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理论及其当代意义作者：胡熙涵吴辉来源：《学理论·下》2022年第02期摘要：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原则高度的批判以及对一般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建构、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启蒙性建构，被视为其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实质上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双重逻辑的实践应用与价值表达，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更要从中探寻依据原则，汲取经验启示，发挥其与时俱进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性;当代意义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2）02-0030-04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中建构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以及体制矛盾的揭露、对资产阶级虚假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建构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的意识形态。

将显性的批判与隐性的建构结合，才能摆脱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片面化、庸俗化理解，为意识形态领域及相关工作正名，更好地推动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理论的基本内涵（一）认识论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早期马克思主要在哲学论辩的语境中，基于认识论视角阐述意识形态理论，斥责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作为意识范畴中的概念，对现实存在具有映照性，即其内容反映物质生活，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就在于它对此的颠倒，德国哲学从纯粹思辨的观念、意识、精神出发考察实际，这种“头足倒置”的世界观导致了思维的神秘化与宗教的神圣化，生产实践根源、现存制度批判被漠视贬低。

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仅仅因为根本的颠倒本末，还因为现实本身已被掩盖和扭曲，比如流通过程中自由交换的表面现象遮蔽了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由此产生了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幻象。

（二）功能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中后期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维度从哲学认识论向政治社会学转变，即其虚假问题不再止于思想层面，更是涉及与阶级利益切实相关的社会政治。

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由发生学扩展到功能学，在单一的批判解构元素基础上增添了丰富的建构价值。

根据唯物史观并从社会结构有机系统来看，意识形态是作为观念上层建筑而存在的。

首先，经济基础是其决定因素和根本起源，其本身是对一定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故而对意识形态形式的解释必须参考现实发展条件。

其次，它又是相对独立的，不仅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而且对社会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承袭重释传统习俗、口号符号以及信仰观念等既有的意识形态资源，使其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一种新思想武器的创造，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或阻止群众的行动。

再次，意识形态还具有鲜明的阶级功能，它总是以现实为基点并指向行动，如果隶属于统治阶级往往是为了维护现存制度，而隶属于被统治阶级则是为了批判现存制度。

作为从属经济政治关系的制度化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虚假表达，它通过宣传、灌输、教育等方式潜移默化地控制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使得群众认同现存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机制体系，从而巩固统治、稳定发展;而对革命阶级而言，他们的意识形态也代表着自身利益，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一定思想干预功能。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性建构理论的演变历程意识形态与哲学、政治、經济等层面交融渗透，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演变过程中有不断转折的侧重范围。

因此，除了辨析意识形态的多维概念，横向把握理论整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还应该基于不同的时代要求，纵向考察理论内涵的变化性和倾向性。

（一）1844年前立足哲学视角的论战通过《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马克思从根本上动摇了对黑格尔理性主义的信仰。

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他立足哲学视角展开了观念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并逐步思考意识、理性和精神的现实根基，这为其世界观的转变和方法论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首先，人本主义宗教批判是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批判思想的重要起点和基本内容。

受到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宗教批判思想的启发，马克思对宗教的起源本质、社会功能以及消除途径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回答。

他不仅承续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基点，认为宗教是人的意识和感觉的产物，是人的本质或特性的再赋予;而且破除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个人”的局限性，进一步追寻了宗教的社会根源，指出宗教的产生应该归结为现实世界的非人化，要废除宗教这种颠倒的社会意识，必须建立一种不需要幻想、能给人民带来真切幸福的制度。

其次，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来实现对德国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现实的批判，对黑格尔国家观的解构过程也是对意识形态展开隐性批判的过程。

马克思认为，基于神秘主义的黑格尔唯心哲学，现实存在物都被抽象概念化、精神意志化，一切主客体的关系都被颠倒，而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做的推演阐释其实是在为虚幻的国家制度辩护，本质是现存社会的维护意识。

此外，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就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截然对立的观点。

黑格尔主张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即市民社会的本质与权益完全以国家意志为转移，绝对观念的发展必然推动以私人利益为主导的家庭和市民社会环节向以普遍利益为代表的国家转变;马克思却将两者关系进行了“主谓颠倒”，认为政治国家以家庭为自然基础、以市民社会为人为基础，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的实体。

（二）1845—1866年转向政治语境的探讨1.《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丰富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对意识形态一般原理的诠释是一体两面的，否定中有肯定，解构中有建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不仅延续了哲学视域的观念意识形态批判，再次强调了它的虚假性本质;更是以首次系统论述的唯物史观为基础，集中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多重含义和多维本质，奠定了整个意识形态理论的轮廓，同时为进一步在政治语境下探讨意识形态概念做了铺垫。

马克思认为，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是感性世界的基础，人们的存在即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决定人们的意识，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意识形式始终与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密不可分，对应“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他还提出，生产力是所有制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最初用语）发展的决定因素，物质交往形式的总和或“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和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应以市民社会为出发点阐述各种意识形态与理论形态，对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此外，马克思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框架内考察意识形态问题，剖析了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革命阶级之间的联系，使意识形态鲜明的阶级性浮出水面。

首先，他指出独占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掌控着精神生产资料，意识形态的内涵之一即是统治阶级实行精神统治的思想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其次，他从动态发展角度思考了意识形态与阶级利益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1]99，政治意识形态的最大特点是把某种特殊的阶级利益上升为普遍的整体利益，从而以“共同利益代表”凝聚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实践力量，整合各種资源解决历史任务，这为后续解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建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提供了思想因子。

2.1848年欧洲革命的再次阐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表达了对社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思考，并揭示了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的谱系学关系，1848—1852年的革命实践不仅为检验已有理论提供了历史材料，而且为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

马克思在探索革命新问题、积累革命新经验的过程中，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发展流变与共性本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性质作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解放斗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有所思考。

（1）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一方面组织群众参与反封建斗争，推动工业化大生产，实现历史变革发展，具有一定群众基础与进步性;另一方面实质上旨在建立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平等的背后是剥削与异化，在革命中不断压制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觉醒，因而又有反动性的一面。

基于阶级自身属性和政治经济状况产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样具有双重性质和作用变化。

早期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具有较强的重合性——推翻封建制度、追求自由解放，因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代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同利益，作为阶级联合的条件，它推动了社会力量的动员和革命任务的完成，为人类解放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但1848年欧洲革命后，由于这个“利益聚合体”内部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资产阶级需要掩饰的内容增多，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增强，产生的影响开始由进步走向反动。

其将现实中某些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方面绝对化、夸大化为代表全体要求的普遍真理，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口号、党派斗争工具，它发挥的社会作用也仅仅在于把人民的历史活动纳入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轨道，使人民不再按照自己的要求发展革命。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1]585，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充分利用了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将旧的形象思想或精神信仰改造成符合时代需要的形式从而持续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如二月革命将1789年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重新提出以联结代表各阶层的利益。

但这实质上掩盖了资产阶级的狭隘内容，隐瞒了真实的目的动机，模糊了现实斗争的阶级实质与客观内容。

（2）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组织条件以及实践锻炼中，工人阶级意识逐步觉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步形成，1848—1852年的革命实践为无产阶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一方面，事实证明对于资产阶级的任何幻想都会模糊无产阶级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无产阶级应该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努力从空想中挣脱出来，“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1]370。

另一方面，因为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特殊阶级利益，也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目的，所以它理应与一切传统观念或旧意识形态进行最彻底的决裂;从而无束缚地立足现在与面向未来，在科学认识自我与历史的基础上，确立坚定的政治立场以及合理的政治纲领，并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现实运动，马克思于其中暗示了无产阶级将会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思想。

（三）1857—1870年回归经济领域的批判“意识形态不仅是‘虚假意识’，也是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本身”[2]，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既是批判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又是批判促其形成的现实根源。

1857—1870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围从哲学和政治转向经济学，批判对象着重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开始将意识形态的一般原理应用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