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1]

一、基本案情:被告张进强于1998年7月4日下午3时许，驾驶牌照为津A-Y4599东风半挂货车途经海滨浴场北门附近时，因驾驶的汽车不符合浴场卫生管理规定，浴场清洁工刘怀彪便上前示意张停车，因此发生口角，后被他人劝开。

被告人离开后出言不逊，刘怀彪令其停车，被告人未停车反而加大油门朝刘撞去，刘躲开后大声呼喊停车，此时正在清扫路面的清洁工崔世涛闻声上前拦车，被告人仍驾车向其撞去，崔见状扔掉扫帚，躲闪到花池内。

当车行到浴场北门西侧200米处时，清洁工崔世杰举起铁锨上前拦车，被告人仍开车相其撞去。

崔世杰见该车向其驶来扔掉铁锨欲躲闪时，被汽车左侧前轮碾压腹部、胸部，造成心脏、肝脏破裂，休克出血死亡。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在驾车逃跑时，基于自信的心理状态，已经预见他人拦车会发生对其人身伤害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被害人被碾压致死的严重后果。

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据此判决如下：1.被告人张进强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一次性赔偿被害人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经济损失费用人民币35000元。

一审法院判决后，检方仍认为，被告人张进强故意向被害人崔世杰撞击，一审法院认定被害人自己摔倒而被碾压致死没有证据证实，与事实不符。

因被害人被撞倒后碾压致死，所以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

据此，检方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进强以每小时30至40公里的速度驾驶半挂货车向拦车的被害人冲撞，明知会发生将其撞死的后果，但其仍放任此行为，导致将被害人被碾压致死的严重后果。

该后果是在被告人预见范围之内，因此应以故意杀人罪处罚。

一审法院依据尸检报告中被害人死亡前没有发现明显的撞击伤，从而认定被害人自己摔倒后被汽车碾压致死与事实不符。

根据被告人的行为、驾驶经验、货车的性能和行使速度，其已经预见到致人死亡的结果可能发生，故一审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被告人进行处罚显属不当。

据此依法判决如下：1.撤销一审法院主文第一项对被告人张进强的定罪、量刑部分。

2.被告人张进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3.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主文第二项。

二、争议焦点：如何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三、法理分析在本案中，可以看到争议的焦点即在于被告人犯罪时的心理状态，对此，一审和二审法院做出了不同的认定。

那么对于被告人究竟应当定故意杀人罪还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如何正确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行为背后的法理进行深入的分析，并结合案件的实际，如此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理论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依据刑法基本原理，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要基于犯罪的构成要件，对行为人做主客观统一的综合评价。

而在这其中，对于犯罪人主观方面的认定，要看其是否有罪过。

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并无罪过，则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在传统刑法理念中，罪过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

具体而言，故意又可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又可分为过于自信过失和疏忽大意过失。

从而形成了：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过于自信过失和疏忽大意过失这四种罪过类型。

在这其中可以看到：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存在接壤的领域，在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重合之处，因此如何正确区分它们，需要结合刑法条文和刑法原理具体考量之。

依据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由此可以看到：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构成标准分别为“明知”和“放任”。

基于这个标准并结合刑法的基本原理，可以得出间接故意的基本概念。

所谓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我国刑法第15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据此，过于自信过失对于认识和意志的构成标准分别为“明知……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和“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

依此，过于自信过失的概念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

我国刑法对于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法定刑截然不同之规定，使得区分故意过失具有了很大的现实意义。

同时，如何正确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诚如德国著名刑法学家威尔采尔所言的那样，是“刑法中最困难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ii]在此之所以认为这是最困难和最具有争议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这是基于其二者在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中极大的相似性的缘故。

通过概念中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比照，可以看到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的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为：在认识方面，两者都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可能性；在意志因素方面，两者都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

尽管有以上的相似之处，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即间接故意所反映的是对法益的积极蔑视态度，过于自信的过失所反映的是对法益消极不保护的态度。

这种本质的差别，又是通过各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表现出来的。

首先，认识因素上看：间接故意是“明知”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过于自信的过失是“预见”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iii]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间接故意的行为人认识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较大。

其次，意识因素上看：间接故意是放任结果的发生，对于结果的发生，行为人在意志上持放任的态度；过于自信的过失是希望结果不发生，结果的发生违背行为人的意志。

最后，间接故意的行为人是为了实现其他意图而实施的行为，主观上根本不考虑是否可以避免结果的发生，客观上也没有采取避免结果的措施；过于自信过失的行为人之所以实施其行为，是因为考虑到可能避免结果的发生。

[iv]同时，根据整个罪过体系中的四种罪过类型，可以看到：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是希望发生结果，与它对应的一极是“希望不发生结果”（过失犯即是如此），而非“不希望发生结果”。

[v]而所谓的放任，应当讲就是在“希望发生”和“希望不发生”之间的这样一种罪过形态。

在这里举个生动的例子可以表明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之间的区别。

即在一场可以投“赞成票”、“反对票”和“弃权票”的选举中，“希望发生”为主导的直接故意投了“赞成票”，“希望不发生”为主导的两种过失投了“反对票”，而居于其中的“放任”为主导的间接故意则投了“弃权票”。

这体现出的便是一种对投票结果的漠不关心的态度。

而在间接故意的场合之中，行为人或者对于犯罪结果的发生漠不关心，或者内心决定结果发生与否由决意实施的客观行为任意确定。

[vi]由此可以看到，间接故意基于意志上的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更多的表现出了一种对于法益的积极蔑视的态度，其恶性较之希望不发生的过于自信过失而言要大。

（二）实践中存在的争议和对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标准的二次构建理论上来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虽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论，但是在通说的指导下，结合对于行为人主观心理细致而详尽的分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统一。

然而，应当看到的是：基于存在的基础，这样的理论从诞生起便存在着一定的弱点，这主要体现为主观心态的难以察觉性。

主观心态具有“内隐性”的特征，是一种很难为外界觉察的特定情况下的心理状态。

而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分别为故意和过失下面的子项，在罪过体系中由于相邻而存在着接壤。

如果说故意和过失尚且容易区分的话，那么对危害结果都存在“不希望”因素的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这两种心理状态则更容易混淆。

如果认为其区分的标准便是理论上所言的对主观心理近乎极致的分析，那么在实践性上则不能不打上问号。

而在本案例之中可以看到：两级法院面对几乎相同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却做出了如此截然相反的推理和判决。

这说明建立在对于犯罪人主观心理过分追求之基础上的刑法理论，在实践的领域尤其是在疑难案件的领域缺乏可操作性。

这就需要我们以实践操作为核心对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分标准进行第二次构建。

在此，该第二次构建是以理论上对于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分标准为基础，通过结合事实、相关证据和论证过程，对前述理论上的区分标准进行进一步构建，使得理论上的区分标准能够在实际案例中找到相应的客观证明因素，从而更好的在实践中具体运用和操作。

在此，第二次构建的核心在于对客观行为的全面认识和刑事推定的科学使用，具体表现为：第一步，总结理论上对于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分标准。

对于该标准的分析，前文已有详细论述。

由此可以总结出理论上区分关键点在于：间接故意是对于危害结果的漠视心理态度，过于自信过失是希望结果不发生的心理态度。

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因素使得两类结果可能相同的行为具备了不同程度的恶性。

第二步，将该理论上的区分以刑事推定为手段，通过客观行为进一步具体化。

首先要做到的是，刑事推定应当注重体现推定的科学性。

刑事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根据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以某一已经查明的事实推断出另一难以证明的事实的存在。

这里，已经查明的事实为基础事实，由基础事实推断出来的事实为推定事实。

由于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共存关系，所以只要基础事实存在，就可以认为被推定的事实存在而无需证明。

[vii]伴随着刑事推定中的证明标准从“客观事实”到“法律真实”的转变，刑事推定的科学性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viii]由于“推定”是一个从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的逻辑推演过程，因此这就决定了“推定”的结果一般具有合理性和确定性。

但同时其可靠性又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不具有绝对性，因此通常允许被告人对其进行相应的反驳，如果反驳的理由不成立，则推定成立。

这就需要对推定进行严格的规范和限制，从而克服其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对推定的运用应当合理，它只是证明方法的一种，对证明起着必要的辅助和补充作用，但它并不能完全代替必要的调查取证。

另一方面，无论法律推定还是事实推定，都应当给予因推定的使用而遭受不利后果的当事人以反驳的机会。

推定只是选择一个“或然性的结论”作为推定的事实，因此，当有反证足以推翻推定结论时，就不能以此来认定案件的基本案情。

[ix]在分析被告人的主观罪过的过程中，科学的推定方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因为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的一种内心活动，因此只要行为人拒不供认或者矢口否认是很难直接查明的。

但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犯罪的主观方面又必须查明的。

此时，科学的刑事推定便成为一种必要的途径，更为清晰的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心理。

其次要做到的是，结合刑事推定的方法来分析被告人的客观行为。

刑法所要惩罚的恶是主观心理通过客观行为表现出来的恶，如果仅有“主观之恶”而无“客观行为”或者仅有“客观行为”而不存在“主观之恶”都不需要刑法加以调整。

因此，可以看到在一个犯罪中，“主观之恶”和基于该恶的“客观行为”是共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