐渐地发展成为累世公卿,由此形成了若干经学世家。汉代伏氏自秦博士伏胜,迄于孝献皇后伏寿,经两汉,历十六世,约四百三十余年。自始祖伏生起,累世经学,代为帝师,位至宰辅,世卿世禄皇室贵戚。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与其后世所传《齐诗》“伏氏之学”,都在两汉学术史及后世的儒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就家风而言,龙亢桓氏在三个方面有较为明显的转向。其一、从儒者之风转向名士风度。汉代桓氏作为经学世家,崇奉儒学,敦守儒行;而两晋桓氏了弟颇具名士风度。其二、从文质彬彬转向文武双修。汉代桓氏家族成员长于文学,精通经学;魏晋桓氏子弟文武兼备。其三、忠的观念的变化。汉代桓氏,以忠义闻名;曹魏时桓范因忠于曹氏集团而遇难;东晋时期,桓温欲加九锡、桓玄篡晋立楚表明桓氏逐渐背离尽忠之道、忠的观念渐趋淡薄。这三个方面既各有独具特色的内容,又相互交织。桓氏家风的变化是汉晋间文化变迁的结果。而桓氏于汉晋间两起两落的发展历程与其家学、家风有着潜在的互动关系。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格局下,士族与皇族一起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总体上,皇族与士族间始终处于斗争与妥协之中,各家族间关系错综复杂。就龙亢桓氏与琅琊王氏在政治态度、家学传统、家风三方面异同比较来看,桓王两家在具体表现上有着很大的相似。这不是偶然的,当时宏大的时代背景,使得两家发展的历史产生了诸多的类似。但是,不难发现,龙亢桓氏终因桓玄之败而门户凋落,再也没能重振雄风。而琅琊王氏子弟在其“与时推迁”的务实灵活的门风引导下,一直延续到唐代仍有居于高位如王褒、王猛者。就家族延续的不同上来看,桓、王两家内在的气质,对其家族发展演变所产生的影响和造成的结果又是有着明显的差异。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论文关键词：汉代古文经学文学创作论文摘要：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
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
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自西汉末年刘欲争立《春秋左氏传》为博士，从而确立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以来，经一大批古文经师的推动，特别是其中的能文之士的创作实践，使得汉代文学呈现出一些迥异的风貌。
较之今文经学的烦琐与迷信，古文经学表现出了迥异的解经取向。
其特点一是简明，不为章句之学，自然也就不以引申饰说为尚了，诚如范文谰所说“古文经学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话简明。
>,}I)(PI17，二是讲求兼通，不重家法师法，“其有不乐守章句师法者，当时称之日‘古学’。
古学必尚兼通。
," }2)(P238)由于学术上尚兼通，故博采众说，熔今古文于一炉。
三是反对俄纬，不凭空臆说，迷信成分极少。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区别之一便是对待图俄的态度，“经学治1、不治诫之界，即为今学、古学之界矣。
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表现为:第一，古文经学者不为章句之学，著文不似今文经学者那般广征博引，追求简明的文风，属文以才学为胜，使得文章富赡精工，才气横溢。
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受到重视，影响所及，文学著述也由繁趋简。
汉大赋的鸿篇巨制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短篇小制式的小赋。
这种短章在内容上不求富博，抒写亦平淡，却将物、景、事及情感、志趣等因素结合起来，虚实相衬，拓展了想象空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如蔡琶的《蝉赋》、赵壹的《穷鸟赋》、阮璃《纪征赋》等作多如是。
汉小赋因体式简短而注重章法，因取材集中而讲究意趣，因情意深切而个性鲜明，故其技巧弥精，刻画愈细，辞采日美，章法趋严，渐以气韵生动，言短意长为尚，为后之诗体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如张衡《思玄赋》:“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
从汉代经学的确立看中国传统史学观对封建政权的作用
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他在 《 ２ ］ 历史哲学》中指出，中国 人 民族 性 中没有主观 性因素或者说 所谓的 “ 精神 ”，而 自
免 的 ，也 是 必 要 的 ［。 ３ ］
读
从汉代经学的确立看中国传统史学观对封建政权的作用
。徐 娟 娟
摘 要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使得历史作 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成为可 能。由巫到史，始终需要一种能够控制人心 、 维持秩序的观念 ，即需要 “ 未来可以把握”这一假设 。而汉代经 学地位的确 立，便直接体现 了历史的功用。 因此
罗 伯 特 ・ 所 指 出 ， 这 种 历 史 观 念 为 西 方 征 服 世 界 提 秩 序 超 于 人 力 的 创 造 ，人 不 过 是 去 接 受 它 ， 安 于 其 位 ， 维 杨 供 了合 法 依 据 ，并 将 “ 者 ” 当作 了 一 种 知 识 。 这样 把 其 持 它 ；而 现 代 西 方 的文 化 却 是 浮 士 德 式 的 ， 他 们 把 冲 突 看 他
［】 ４ 司马光： Ⅸ 资治通鉴 》，呼和浩特 ：远方 出版社 ，１ ９ 年版 。 ８ ９
［ 陈寿： 《 国志》，北京 ：中华书局 ，１ ６ 年版 。 ５ 】 三 ９４
６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 图集 ・ 国分册》，北京： 中国地 图出版 三 全 民迁 徙 迟 早 会 让 他 失业 ， 政 权 更 迭 则 令 他 即 使 保 住 了位 ［］
中国古代政权依靠 了对历史的利用来建立和维持 ，而与 “ 民族”概念并无直接 关系。
关键词 ：史学观
经学 封建政权
民族 主 义 这 一 “ 殊 的 文 化 的人 造 物 ”在 １ 世 纪 末 被 他 社 会 和 知 识 形 式 纳 入 自 己凌 驾 于 一 切 的 框 架 之 中 ， 就 会 特 ８ 创 造 出来 ［，从 美 洲 开始 ，影 响 欧 洲 ，直 至 亚 非 。 启 蒙历 史 发 现后 者 处 处 捉 襟 见肘 『。然 而 这种 评 判 方 式 是 不公 正 的 。 １ ］ ４ ］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汉代巴蜀经学源自先秦以来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经学体系。
汉朝是一
个全国性统一的政府，形成了“中央对一切”的格局，使得阿拉伯和汉代巴蜀经学发展获
得良好的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汉代巴蜀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
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精华之作。
汉代巴蜀经学在学科体系方面，以礼仪、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为主，以《论语》《大学》《孟子》《诗经》《史记》《春秋》《资治通鉴》等
为精髓。
它的观念是以仁义道德和法治为核心，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遵循仁义道德以及道
德全面发展的原则。
汉代巴蜀经学是汉语文化灵魂所在，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精粹，形成
了特殊的智慧文化。
汉代巴蜀经学的特点是考辨渊源，解释精要，统一理性，体现出汉代
的文化特点，也体现出汉代的学术特色，因而其影响很深。
汉代巴蜀经学使用了阿拉伯书法作为图案，以及唐代以前诗歌文学题材和观念，对中
国文学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
此外，汉代巴蜀经学还指导着社会行为，传承了政治、历史、道德、哲学等传统文化，是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汉代巴蜀经学在中国是十分受人尊敬的，在现代西方教育中，也有不少学者根据西方
经典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从历史及当代意义来讲，汉代巴蜀经学都是中华文化的珍贵
财富，对于进一步加深全人类文明交流和学习，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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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从汉代经学的兴衰看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李 岩(通化师范学院历史系,吉林通化134002) 摘要: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大盛,一时儒生云集,活跃于广阔的学术领域和政治舞台上。
文章试对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理想伴随着汉代经学的发展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加以考察,从而揭示出汉代经学的发展和走向深刻影响着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这一规律。
关键词:汉代经学;儒生;价值追求;人格理想中图分类号:B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9)07-0017-04 两汉是经学的昌盛时代,经学几乎覆盖了一切学术研究领域,成为至高无上的社会意识形态。
汉代的儒家经学不仅是一门学问,而且是知识分子入仕行政的通道与工具。
儒家经学在汉代统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和诱惑,自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以经学为主导的文化环境和思想氛围。
儒学作为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确立其统治地位,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
汉代开明经入仕之途,通经是当时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
儒家经学成为唯一可以用来谋取功名利禄的学习内容,这也促使汉代知识分子纷纷学儒诵经,获取功名,儒家经学很快在社会上发展起来。
本文试图从汉代经学的初起、独尊与繁盛、衰落这样三个典型的阶段来考察汉代儒生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
一、初起阶段———儒生的现实忧患意识、积极用世精神,追求独立人格 从刘邦建汉到景帝末,是汉代经学发展的初起阶段。
这一阶段天下初定,战国诸子之学稍稍复出,却已无昔日气象,而在此时黄老思想一度为王朝所重视。
黄老之学适应了汉初的政治需要,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效,但久而久之,又成了地方豪强和诸侯势力的理论工具,不利于中央政治集权的巩固。
而在此时,儒家经学的影响正悄然增长,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西汉初年儒家思想非常活跃。
西汉政权建立后,对士人的制约有所减轻,政治环境比较宽松。
各家各派的士人活动于侯门大姓之间,有着一定的自由度。
经过秦始皇焚坑之难,汉初儒生们明白,在大一统的现实面前,君权的无上性是不容侵犯的,故而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规划现实的时候,大都是以批评秦政,总结亡秦经验教训的方式进行的。
这和先秦的儒生们相比,从理想层面回到了现实之中,其主张和建议均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
汉初儒生们不再一味地以道相高,是古非今,而是立足现实,根据现实需要,变通所学,在可能的范围内,参与现实的政治建设,探索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
简言之,即汉初儒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
接下来再看汉儒的积极用世精神。
所谓用世,是指士人积极投身社会,自愿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为作者简介:李岩,通化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吉林大学古籍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81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中国哲学社会服务,成就事业,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
汉初数十年间,黄老道家一度受到朝廷的推崇,然而,士人们在此政策之下,其才智和理想实难以发挥,虽有少数士人的思想学说因符合当时之形势而受到国家之器重,但士之主流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确因当时之政治而不受重视。
但是无可否认,知识分子是任何王朝政治之必需。
汉初的刘氏王朝虽对士人的价值有些低估,可仍有一部分士人在为其效力,文化视野限制了刘邦等人对古圣先贤的政治理论的认识,需要有深厚教育涵养的士人的文化理性对政治的渗透,正如叔孙通所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陆贾亦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汉书・郦生陆贾列传》)定天下,安社稷,离不开《诗》、《书》之道,儒学之士施展抱负的时机终会到来。
虽然刘邦等人对儒士傲慢、轻狎,但是“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说苑・尊贤》)。
为了汉家统治的长治久安,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汉初统治者听从士人之言,以功功人,以利利人,使士人的治国之才见重于时人。
在士人们的心里,用世是他们的重要渴盼,他们清楚儒家之学本身就是一入世之说,是官文化。
最后我们来看此阶段汉儒所追求的独立人格。
先秦士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愿意完全依附某个政权和个人做一种工具,而是要求独立于社会,自我设计,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对个人理想的自我追求。
孔子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士人们甚至要求与各国君主平等相处。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他们明确表示:“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
”(《荀子・大略》)他们的这种言论正是他们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的表白。
汉初诸家再起,兴起一股互相争鸣的学风,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初是专制统治确立以后少有的士人思想解放时期,相对于秦王朝和汉武帝以后,他们的言论要自由许多,儒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人格的独立性,没有曲学阿世,一味地迎合现实需要。
汉政权建立初期,许多帮助刘邦夺取政权的儒生功成不居,不在汉政权中任职,秦汉之际隐居山林的儒生,汉政权多次征聘不应,就是这种独立人格意识的显现。
二、独尊与繁盛阶段———儒生的实用实利意识、崇拜权力权威,表现依附人格 武帝即位初,社会形势较汉初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上开始出现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无为而治所造成的弊端日益严重。
在思想文化领域,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汉代经学得到了振兴,至元、成时期达到极盛,其主要表征有三:其一,武帝设“五经”博士,宣帝末增设至十三博士;其二,私学蓬勃兴起;其三,经学与政治更加紧密结合。
这一阶段汉儒表现出强烈的实用实利意识。
进入汉代以后,儒家学说日渐兴盛起来。
儒生们极力宣传兜售自己的学说,希冀得到统治者重用。
对本不好儒的汉高祖刘邦,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并以“行仁义,法先圣”说之,为其著《新语》。
(《汉书・郦生陆贾列传》)叔孙通说得更直截了当:“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其后贾谊、贾山、董仲舒等都曾为儒家学说受到重视、治经儒生参与政治,作过许多努力。
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并渗透到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刘汉王朝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
于是儒生通经致用,通经成为重要的选官标准,研习儒家经典成了最主要的仕进方式。
随着儒家经学的独尊,儒学成为政治的工具,治学不是为了探索真理,获取真知,而是为了论证现实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以干禄仕进,此时儒生成为十足的实用主义者。
任何建立起统一政权的统治者,都不会放弃思想文化上的统一,都力求既拥有政治权威(即皇权、君权),又握有理论权威。
汉王朝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此,不断地寻找适宜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模式。
由于儒家注重宗法伦常,强调等级秩序,其“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可以使最高统治者从根本上获得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权威。
于是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使儒家经典成为理论权威,使儒家经学取得了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汉儒对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都表现出了狂热的崇拜。
在独尊儒术的规范和引导下,权威从汉儒的认识对象中分离出来而变为崇拜的对象。
在此阶段,汉儒的认识仅仅是对权威的领会和解释,是代圣人立言和传道,汉儒不再具有认识主体的独立性,表现出人格上的依附性。
西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对士人进行控制,其中独尊儒术和控制言论使儒生在人格上逐步地蜕变为权势的附庸,完全依附于君权而臣仆化,其人格的独立性彻底消失,从而曲学阿世,逢迎人主。
三、衰落阶段———儒生的社会批判意识、讲求名士气节,展示自主人格 东汉中后期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官办经学刚刚达到了它的荣华和声誉的颠峰,就急剧地跌落下来,一蹶不振。
在过去的年代,官学占有绝对的优势,私学只是官学的辅翼,并且把立为官学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
经师如果受到朝廷征辟,任以官职,是一种崇高的荣耀。
现在情况完全颠倒过来,私学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官学,学术性的经学活动比经世致用更为重要。
东汉末年,长期持续的社会政治危机使得有的学者因为直接受到迫害打击或避免受到迫害打击,从而脱离政治,转向从事学术性的经学活动。
这种经学的繁荣正好从反面说明神学经学的没落,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各个阶层都动荡不安,思想领域呈现出一派喧闹沸腾、极为活跃的形势,此时汉儒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在此阶段,脱离政治而从事学术性的经学活动的,只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
大多数知识分子尽管仕途堵塞,处于在野的地位,仍然是关心政治的。
汉儒放言高论,无所顾忌,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危机进行大胆的揭露,激烈的抨击,掀起了社会批判思潮。
以王符、仲长统、崔寔、荀悦等人为主要代表,他们直接继承了王充的“疾虚妄”的批判精神,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着重于批判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
除此,一些著名士大夫如李膺、陈蕃、范滂、贾彪、朱穆、张俭等纷纷抨击时政,针砭弊害,他们“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赢得了朝野士人的支持和响应。
他们还发动太学生,利用舆论,团结士人,共同反对宦官,在士林中形成了巨大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浪潮。
在东汉后期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士人阶层面对邪恶暴虐的皇权以及宦官、外戚势力,激言上书,愤辞抗命,忠贤力争,屡折奸锋,与西汉士人的谄谀取容形成明显对比。
东汉儒生对汉末时政的批评,体现了中国传统士人所具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忧患意识和“明知不可而为之”的进取心理,在此又得到了激发。
东汉末神学经学的衰落,使传统儒家的经典原义得以再现,汉儒面对专制政权的淫威和压力,坚持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人生价值,“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
惟仁之处,惟义之行”,(《盐铁论・地广》),表现出对名士气节的积极追求。
他们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用实际行动,匡扶正义,清除各种邪恶势力。
当时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李膺、陈蕃、杜密、范滂等一批正直之士,不避生死,振臂而起,与邪恶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剧目,显示出士可杀不可辱的巨大人格魅力。
范晔说:“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
其余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
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他又说:“桓、灵之世,若陈蕃91从汉代经学的兴衰看汉儒的价值追求和人格转变02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7期・中国哲学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厄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
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
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