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强化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给现在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及当代启示中国古代的治理体系具有许多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本文将从权力分配、行政机构、监察制度和选举制度等方面来讨论中国古代治理体系的主要特点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一、权力分配方面中国古代的治理体系强调权力的分散和制衡，这与西方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国古代的政府机构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级，地方政府按照地域划分，设立巡抚、知府等官员进行管理。
而中央政府则设立了君主、宰相等高级官员来行使权力。
这种权力分散的制度保证了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有自主权，同时也减少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这一特点在当代社会中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现代社会中，政府的权力往往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地方政府的权力相对较弱。
这导致了一些问题，例如地方政府腐败问题的层出不穷、地方发展不平衡等。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的治理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实现权力的分散和制衡。
二、行政机构方面中国古代的行政机构非常庞大，设有各种不同职能的官员。
这些官员按照职务的不同，负责各个方面的工作，例如农业、教育、司法等。
这种行政机构的设置，使得政府能够更好地管理国家事务，提高效率。
在当代社会中，行政机构的设置也非常重要。
一个完善的行政机构能够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因此，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的行政机构设置经验，建立起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行政机构。
三、监察制度方面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非常完善，官员之间相互监督，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例如，地方政府官员之间进行互查互访，中央政府设立特派员来检查地方政府的工作等。
这种监察制度的设置，使得政府官员不能滥用职权，保证了政府的廉洁和公正。
在当代社会中，腐败问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建立起更加完善的监察机构，加强对政府官员的监督，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四、选举制度方面中国古代的选举制度也具有一定的特点。
古今基层治理制度对比
古今基层治理制度对比
基层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历来受到高度重视。
古代与现代的基层治理制度虽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差异。
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探讨古今基层治理制度的异同，以期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在古代中国，基层治理主要依靠乡绅、宗族和地方官员。
乡绅是当地的知名人士，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影响力，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协助解决纠纷。
宗族则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群体，通过族长和族规来维护宗族内部的秩序。
地方官员则是中央政府的代表，负责执行中央政策，维持地方稳定。
现代基层治理则更加注重制度化、法律化和科学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基层治理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社区治理。
村委会和居委会是由村民和居民自主选举产生的组织，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调解纠纷、组织活动等。
社区治理则更加注重居民的参与和合作，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社区的和谐、安全和便利。
古今基层治理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古代基层治理依靠的是乡绅、宗族和地方官员的个人影响力，而现代基层治理则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和法律保障；其次，古代基层治理通常基于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而现代基层治理则更加注重居民的参与和合作；最后，古代基层治理通常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现代基层治理则更加注重监督和评估。
通过对比古今基层治理制度，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基层治理的进步之处，同时也为未来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我们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法律法规，为基层治理提供有力保障；其次，我们应该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基层治理，提高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能力；最后，我们应该加强监督和评估，确保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古代行政管理制度
古代行政管理制度中的权力结构对现代政治制度产生了影响，如君主专制、官僚制度等，对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和 权力分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现代行政管理的影响
组织结构
古代行政管理制度中的组织结构对现 代行政管理产生了影响，如层级制、 部门划分等，为现代行政管理提供了 组织框架和运作模式。
行政效率
古代行政管理制度注重行政效率和执 行力，对现代行政管理中的效率提升 和流程优化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隋唐时期
古代行政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隋朝推行三省六部制，唐 朝在此基础上增设了翰林院等机构，加强了皇帝对行政权 力的控制。
宋元明清时期
古代行政管理制度持续发展，宋朝推行官衔与实际职务相 分离的制度，元朝实行行省制，明朝实行内阁制，清朝则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奏折制度等。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02 中央行政管理制度
皇帝制度
里甲制度的演变
随着历史的发展，里甲制度逐渐瓦解，被保甲制度所取代。
04 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优缺 点
优点
稳定性
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和调整，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体系，能够为 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较为可靠的保障。
层级分明
古代行政管理制度强调层级关系，各级官员职责明确，有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和行政效 率的提高。
02
县是郡的下级行政单位，县令或县长是县的行政长 官，负责管理县内的各项事务。
03
郡县制度的实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 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效率。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始于隋唐时期，一直沿用到清末。
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时务策。 科举制度打破了门第和出身的限制，为普通百姓提供了上升通道，促进了 社会流动和人才选拔。
中国古代基层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基层管理制度中国古代基层管理制度是指古代中国社会中对于基层组织和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和规定。
在中国古代，基层管理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社会组织的基石，也是国家政权的基础。
中国古代基层管理制度的创建可以追溯到商代的封建制度。
商代以封建制度为基础，通过君主与诸侯的封爵和封地来建立基层组织。
各地的领主负责管理自己的封地，包括治理土地、征收赋税、组织军队等。
这种基层管理制度不仅帮助君主统一了国家，也为后来的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古代中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秦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郡县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郡和县，县设有官员负责管理，郡县系统成为基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郡县官员负责管理土地、征税、维护法律和秩序等，同时还兼任军事指挥官的职务。
这种基层管理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清朝。
在唐宋时期，基层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
唐代的州县制度和宋代的路籍制度都是对基层管理的重要创新。
唐朝的州县制度分为三级，即州、县和乡，官员负责管理各级行政区域。
宋朝的路籍制度则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路，路下辖若干个州，进一步加强了基层管理的层级性和组织性。
古代中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后，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
这套制度体系不仅有助于国家统一和治理，也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保障。
古代中国基层管理制度的特点包括层级性、组织性和官僚性。
它通过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力制约，确保基层管理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套制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并对今天的社会管理和组织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启示。
宋代城市管理制度对新时代城市治理的启示
023史海钩沉宋代城市管理制度对新时代城市治理的启示宋代城市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对城市治安秩序的管理制度。
北宋初期，商业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由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出现官员和商贩勾结，哄抬物价，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此外，城内存在大量无业游民及逃兵组成黑社会，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城市治安秩序。
对此，宋代统治者设置“厢”这一军事单位对城市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建立厢坊制度。
厢的办事衙门称之为厢公事所，是专门性的城市管理机构，下设巡检使一名，为厢官长，是基层治安结构，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
厢坊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分区治理，每个基层厢下分管着二至二十多个坊，再由军巡辅（由禁军充任）负责本厢治安行政，是基层治安机构(介于后世派出所和“治安警亭”之间) ，其数量根据所管辖的坊数和户数的多少而设置，有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变动。
军巡辅的职责很广，主要负责各个街区坊巷的日常巡逻、防火防盗等维持治安。
对商业经济的管理制度。
在北宋初年，统治者实行恤商政策，免除部分商税，极大提高了商人从事商品贸易活动的积极性，家产超10万贯文的富商比比皆是。
为监督和牵制商人的垄断行为和走私贸易，统治者通过招募牙人并规范这一群体，制定牙人制度，使牙人成为政府管理商业经济的有利手臂，减少了贸易纠纷，维护了市场秩序的稳定。
同时也出现了商贩占道经营的“侵街”现象和生活垃圾随处丢弃在城市街道。
对于商贩的“侵街”现象，宋朝统治者在街道两侧测量一定距离，竖立表木，以木头为界限，不准商户跨越此界限，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经济秩序，维护城市治安与稳定。
对城市人口的管理制度。
在商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进行商业劳动，人口流动非常大，这就加大了管理人口的难度，为了加强对人口的管理，维护城市治安，统治者对常住人口的管理实行户牌制，其方法是在每户门前设置一个粉牌，注明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当家里增减成员时需标注清楚，且将来往客人的信息记录在内，将这些变化都登录在薄，定期便会有巡检官员查证核实。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制度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制度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项重要的组织管理制度，旨在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这一制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乡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文将从乡村规划与治理、村社组织与管理、公共事务与冲突解决等方面，探讨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制度。
乡村规划与治理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制度的基础是合理的乡村规划与治理。
在古代，乡村的布局、建筑、田地划分等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划进行的。
例如，在北方地区，乡村的建筑通常是由“四合院”组成，中间是庭院，周围是房屋，这种布局不仅方便人们的生活，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公共事务的管理。
古代乡村治理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制度是“保甲制”。
保甲制是指将一定数量的农户组织在一起，由一位治理者负责管理和调解纠纷。
这种制度有效地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村社组织与管理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制度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村社组织与管理。
古代乡村一般由一位村官或村长负责管理，这位村长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并拥有一定的行政和司法职权。
乡村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区有所差异，但总体上都是基于自治和自我管理的原则。
在古代乡村治理中，还有专门负责乡村内部事务管理的村社组织，如各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织等。
这些组织的建立和运作，为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公共事务与冲突解决古代乡村治理制度中，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冲突的解决也是重要的内容。
乡村中的公共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建设、灾害救助、道路修缮等，需要由村官或村长负责组织和协调。
在处理冲突方面，古代乡村往往采用调解和仲裁的方式，通过村社组织或村长的调解，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
在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制度中，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具体制度和实践，如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等。
这些制度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权益，促进了乡村的稳定发展。
总结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制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维护了乡村社会秩序稳定，促进了乡村的发展和繁荣。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读后感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读后感读了关于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内容后，真的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民间百态的大门，那感觉就像穿越回去当了个“基层社会观察员”一样。
咱先说说那时候的宗族制度吧。
在古代基层社会里，宗族就像一个超级大家庭，族长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大家长，权力那可是相当大。
这让我想起了家里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辈，要是放到古代，说不定就是族长的料呢。
不过宗族治理也有它的好处，大家都一个姓，一笔写不出两个“X”（姓氏）来，在这种情况下，宗族内部互相帮助，有人要是遇到个灾荒或者家里有个啥难事，宗族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伸出援手救济救济。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要读书，宗族祠堂可能就会拿出点钱来资助，这就有点像现在的社区互助基金，只不过是古代版的，而且是同姓家族专属的。
再讲讲里甲制度，这就像是古代的社区网格管理。
把老百姓们按照一定的规则编排起来，里长、甲长就负责管理这个小区域里的各种事务，像收税啊、维护治安之类的。
这可不容易啊，就好比是现在小区里的网格员，要管的事情那叫一个繁杂琐碎。
不过这也让古代基层社会井井有条，毕竟有专人负责各项事务嘛。
还有乡绅阶层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也特别有趣。
这些乡绅呢，往往是当地有文化、有财富、有威望的人。
他们就像是基层社会里的“意见领袖”，一方面帮着官府传达政令，另一方面又代表着老百姓的心声。
这就像一个双面胶，把官府和百姓给粘到了一起。
我就想啊，这乡绅得情商多高啊，两边都得讨好，还得把事儿办得妥妥当当的。
而且他们有时候还会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比如修桥铺路啥的。
这可比那些光会嘴上说说的人强多了，人家是真刀真枪地为地方做贡献。
但是呢，古代基层社会治理也有不少问题。
比如说宗族治理有时候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毕竟族长也是人，要是偏心或者被权势冲昏了头脑，那普通族人可就倒霉了。
里甲制度在执行的时候要是遇到个贪官污吏，就会变成压迫老百姓的工具，本来是为了管理好社会的，结果却成了老百姓的负担。
乡绅阶层也不是个个都是大好人，有些乡绅和官府勾结起来，压榨百姓，这种时候就苦了那些基层的老百姓了。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当今我国政治体制有何借鉴意义，举例注明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当今我国政治体制有何借鉴意义，举例注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当今我国政治体制有何借鉴意义，举例注明治国就是治人，这个“人”于中国就是数量庞大的官僚执政阶层；他们拥有国家执行的所需要的全部权利，但国家却不私属于他们，所以这帮人造起来易如反掌而又毫不心疼。
而中国古代皇帝作为国傢俬有者即能为国家负责又能起到悬刀于官僚之首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而现今从上到下即使国家领袖都是官僚阶级，没有类似皇权阶层的压制便成了缺陷体制，官僚可为所欲为。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对现今有何借鉴中央集权制度有效维护了国家与民族的稳定，文化的统一和谐完善的救灾制度，中国从古代开始就规定地方官就对自然灾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直到今天救灾建设仍是武装力量的重要职能谋臣的作用使中国军事力量长期处在世界前列很早就认识到农业粮食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意义将仁义忠孝列为正统思想，对世界当今的和平发展有启示意义缺点：难以遏制的裙带腐败与世袭门楣思想，缺乏对外交往的文化动力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包括哪些内容?基本制度——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土地制度的，井田制、均田制等；2、关于官员选拔制度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3、关于皇权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授4、分封制、郡县制5、三公九卿，刺史，御史，等官员制度……具体见：:5ykj./Health/gaosan/52486.htm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社会变革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革教学目标：1.理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含义，了解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演变。
2.归纳从秦汉到明清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演变的基本史实，把握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
3.了解古代用人方式与选官制度的发展沿革。
4.认识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重要政治制度。
5.了解古代官员监察制度的发展演变学法指导：注意抓点、线、面。
抓住重要制度这个“点”，以“点”连“线”，即各类制度的沿革变化；拓展知识“点”和知识“线”，从而形成知识“面”，要分析理解这些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影响；将不同型别和不同时期的典章制度进行归纳、比较、串联；对一些较特殊的政治制度要理解其概念的内涵；要队不同的官职和及其许可权进行归纳交接；要与当今的一些社会热点联络思考，拓展思维。
中 国古典学如何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
中国古典学如何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国古典学如何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在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不仅要借鉴现代的管理理念和技术，还可以从中国古典学中汲取智慧和经验。
中国古典学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对当今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助力作用。
中国古典学中的“民本思想”是基层治理的核心价值理念。
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强调了民众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在基层治理中，以民为本意味着要关注民众的需求，倾听民众的声音，将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例如，在制定基层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利益诉求，通过广泛的民意调查和民主协商，确保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同时，要加强基层干部与民众的沟通与交流，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增强民众对基层治理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德治”思想在中国古典学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引领作用。
在基层治理中，德治意味着要注重培养公民的道德素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通过开展道德教育活动、评选道德模范等方式，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
此外，基层干部要以身作则，发挥道德示范作用，以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行为影响和带动群众。
中国古典学中的“法治”思想为基层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法家强调“以法治国”，主张通过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在基层治理中，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基层事务的依法管理。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让居民知法、守法、用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同时，要加强基层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和公正性，确保法律在基层得到有效实施。
“和为贵”的思想在中国古典学中源远流长。
《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的说法，强调和谐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垂拱而治：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历史镜鉴
垂拱而治：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历史镜鉴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都同统治者注重实行“德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古代关于“德治”的治国思想和实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其中包含着人治等一些糟粕，但是其治国基本思路，至今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垂拱而治是治国的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努力的方向。
中国古代爆发过很多次农民起义，证明以前的社会还没发展到垂拱而治的程度。
客观上，那时候统治者的思想理念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具备垂拱而治的条件。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病症在哪里？明清之际，中国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有一句名言：“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就是探讨封建体制、郡县制度的弊端所在。
所谓“封建之失，其专在下”，便是指西周赋予封国之主权过大，最终形成指挥失灵、尾大不掉的分裂之局。
而“郡县之制，其失在上”，则是指宋元明以来中央过于集权，造成地方无力施政的状况，可谓一针见血。
顾炎武还说到“小官多者，其世盛也；大官多者，其世衰也”，即小官多了，这个朝代就会兴盛；满街都是大官，那么王朝就会衰败。
这句话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吏”治之弊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
传统中华帝国皇权专制制度的一大特征是，国家在地方行政系统中尽可能少用“朝廷命官”，但却随意地大量使用胥吏和衙役去承担基层繁杂的行政事务，因而历代王朝末期的非正式官员人数总是比初期大得多，通常会膨胀数倍甚至数十倍。
中国自宋以来，“官”与“吏”就是分离的，官以科举出身，擅长的无非是经史辞章，但对于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于是只能将后者委之于吏。
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不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权力结构中，存在漏洞最多、隐患最大、隐蔽性最强、盘剥老百姓最直接、造成社会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这种“县政”之弊。
正如明代隆庆年间著名清官海瑞所说，我凭借一己之力“日与群小较量是非”，仍感到“窝蜂难犯”，“事与心背，奈之何，奈之何！”这种社会政治现象曾经被宋代大诗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形象地比喻为“君子斗不过小人”的历史规律。
古代乡村治理对现代乡村治理的启示
古代乡村治理对现代乡村治理的启示说到古代乡村治理，咱们大伙儿脑海里可能都会浮现一些画面。
比如说，头戴草帽，手持镰刀，村口大树下议事的村长和长辈们。
别看那些日子没有高楼大厦，村里也没啥“智能设备”，但是那时的乡村治理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地方。
你想啊，现代乡村虽然有了更多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手段，可是回过头来看看，某些方面的“原始”治理方法，反而在某些时候显得更靠谱。
咋说呢，咱们先来聊聊。
古代的乡村治理最突出的就是“人情味”。
说白了就是讲究人际关系。
那些年，村里的长辈们可不只是知道每户人家的名字，连家里的猫狗几岁，孩子得了啥病，或者哪家今年收成不好，他们都心里有数。
因为没有现代那么发达的通讯工具，大家更多的依靠的是面对面的交流和关心。
每当村里有什么大小事，往往是通过口口相传，或者是村头的长者召集大家坐下来聊一聊。
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方式，拉近了村民之间的距离，也让大家知道，问题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咱们共同的事情。
就像老话说的那样：“人心齐，泰山移。
”那时的乡村治理，大家不是光靠命令或者规则，而是靠彼此的信任和情感。
这种治理方式并不完美。
有时候也容易出现“打太极”的现象，拖拖拉拉，什么事都拖到最后一刻才去解决。
比如说有个小问题，大家都怕麻烦，也没去深究，结果一个小问题就能拖成大问题，最后还是得找村长解决。
这个呢，就给我们今天的乡村治理提了个醒。
咱们得做到“事不过夜”，问题来了就得及时处理，不能等它自个儿好，或者拖到最后。
尤其是现代乡村发展迅速，很多事情需要及时有效地沟通和处理。
等不及啊，拖拉的后果可就很严重了。
再说了，古代的乡村治理还有个特点，就是“权力分散”。
那时的村庄大多是小规模的自治单位，村长和长辈们并不像今天那样掌握绝对的决策权。
你看，很多重要的决定，得经过村里一大圈人商量，有时候就是在村头的老槐树下，大家坐在一块，边扇扇子边聊。
虽然这种治理模式看起来有点松散，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有效避免了“独裁”或者某一个人过度掌控的情况。
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一、古代中国皇权末端的自治空间古代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及文化氛围孕育于先秦阶段，经由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在秦汉时期得以定型化和制度化。
先秦是中国历史形成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时期。
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使私田出现，“国”与“野”的界限逐渐消失，西周实行的井田制趋于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
兼并战争导致土地产权由王所有向下转移到诸侯国手中。
土地产权的向下分割又导致国家权力的向上集中，各诸侯国纷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它奠定了此后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制度基础。
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最根本的制度性基础是以等级制为核心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基本特征是土地最高所有权归皇权所有。
理解这一制度的关键命题是“主权是最高产权”[1]。
它表明，土地最高所有权与国家最高权力归属高度一致，皇帝集最高土地产权和公共权力于一身。
“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
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2]。
这意味着私权对公权的博弈无法成立，永无均衡、对等状态可言。
这种权力格局造就了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绝对权力，官僚系统则是皇权的延伸和应用。
进入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专制化的官僚组织制度被注入伦理因素，得到进一步强化，皇权专制在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中被合理化。
在这套政治体制中，权力等级结构及其运作是单向的。
皇权是权力起点，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府层层传递。
与之匹配的制度设计和行政方式呈现上重下轻的倒金字塔式，权力务必凝聚于上，以防止远离权威中心而走样。
郡县制的地方建制则表明国家政权只延伸至县衙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是政权不予关注和深入的地带。
这套权力结构的根本点在于确保皇权的安然，而不在于治理民事。
治官之官多，治民之官少，是中国封建政权结构的主要特征[3]。
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我们以往的政治一方面在精神上牢笼了政权，另一方面又在行政机构的范围上加以极严重的限制，那是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不便它进入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之中。
简述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智慧的当代价值
简述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智慧的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智慧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
首先，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注重以德治国，强调君主德行的重要性。
这一思想对于培养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和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提醒当代领导者要注重品德和良好的领导风格。
其次，古代中国注重“刑名分明”，即刑罚和法律的确定性。
这一原则强调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可预见性，对于建立法治社会、保护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另外，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也注重平衡和谐。
兼容并蓄的文化、宽容的思想和多元的社会形态，为古代中国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和谐提供了重要基础。
这一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多元文化共存、宗教和谐以及民族团结具有借鉴意义。
此外，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和行政管理也具有当代价值。
古代中国注重选拔人才，注重官员的素质和才干，倡导以德能为标准，为现代国家培养高素质的行政人员提供了启示。
总之，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智慧在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和领导方式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古代基层乡里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基层乡里管理制度中国古代基层乡里管理制度是指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对于乡村的管理与治理所采取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方式。
这一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基层乡里管理制度的核心是“乡”,也称乡政府或乡村委员会。
乡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管理乡里的农田、水利、林木等自然资源；二是维护社会秩序，解决纠纷和矛盾冲突，维护乡村安定；三是开展宣传教育、农业技术培训和社会福利等工作，推动乡村的发展进步。
乡政府的组织架构一般由乡长、乡老、乡盐长、乡医、乡教师等人组成。
乡长是乡政府的首脑，负责全面领导乡里的工作。
乡长通常由地方官员任职，主要负责农业生产的组织和领导，以及乡里的整体管理工作。
乡老则是乡政府的重要成员，由乡里的有声望和经验的人担任，负责协助乡长开展工作，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等问题。
乡盐长是负责管理盐业和收取盐税的官员，乡医是负责乡里卫生保健和医疗救助的官员，乡教师则负责教育和普及文化知识的工作。
在乡政府的下设部门中，也有一些专事农业生产的机构，如农具所、仓库、饲养场等。
乡政府通过这些机构，进行土地的平均分配和管理，或者对土地进行调配，保证土地的合理利用和农作物的合理种植。
此外，乡政府还负责农民的税赋征收和治安维稳工作。
乡政府依法制定税收政策，对农田、房屋等进行评估，确定农民的纳税额度，并对纳税人进行监督和检查。
同时，乡政府组织维护社会稳定的义勇军和巡夜队，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农田、房屋等财产的安全。
此外，乡政府还注重宣传教育和农业技术培训。
乡里设立的学堂和师傅制度，为农民提供了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普及农业知识、文化知识和生活常识。
乡村的节庆和社交活动也是培养农民素质的重要渠道。
通过这些活动，农民可以交流经验，学习技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基层乡里管理制度以乡政府为核心，通过乡老、乡盐长、乡医、乡教师等组织机构和成员的协作，开展土地管理、税收征收、社会秩序维护、宣传教育等工作，促进乡村的稳定发展。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借鉴意义,高中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借鉴意义,高中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是中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有效性。
以下是一些借鉴意义: 1. 借鉴国外社区自治制度。
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完善的社区自治制度，通过选举产生的社区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自治组织，实现对社区的管理和监督。
中国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加强对基层社区的管理和监督，提高社区自治能力。
2. 借鉴国外的基层政务服务体系。
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完善的基层政务服务体系，为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
中国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加强基层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服务于居民。
3. 借鉴国外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许多国家都建立了社会矛盾化解机制，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社会矛盾。
中国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加强对社会矛盾的化解和管理，提高社会稳定和和谐程度。
4. 借鉴国外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完善的基层民主制度，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或其他形式的民主组织，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管理。
中国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提高居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度。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是中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需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有效性。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
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
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
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
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
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
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
现代企业是一个目标性很强的群体组织，群体的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和谐统一，而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制度是解决可以量化可以看到的事物的，文化则影响内心世界影响人的所有行为，中国的企业也在搞企业文化建设，因为从没有制度到有制度管理的根本问题仍大量存在，但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收效甚微，除了一些企业宣导的文化本身就不堪推敲以外，我们的大文化背景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的。
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读后感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读后感读了关于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真的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古代民间智慧的大门，那感觉就像是在和古代的老百姓还有那些基层小吏聊天似的。
咱先说说这古代的乡里制度吧。
这就像是一个超级严密的小网络，把每个小村落、小乡镇都给框起来管理了。
里正、乡长这些小官儿，别看他们官不大，事儿可不少呢。
就像咱们现在社区里的居委会大妈大爷一样，哪家吵架了、哪块田的边界不清楚了，都得他们出面解决。
这让我感觉古代的社会秩序就像是用一根根小绳子编织起来的大网，这些基层治理者就是那打绳结的人。
再说说宗族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那可真是绝了。
一个大家族里，族长就跟个大家长似的，威望高得很。
要是族里有人犯了错，先不用官府出马，族长就能按照族规进行教育或者惩罚。
我就想啊，这要是放到现在，那族长得是个多么厉害的角色，不过在古代，这确实很有效的减少了很多小纠纷上升到官府层面。
而且宗族还会搞些救济啊，办学堂之类的事儿，就像一个小社会里的小福利机构和教育部门。
古代基层社会治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乡规民约。
这可不是什么官方强制规定，而是老百姓自己商量出来的一些规矩。
什么爱护村里的公共设施啦，尊老爱幼啦，感觉特别接地气。
这就好比咱们现在小区里业主们自己商量出来的一些不成文的约定一样，比如爱护小区花园，晚上别大声喧哗之类的。
这说明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大家心里都有个共识，就是要让自己住的地方和谐、有序。
不过呢，古代基层社会治理也有它的问题。
有时候宗族势力太大了，可能会有点不讲道理，欺负那些弱小的家族成员。
而且基层官员有时候也会和那些地主豪强勾结起来，鱼肉百姓。
这就好比一张网破了几个洞，有些苍蝇蚊子就会钻进来捣乱。
总的来说，读了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古人可真是充满了智慧。
虽然现在咱们的社会和古代已经大不相同了，但还是能从古人那里学到不少经验。
比如说，重视社区或者乡村内部的自我管理能力，尊重民间自己形成的一些良好习俗和约定。
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现代诠释与借鉴
古代国家治理思想的现代诠释与借鉴作者：肖俊来源：《决策探索》2014年第22期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应在公法范畴里实现独立审判，拒绝干预司法，高度重视法治对政府、公务员（干部）的制度约束，使政府“不作恶”，使公务员不能贪。
同时在私法范围里健全私法体系，突出对公民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保护。
一、古代思想如何才能具有现代价值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18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我国古代的许多国家治理思想能给予现代人以重要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古代治理思想包括民为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思想对现代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价值。
历史与文明是人们创造的，应对中华文明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
中国古代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也是塑造中华文明特质的关键基因。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波接一波的国学热、儒学热等掀起国人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热忱。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古代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价值，并希望通过重新解读、诠释，使古代思想能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
由于现代教育所提供的教育内容与古代官学、私学完全不同，现今大多数中国人在面对古代典籍时均存在比较大的阅读困难。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能与现代治理构成关联性的中国古代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民本论”“德治论”，习近平总书记在集体学习会上讲的几点内容也基本属于这两方面的思想。
民本思想、德治思想属于中国古人的原创性思想，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代统治中确曾发挥了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平治天下的作用。
但是，现代国家的治理原理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治理思想如果简单搬用于现代，可能会严重干扰现代人的知识、价值取向及现代治理结构。
古代思想体系和现代思想体系是两个话语系统，如果“生吞活剥”式地直接搬用古代思想，必然造成两个话语系统的碰撞。
在诠释“民本”“德治”这些古代思想时，尤其需注意不能将客观的学术研究与功利的治理实践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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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强化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给现在
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
从周之乡遂到明清保甲，辗转相承，代有兴革，绵延不绝，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经验，为确保基层的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稳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维持治安、寓教于民、保障民生的古代乡村基层组织
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的农本国家，因此乡村建设适应中国的国情，既重伦理亲情，又重农业力田。
正像中国历史经历五千多年的发展而未尝中断一样，中国古代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也由周之乡遂到明清保甲，辗转相承，代有兴革，绵延不绝，有它的对应性，都以巩固基层、维持治安、寓教于民、保障民生为目的。
从战国时起，列国陆续实行郡县二级管理制度，这一格局在数千年间虽有所调整，但基本是稳定的。
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发展农业经济，尤其重视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建设。
按周制，都城周围百里为郊，郊内设乡，郊外设遂，共有六乡六遂。
乡以乡大夫“掌其乡之政教禁令”；遂以遂大夫“掌其遂之政令”。
乡遂以下设邑，规模一般不大，如“十室之邑”。
邑设里胥和邻长。
逐渐形成了中央分封诸侯，诸侯管理地方，基层实行自治，上下相互制约的纵向关系，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奴隶制社会地方行政的结构雏形。
汉承秦制，县以下基层组织为乡、里。
里以下按什伍编制居民，“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
县以下除乡、里基层行政组织外，还于每十里处设亭，是专门从事“求捕盗贼”的警察性组织。
另设游徼，掌捕盗贼。
乡下为里，设里正，或称为里老，里典。
汉朝的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同时强调重农主义，故而置孝悌力田，以敦风俗。
由此不难理解乡啬夫与三老受到朝廷重视的原因。
唐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基层组织已有城乡之分，农村以村为单位，城邑以坊为单位。
“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
乡有乡长，里有里正，村有村正，并有严密的邻保组织相互纠举不法。
另据《通典》卷三三《职官·乡官》：大唐凡百户为一里，里置里正，五里为一乡，乡置耆老一人，亦曰“父老”。
明代基层组织，城中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
凡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里长，里下为甲，设甲首一人，负责地方民政、教化、赋税、争讼等事。
里长对贯彻官府的政策，维持基层社会秩序，调解争端，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
清代基层组织在明里甲的基础上，创设了保甲。
地方基层组织以十户为牌，设牌头；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
保长失职，族长可以向知县上呈弹劾；乡保决断地方事务也往往需要协同族长一道处理。
康熙《圣谕十六条》中，以“联保甲以弭盗贼”作为施政纲领之一。
雍正四年（1726年），进一步规定：“十户立一牌头，
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正。
”在苗、壮族聚居地区也普遍建立保甲制。
保甲长俱以“识字及有身家之人”充当，所谓“以士大夫治其乡”。
上述历代基层组织虽稍有变动，但不失整齐划一，不仅有利于贯彻中央的法律政令，而且确实起到了劝课农桑、弭盗安民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乡约有一套入约民众必须遵守的生活规则，鼓励人们崇礼向善、守望相助。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是北宋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要求入约民众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对后世乡村治理影响甚大，后人赞扬说“关中风俗因《吕氏乡约》为之一变”。
重视乡教、乡治，确保基层的和谐稳定
行乡宴之礼，明长幼之序，敦亲睦之情。
中国古代重礼制、序尊卑的礼法文化，上行之于朝堂，下贯彻于乡里。
从周朝起，所实行的乡宴之礼，就是礼法文化的具体贯彻。
正因为乡宴之礼起到了明礼义、重伦序、宣教化、彰良善、黜奸邪、移风俗的积极作用，以致汉、晋两朝皇帝亲临，官府也乐于借此机会宣布国家的纲纪与地方的施政，同时旌表孝子节妇，借以教民、化民，维持地方治安。
至于乡民，也乐于参加乡宴之礼，从中受到在家庭内所得不到的教化，更有助于增强族内和邻里的和睦，缓解因琐事而造成的口角不和。
乡宴之礼历朝均无定期，或于正月、或于三月、或于孟冬，择吉举行，此项礼仪由周至清一直延续三千余年，可见其积极的教化作用值得认真总结。
善教化民，兴学育才。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从总结历史
的经验中认识到，善教与善治密不可分。
善教化民，兴学育才对于良好的乡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来没有在“四民乖张”、蔑视道德、疏于教化的条件下会在基层出现良好的乡治。
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
制定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维持自治，弥补国家立法的不足。
唐宋以后，社会上广泛流行大家族的家法族规、家训族谱，如《颜氏家训》《义门陈氏家法》《永兴张氏合族禁条》等等。
以《永兴张氏合族禁条》为例，该《禁条》共二十条，为清乾隆年间张万达所作，内容包括：“议国课早完，以免差呼。
”“议合族子弟，务宜敦行孝悌，不得侮慢尊长。
如违，重罚。
”“议合族子弟，勿得窝隐匪类，及容留外来面生可疑之人。
如违，除拆毁房屋外，另加重罚。
”等等。
家法族规、家训族谱之外，还有大量的乡规民约，如宋代吕大钧《吕氏乡约》、朱熹《增损吕氏乡约》、明代王守仁《南赣乡约》、吕坤《乡甲约》、刘宗周《乡约事宜》等，其中，以《吕氏乡约》最为典型。
《吕氏乡约》分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部分。
家法族规、乡规民约都是里甲老人和息争讼、管理家族和乡里事务的重要依据，属于民间法的范畴，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当前制定的乡规民约中，既要汲取中国古代优秀的经验、智慧，也要摒弃与时代发展不适应的消极内容，对于乡规民约当中带有歧视性和与法律法规相悖的条文也要及时纠正和废除。
调动乡村的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为治
中国古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
为了管理县以下的广大乡村的民众，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为治。
如聘三老以广教化，立啬夫以课农桑，设游徼以保治安，置乡官以理庶政，重里长、老人以掌民间词讼。
总之，以基层政权为主干，充分调动民间德高望重的老人、族长、士大夫的积极性，使之各展所长，共同治理，以使广大基层民众遵守国家法纪，重礼明伦，努力从事农业稼穑，以确保丰衣足食。
下面以明朝设置申明亭和实施《教民榜文》为例加以说明。
一是设立申明亭，以明法纪，使民知耻，远离犯罪。
明朝是中国古代自治（乡治）的重要发展阶段。
为了发挥基层组织乡治、乡教的作用，创设申明亭之制。
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鉴于“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特“命有司于内外府州县及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之人民有犯者，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
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就申明亭在实行中的弊病，再谕礼部：“天下郡邑申明亭，书记犯罪者姓名，昭示乡里，以劝善惩恶。
今有司概以杂犯小罪书之，使善良一时过误为终身之累，虽欲改过自新，其路无由，尔等详议之。
”正是由于申明亭宣誓法纪、彰明是非、导民知耻向善，起到了申明教化的作用，是乡村自治的一种形式，因此《大明律·刑律·杂犯》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
二是发布《教民榜文》，赋予里甲、老人以诉讼权。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月十九日颁行《教民榜文》，一方面通过榜文的法律
形式，巩固和扩大了里甲、老人的司法审判权，使之成为兼理民刑事案件的名副其实的一审组织，《教民榜文》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
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理断。
”“若事干别里，须会该里老人、里甲公同剖决。
”如遇疑难案件，或事涉里老子弟亲戚，“须会东西南北四邻里分，或三里五里众老人、里甲剖决”。
对于参加审理词讼的老人的资格也作出了明确规定：“老人理词讼，不问曾朝觐、未曾朝觐，但年五十之上，平日在乡有德行、有见识、众所敬服者，俱令剖决事务。
”由于里长、甲首是依丁粮多少轮流更换的，可见所谓年高公正之人和里老之辈，绝大多数是地方上的豪绅或大族的族长，以此作为事实上的第一审，充分显示了政权、绅权和族权的紧密结合，使发生在身边的争讼得以就便解决，既可减少官府的狱讼繁兴，还减少了当事人的讼累。
总之，起自布衣的明太祖朱元璋深知乡村中的里甲、老人多为缙绅之家，既有良善恤民之人，也有奸滑虐民之徒，因此，特颁《教民榜文》，严格规定了里甲、老人的权限，违法者哪怕是轻罪，也要杖六十，这对里甲、老人几乎是不堪忍受的，至于利用权势谋取私利严重者，送京师治罪。
所以《教民榜文》的颁布，既是里甲、老人处理诉讼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约束里甲、老人不法行为的严峻的法条，借以警醒曾经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不得进入里甲、老人之列。
中国古代乡村基层治理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今天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