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 《爸爸爸》

寻根文学《爸爸爸》

寻根文学代表作《爸爸爸》把笔触深入到了民族文化之中,既追寻"根源",在作品中呈现出了一幅瑰丽奇特的文化空间,又找寻"劣根",用理性来审视民族文化的腐朽成分,从而使作品具有了繁复的审美意味和批判的高度。但是,同其它寻根作品一样,《爸爸爸》中也不由流露着对传统文化的得意赏玩,由于对其有着根本上的摇摆态度和暧昧,作品的思想力度被削弱。更重要的是,寻根文学最大的努力也只是一种文化的批判性重铸,无法从本体上实现超越,这一局限性注定了寻根潮流的思想境界。

作品赏析

《爸爸爸》作者韩少功，1953年生于湖南长沙。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陆续发表短、中篇小说，出版小说集《月兰》、《飞过蓝天》、《诱惑》、《空城》、《谋杀》等。韩少功是以“知青文学”名世的。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在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探寻、反思的同时，十分注重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同时，不断向现代派小说吸取有益的营养，特点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技法进行移植、借鉴，小说语言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和地域特点。这些，使他成为人们公认的有成就的“寻根”作家”。

《爸爸爸》是韩少功“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是他主张文学创作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重新进行审视和思辨，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之迷的具体实践。这篇小说，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艺术方面，均有修复我们重视之处。

首先，作家进行民族自审的深刻立意颇为精警。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湘西的古老山寨，描写了似乎是化外之地的山乡，那种怵目惊心的原始洪荒和愚味闭塞。那山、那寨、那人、那事，都很难用现代化眼光去观照，很难用现代意识去评断。实

际上，这种蛮荒落后的文化特点，即巫楚文化的原生状态，只是作家寄慨遥深的一个认识层面。他真正要开掘的则是蕴藏其中的深层含义，他要清理的则是这些化外之民身上世代流传、绵绵不绝的深厚文化积淀:对落后、愚昧、原始祖训奉若神明，对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本能地抵御和反抗，乃至于拚命的排斥、打击和扼杀。这种“言外意”、“弦外音”是通过两方面来完成的。一是作品刻划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侏儒和白痴——丙崽的形象。这是个永远处于童稚状态、退化返祖、兽性大于人性的怪胎。无疑，它是集一切肮脏、愚昧、粗鄙等历史积垢于一身的民族劣根象征体。二是描写了革新者“离经叛道”的失败。比如丙崽娘带来的些许文明的消失，及至后来她本人也杳无音信:仁宝想按

其次，作品在艺术上的探索和大胆实践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叙述视角独特，时空安排诡谲。作者此前的多数作品，大都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讲述一个生活中真实完整的故事。《爸爸爸》却全然不是如此，它是一种病残心理和变异心态来描写客体的。所以，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种混沌颠倒、虚实相生的生存状态。由于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时空的有序状态被彻底打乱，痴迷与清醒、白昼与梦境界线模糊，时间空间错乱无序，从而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状态。再如大量采用象征与暗示手法。作品中的鸡头寨即是总体象征物。鸡头寨虽然没有彻底隔绝于世，但还昏睡在历史的迷梦之中。不管山外大时代的风雨如何迷漫，这里依然是风雨不动安如山。人们说话操着古音，使用古代的一些语词，过着靠天吃饭、靠人恩赐的自然状态的生活。人们笃信泛神论，有无穷无尽的禁忌……显然，鸡头寨象征着自我封闭、封建割据的“夜郎国”。小说中还有不少个体象征，四个人物即是生活中的人物，又都象征和暗示着某种思想和某个群体。通常的理解是:丙崽代表野蛮、愚昧，裁缝仲满是固有传统的象征，丙崽娘的变化正是文明的种子被同化的标志，仁宝似乎象征着改革的力量。此

外，环境氛围、历史背景等都具有强烈的暗示性。还有，作品借鉴了拉美文学的魔幻、夸张、荒诞等手法，从“审丑”的角度开掘古老久远的初民原生态，以种种丑态切入民族的劣质，从而表达对理想的生命和生存环境的追求。对于韩少功的这些艺术探索，评论界均给予较高的评价。

试论寻根文学在八十年代文学思潮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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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7-8-24 16:28:15 被阅览数: 69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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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寻根小说是反思与回归浪潮的最高峰，它将文革后文学对中国社会历史悲剧的反思推到了文化的高度。同时，也大大推动了文学向人、向自身的回归。

第二、寻根小说也是实验与回归进程的推进，使文学逐步趋近了自己的本体，进而使本体意义上的实验与探索成为

可能。

第三、寻根小说以启蒙立场和文化批判的手段，回归并延续了五四文学的传统，也代表了20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中文化思潮的最高成就，并对文化电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四、寻根小说是立足现代精神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入反思和发掘，因此，它与我们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形成了一种反差和张力的关系，从而构成了它特有的现代性

汪曾祺的短篇《受戒》、《大淖记事》等被看做寻根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作者家乡江苏高邮地区市镇的旧时生活，展现了那里独特的民风民俗民情及民间生存伦理和规范。《受戒》对小英子和小和尚明海纯美爱情的描绘表现了质朴自然的人性，作家人为地将现实社会悬置起来，把笔触深入到存在的本真处寻找生命的价值意义，他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他的小说细

致入微地考察了故乡高邮市镇的住居、饮食、衣着、言语、交际方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信仰等等，极大地拓展了文革以来文学表现的空间。他的小说呈现的是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他用简洁质朴的散文化笔法抒写乡镇民间生活的美和健康的人性，他善于发现民间独特的生命活力，善于表现普通人内在的欢乐，他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4)，他的艺术求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派作家的艺术追求有着精神旨趣上内在的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汪曾祺的小说接续了沈从文的文学选择和审美追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郑万隆笔下的黑龙江边陲的山村，乌热尔图的鄂温克族生活等，都可汇入“寻根”所诱发的民俗风情叙述潮流中。其次，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民俗风味小说”，如邓友梅笔下的北京，冯骥才的“津门系列”，陆文夫的苏州小巷等，对城市生活和风俗沿革的考察是广泛而深入的，对普通市民言语、心理、情感、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刻画，细微而又传神，带有明显的寻根特征。

寻根作家在思想倾向和价值评估上，较之伤痕、反思和改革作家们要复杂暧昧许多，他们在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孺慕之后，开始了反思，开始对“不规范”的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在创作中展现野史、传说、民歌、偏远地区的民风民俗中的文化蕴藉，挖掘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的文化精髓，而对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规范”的体制化传统，则持批

判、拒斥的态度，从而接续了鲁迅

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发表于1984年，以知青生活为题材，作者却有意淡化了故事发生的政治时代特征，消解了社会矛盾，从人的基本生存层面(吃)和精神层面(下棋)来表现普通人在“文革”中的生活。王一生是一个天生柔弱的知识青年，他对吃有着浓厚的兴趣，因为吃是生存之需，是基本的生存欲望，而下棋则是他的精神需要，是他对自身的一种精神修炼。他是一个被政治和时代边缘化的人，内心又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要想在政治风浪中站稳脚跟，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