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流变

试论中国人本思想的流变
提要：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其本身有着厚重的历史，其中人本思想更是闪烁着其特有的光芒，本文试从人本思想的流变来论述分析此问题。

关键词：中国、人本思想、流变、论述、分析
中国古代是各种思想层出不穷的时代，其中人本思想闪烁着其特有的思想光芒，下面将分几个时期来说明此问题，并加以分析：
一．西周时期：“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其主要特点为：认为天意必须与民心相互联系,天意就是民心的集中体现，给“天命“赋予了实际内容，从统治者本身来看，其必须保持”天命“就必须注意”保民“，在天命的前提之下，强调人事的重要性，同时并提出了”明德“，这就要求统治者加强自我克制，同时也加强了对”民“的思想约束，”敬天“、“保民”、“明德”反映出了西周统治思想在重视天的前提之下，强调保民的重要性，可以说此阶段为中国古代人本思想的发轫阶段，说明了统治者开始重视民的作用，认识到其重要性，从而影响到下一阶段的出现。

二．春秋时期：“轻天重民”思想形成，其特点为：春秋时期奴隶制走向解体，封建制以新的姿态逐渐形成，各种巨变也反映在社会思想之上，同时人本思想也显示
的尤为突出；此时期对“天”的信仰开始发生动摇，重民思想开始抬头，随着巨变的产生，人们开始对“天”产生了质疑，主张人事与天道分开，“天神”已远非凌驾一切的主体，而变为处于人的附属地位，”天”必须遵循人的意志行事思想开始出现，这正表明重民思想在此阶段的集中反映，人神关系开始产生颠倒，这恰恰表明了人的觉醒，把人放在神之前的思想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奴隶制的崩溃，社会思想的进步，若分析此阶段的话，可以这样说它预示着新的时代的开端，由此步入了崭新的阶段。

三、两汉时期：此时期相继出现了以黄老思想为基
础的“无为而治”与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纲五常
“思想，前者表现为统治者以少所作为的办法来统
治，稳定统治秩序，而后者则是运用”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等，来表明最高统治者是代天统治，最
高统治者能决定一切命运，同时以”三纲五常“作
为基本伦理规范，”三纲五常“便成为了意志之天，从而构成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四种统
治力量相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了束缚人民的
精神锁链，儒家从这二方面论证其”三纲五常“与
封建等级制，封建统治者的合理性，从中不难看出，其思想核心：从维护封建中央政权的立场出发，深
化皇权，并力图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相互结
合成为其有效统治工具，成为人的精神枷锁，从此
阶段开始”三纲五常“思想成为了历代统治者的工
具并不断继承发展，直至近代人本思想的解放其才
方告结束，从此阶段分析来看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已
经进入到上升的高度，并开始传承发展。

三．魏晋南北朝：此时期各种思想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百家交流”的局面，打破了一家独大的氛围，“百家交流”的局面出现，就更加突显的难能可贵，这种特征表现在人本思想领域当中表现的较为明显与突出，下面从四个方面来谈一下：（1）.玄学思想深入人本思想当中，其主要表现在：认为礼教名法、君臣贵贱、都是顺其自然，人应该任其发展，不应干涉强求，其所维护的恰恰是士族门阀统治制度的理论：但同时要看到的是，还有种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无所谓尊卑之分，幻想出来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的社会，既是对玄学所进行批判又是对士族门阀统治的抗议，从中可以看出其难能可贵之处，虽然其思想不占据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地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其思想具有可贵之处，从此点来观之是值得肯定与赞扬的。

（2）.儒学传统影响仍继续浸染人本思想；其表现在：由于儒家自身所带有的特点越来越被统治者所看重，成为了
重振封建纲常的标杆，有利于有效的统治人民，从中可看出儒家对于统治阶层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也是此时期的重要体现。

（3）.佛教思想进入到人本思想当中，其表现为：佛教在此时期广泛流行，成为了此时期统治阶层的的统治工具，成为了麻痹人民思想，盘剥人民的双重压迫并且成为其统治的有效途径，并为此时期的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4）.道教开始浸染至民本思想当中，其表现在：此时期，道教改革出现，其改革结果为：道教纳入到官方化的的轨道之中，其中提出了天理自然不能更易，由于道教传统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成为了迷惑人民思想的的重要精神工具，从中可以看出，道教已经完全被纳入到官方化的体系之内，并浸染到民本思想当中，成为古代民本思想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满足了统治阶层的自身的精神需求。

从这四方面来观此阶段，可看到当各种思想汇入到民本思想当中去时，形成了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不利于广大人民的思想局面，使得人民囚禁于无形的牢笼当中。

五.隋唐时期：其主要特点为：1.否定神秘的天、2、天人
不相遇说、3.对鬼神迷信加以批判等为当时较为先进的人本思想，认为人民是主要的，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性，能够很好的运用自然规律，来改变自然，有意识、有目的去进行，有着鲜明的唯物辩证因素存在，具有种超越
时代的因素，此时期可以看出，中国的人本思想开始突破棋自身局限与狭隘性，但要看到的是这种突破仅仅是局部的而并非全面，其最后的迸发并未完全出现，只有到近代，它方能迸发出独特的光芒。

六.宋元时期：此时期的主要特点为：1.宋学兴起、
2、理学形成；下面具体论述其思想渊源：宋学形成具有其深刻社会原因；其一、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的推动、其二、佛、道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学的渗透、其三、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四、科举改革的的冲击，种种这些表明在宋元时代具有其鲜明特征的新儒学的诞生，其影响是之深，为历代所罕见，在这种影响之下，程朱理学便应运而生，理学在此期间深深的影响到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当中，从某种方面，它对人本思想起到了消极作用，理学的主要特征为“去人欲，存天理“，其中的某些思想深深的压抑了人的本能，阻碍了人的精神成长，成为了人民心中又一道精神枷锁，这种层层的束缚也对理学本身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使理学走向了僵化与陈腐，此阶段的人本想深深受到了扭曲，改变了自西周以来的人本思想的格局，使得人本思想深深受到了压抑与摧残。

七、明清时期：此阶段较为明显的特点为：“心学“的出现，“心学”继承了理学思想的主要精神遗产，其认为”灭人欲“仍为首要，应该说“心学”完全脱离了人民，走入
到自我封闭当中，更加使理学走向僵化；在此时期，还存在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思想，其思想锋芒直指封建礼教以及文化专制，这恰恰表明了反对封建等级，追求人性解放，发展个性的强烈批判社会社会的特征，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其伟大是不容置疑的，同时此时期还出现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开始萌发，以民本君客的思想出发，对于君主为保持家天下所制定的法加以深刻批判与揭露，从民本思想出发，从人的主体出发性出发，批判程朱理学，指出封建礼法比封建刑法更为可怕，人民才为社会的的主体，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与现实精神，此阶段可视作为个性解放的先声。

八、近代时期：此阶段具有明显的特点为：自“五 .四”运动之后，人本思想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以人为本思想深入人心，人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解放，民本思想在这一时期活跃，人得心灵开始得到自由，摆脱了精神的束缚，各种新鲜思想活跃于人民心中，形成了打破封建枷锁之后的新的解放，同时也出现了人性的高扬，走上了个性解放之路，以此观之此阶段为人本思想最为高扬的时期，成为了一个时代标志，指引人民不断向前，为新时代人本思想奠定了有效而又深远得基础，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并影响之深。

从此八个时期观之，中国的人本思想的变化是经历了个渐变的过程，从朴素的思想观出发，由最初的“敬天保民”
在到“轻天重民”，逐渐延续到“三纲五常”在到佛教，道教、儒学三种思想融入到其中，再到理学进入其中，最后到强烈的批判意识的产生，中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最后到人的个性充分解放，其中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去吸取，因为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下面从横向与纵向来说明：
从横向来看：中国的人本思想的流变，是以儒家学说贯彻始终一条主线，儒家学说对于人本思想的影响还是较大的，中间虽然有些变化，但总体来说不占其思想源流的主要地位，儒学成为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人本思想的根基，儒家学说最为重要的是“保民”的思想，其中的一些有利于封建统治阶层的理论成为了统治的主要理论依据，尤其“三纲五常”理论更是影响深远，但要看到的是从“三纲五常”到“灭人欲，存天理”理学他们所起到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它深深的束缚了人的个性发展，成为了一道精神枷锁，儒学的一些好的成果我们应吸收借鉴，对于消极的东西，我们应予以剔除，让消极的东西不复存在，让积极的东西留存于中国文化的宝库之中，有区分去继承这个精神财富，使之发扬广大，成为中华的精神家园与心灵港湾，儒家的基石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风貌，是宝贵的精神遗产，有区分去继承这笔遗产，对中华民族来说有着深远而又现实的意义。

从纵向来看：中国的人本思想有着其独特的特质存在，有些甚至相当先进，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要看到的是中国的人本思想也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其中在人性解放表现的尤为突出，以“三纲五常”与“理学”为例，它们深深的束缚了人性，成为了一道封建精神枷锁，束缚人们创造性与进取性，同时与世界人本思想的流变相比较的话，人的个性解放也晚了将近几百年时间，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这些思想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在加上其特有的封建伦理存在，使得人的本性不能有效充分的激发出来，囚禁于思想的牢笼之中，不能充分的体现出来，直至近代这种无形牢笼才被最终打破，人性得到解放，精神枷锁才被最终打碎，人与人性才得到最终的释放。

从中不难看出，中国人本思想经历了漫长而悠远的进程，今天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并让其长久的留存下去，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其融入到每个人的血液与信念之中，成为永恒的精神家园。

参考书目：1、《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2、《中国古代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3、《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