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理论1

[摘要]本文是关于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姐妹篇之二。

在姊妹篇之一中，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课题以及融文化于传播理论的理论(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侧重跨群体/ 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等进行了考察。

在本文中，将对有关调适(accommodation)、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传播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以及对新文化的适应/调整(acculturation/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等跨群体/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梳理。

最后将考察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课题，尤其指出发展本土化理论的重要性。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调适理论;传播网络在有关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姊妹篇之一中，我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课题以及融文化于传播理论的理论(theories which integrate culture into communication theories，即跨文化传播理论)、传播中的文化变异性理论(theories of cultural variability in communication)、侧重跨群体/ 跨文化有效传播的理论(intergroup/intercultural theories focusing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等进行了考察。

在本文中，我将对有关调适(accommodation)、身份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传播网络(communication networks)以及进入新文化的适应/调整(acculturation /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es)等跨群体/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梳理。

最后，我将考察未来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课题，并着重强调发展中国本土理论。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关于调整与适应的理论。

侧重调整或适应的理论理论研究者们的另一个目标着重于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们如何相互调整或相互适应。

与此相关的有三种理论：(1)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 theory ，Gallois等，1995，2005)，(2)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Ellingsworth，1988)，(3)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 ，Orbe，1998b;Orbe和Spellers，2005)。

传播适应理论(Communication Accommodation)传播适应理论(CAT)源于Giles关于口音灵动性问题的研究，言语适应理论(SAT;Giles和Smith，1979)是其雏形。

言语适应理论(SAT)认为在与他/她人进行传播的过程中，说话者运用语言策略以博取赞同或显示个性。

出于这些动机，说话者使用的策略主要是言语同化与言语异化;这些“语言手段”分别用来缩小或拉大传播的距离。

Giles等人(1987)拓展了言语适应理论(SAT)的适用范围，并重新定名为传播适应理论(CAT)。

Coupland等(1988)将传播适应理论(CAT)应用于研究不同辈分的人之间的传播，并对原理论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比如基于侧重/聚焦对方将说话者的策略概念化，同时加入了对方对说话者行为的理解/解释)。

Gallois等人(1988)将Coupland等人(1988)的理论模式运用到跨文化传播上，加入民族语言身份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 ，即ELIT;Giles和Johnson，1987)的一些推测，同时强调了跨文化传播中环境因素的影响力。

Gallois等人(1995)改进了1988年的理论版本，在适应过程中加入了新的研究成果及跨文化差异。

Gallois等人(2005)又对1995年的理论版本进行了更新。

传播适应理论(CAT)从传播活动的“社会历史境况”研究起(Gallois等，1995)，这部分理论包括相互接触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接触的社会规范(在传播适应理论中，跨文化传播被归入跨群体传播的一类)。

1995年的版本还吸纳了文化差异性理论。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第二部分是有关传播者的“适应倾向”，即传播者视交往的外群体为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或是二者相结合的传播倾向(Gallois等，1995)。

“适应倾向”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个人因素(如社会角色与个人身份)，(2)跨群体因素(反映传播者对外群体倾向的因素,如可察觉的内群体的活力)，(3)“初衷”(比如察觉潜在冲突，持久的决心去适应其他的群体)。

群体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播者视交往为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的倾向(Gallois等，1995)。

同样，如果主流群体的成员觉得自己的社会身份不够稳固并感受到外来群体的威胁时，他们会消极地看待非主流群体成员对主流群体的辐合现象。

而那些依赖所在的群体，并与群体保持团结一致的人们，则往往以群体间的形式来看待交往，同时强调自身群体的语言标识。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现场情形”("immediate situation" ，Gallois等，1995)，它包括五个方面：(1)“社会心理状态”(如当时传播者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的倾向)，(2)“传播的目的与注重对方”(如传播动机、交谈需要、关系需要)，(3)“社会语言策略”(如近似语策略，语篇控制策略)，(4)“行为与技巧”(如语言、口音、话题)，(5)“标记与归因”。

“现场情形”的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

传播适应理论(CAT)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评价与将来意图” (Gallois等，1995)。

这种提法以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对传播对象的行为的感受为焦点。

比如说从传播者的角度看，传播对象的辐合行为会被视为怀有“善意”而得到积极正面的评价。

当传播者视传播对象为群体的典型成员并有正面评价，他们将来就会更乐于与传播对象及其所在群体的其他成员交流传播。

Gallois等(2005)的理论模型基本建立在1995年版本的基础上，不过减少了命题的数量(从1995年的17个减少到2005年的11个)。

这使得该理论适用于所有形式的跨群体传播，并更易于开发出经得起检验的假说。

他们指出，不同群体的成员在进行交流时会发生一些意外，这可以随时将群体传播自然地转化为人际传播。

这样，传播者将“初衷”转化为“将来意图”的过程就难以把握了。

跨文化调整理论(Intercultural Adaptation)Ellingsworth(1983)首先假设，所有传播活动都含有某种程度的文化差异。

他从而认为，解释跨文化传播应该从解释人际传播开始，且必须考虑文化因素。

Ellingsworth(1983)的理论意在解释传播者在“有目的的传播”中是如何进行调整以互相适应的。

他归纳出八条“规律”(即“传播者互相影响形成的动态关系”，第201页)，譬如“对传播风格的调整适应不同，会引发文化理念差异”以及“环境对传播双方的有利程度不同，调整行为所带来的压力也不同”(第202页)。

Ellingsworth(1983)认为，功能性地调整传播以及调整过程中的公平有利于任务的完成。

非功能性调整传播会引起文化差异并延缓任务的完成。

当传播者们必须互相合作时，调整传播过程中公平就实现了。

运用一些说服策略有利于调整传播。

当环境对传播的一方有利，或传播的一方势力较强，则另一方就会感到调整的压力。

传播者的调整性行为越多，其文化理念的变化越大。

Ellingsworth(1988)更新了该理论，增添了一些规律与命题的讨论，但总体理论未作大的调整。

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Orbe(1998a，1998b)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了共文化理论(Orbe and Spellers [2005]总结了该理论并讨论了该理论的应用及未来发展方向)。

共文化理论建立在缄默群体理论(比如说社会阶层的分化使一些群体有凌驾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特权;Ardener，1975;Kramarae，1981)和视角理论(比如说特定的社会地位会使人们以某种主观的方式观察世界;Smith，1987)的基础上。

共文化理论将非白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同性恋者以及那些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群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且研究对象仍不限于此。

Orbe(1998b)指出，“大体上说，共文化传播是指未充分代表的(underrepresented)群体成员与主流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传播活动”(第3页)。

共文化理论的主旨是提供一个框架“让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和企图使他们缄默的人协商”(第4页)。

共文化理论有两个前提：(1)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2)当面对“压抑的主流社会结构”时，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可以凭借一定的传播方式来获取成功。

Orbe(1998b)认为，共文化群体成员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流传播一般出于三种目的：(1)同化(比如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份子)，(2)适应(比如尝试让主流群体成员接受共文化群体成员)，(3)分离(比如拒绝与主流群体成员结合的可能)。

其他一些影响共文化群体成员进行传播的因素包括“经验领域”(如过去的经历)、“能力”(如个人从事不同活动的能力)、“情境”(如他们是在什么地方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传播)、“预想的代价与补偿”(如一定行为做法的利弊)以及“传播方式”(即攻击性的、自信的或不自信的传播)。

Orbe(1998a，1998b)将共文化群体成员在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流传播的过程中运用的一些做法(比如边缘群体的成员如何“协商其缄默的群体地位”，1998b，第8页)分离出来。

这些做法是由共文化群体成员的传播目的和传播方式共同决定的。

不同的目的与方式组合形成九种不同的传播倾向，不同的传播倾向又对应了不同的做法：(1)若传播者不自信且分离主流群体，则会“躲避传播”、“维持人际传播的障碍”;(2)若传播者不自信且意在适应，则会“增加可见度”并且“消除定型观念”;(3)若传播者不自信且意在同化，则会“重视共同点”、“发展积极面子”、“进行自我反省”并“避免发生冲突”;(4)若传播者自信且意在分离，则会“转向自我传播”、“发展群体内部的传播网络”、“显示强势”并“抱守定型观念”;(5)若传播者自信且意在适应，则会“转向自我传播”、“发展跨群体的传播网络”、“发挥联络者的作用”并“教育他人”;(6)若传播者自信且意在同化则会对传播活动“充分准备”、“过度补偿”、“操纵定型观念”并在传播过程中“讨价还价”;(7)若传播者怀着冲突之心且意在分离，则会在传播中“攻击他人”、“妨害他人”;(8)若传播者怀着冲突之心但意在适应，则会“正视传播活动”并“从中受益”;(9)若传播者怀冲突之心但意在同化，则与主流群体之间会“游离其外”、“镜像”、“策略性的保持一定距离”并且“自我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