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意识形态问题

意识形态有什么涵义？雷蒙。

高斯（Raymond Geuss）依据意识形态在感情色彩上的差异，把意识形态分为三类：

第一，中性意义（或描述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description），人们把它当作一个描述性概念，以分析一定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不论真假是非，不做价值判断。

现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常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

既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信仰体系和宗教仪式等，也包括一切精神现象、心理现象、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综合。

第二，贬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ejorative sense），主要是指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等的“意识形态”概念。

它把人类的一切精神思想文学艺术活动都看成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falseconsciousness），从而否定它自诩、自命的普遍真理性，揭示它曲解社会存在并进而维护某些特定团体的利益的根本特征。

第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the positive sense），即建设性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后，列宁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和工人处境的思想体系。

它是在揭穿虚假意识的基础上，所做的建设性工作。

无产阶级之所以急于建立正确的意识形态，是因为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至关重要，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便会成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真理性。

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分类：

基于知识社会学的学术背景，曼海姆把意识形态分为两类：

一类是特定意识形态（particularideology），一类是整体意识形态（totalideology）。

前者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某些集团的私利；后者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并不在于现实利益的掩饰和遮盖，而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架构和主体的认知态度。

前者的作用范围是个别人的心理，后者的作用范围是整体化的社会舆论。

前者总是对敌对派思想的一部分提出质询，后者则是对其整体提出挑战。

前者建立在对各种观念的心理分析的基础上，后者在认识论——本体论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前者重在研究个人行为，后者重在研究集体行为。

根据不同意识形态理论的知识背景和历史发展，把意识形态分为四大类：

1、认识论意义上（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

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一词是法国18世纪末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提出来的，他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也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把握这个概念。

它是建立在感觉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

特拉西首创了“意识形态”一词，并赋予其“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的意义，认为它的使命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与边界、认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等认识论最为基本的问题。

2、社会学意义上（sociological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就会把它看成是一套在某个特定社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观念体系，它在社会和谐、社会控制、社会动员方面都能发挥巨大作用。

除此之外，意识形态还可以为一个特定的目标、一套特定的价值进行辩护（或进行批判），还可以使一定的政治权力合法化（当然也可以非合法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可能赋予“意识形态”一词以贬义色彩，也可以赋予它中性意义。

3、一般心理学意义上（psychologic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

把它看作是控制个人情绪的工具。

弗洛伊德那里，宗教就是意识形态，认为宗教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创伤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它虽然治不了病，却能给人提供一种幻觉（illusion），是人类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安宁而制造出来的“虚假意识”。

撒顿（Francis X。

Sutton）认为意识形态是对心理紧张的一种回应，而心理紧张来源于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社会生活带来了大量难题，每个人都要应付各种各样的难题，每个人在日常性地扮演自己角色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相互冲突的需求和莫名其妙的情形。

角色塑造了人的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扮演角色的人产生了心理的紧张和焦虑。

为了消除紧张和焦虑，人需要寻找恰当的“指导原则”（guidingprinciples）。

意识形态就能起这样的作用。

4、文化心理学意义上（psychocultural approaches）的意识形态。

狄翁（Leon Dion）把意识形态定义为“具有一定整合性的文化和精神的结构”，是一定价值规范的模式，这个模式既有客观性（文化）又有主观性（精神）。

“个人或团体以它为基础设计政治蓝图，以便实现他们那些在社会生活中高度评价过的抱负和理想。

”格尔茨（Clifford Geerts）对意识形态研究的现状十分不满，他想建立一个更加适当的非价值性的理论框架来处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

他从符号和符号行为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试图回答（至少是部分地回答）这样的问题：

“各种符号是如何符号化的？它们是如何调停各种意义而不使其相互矛盾的？”其基本假设是：

思想是由符号体系的建构与操纵构成的。

符号体系，不论是认知性的还是表情性的，都是信息的内在资源。

人类生活就是根据符号体系予以模式化的，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人类的内在资源十分贫乏。

符号体系是感知、判断、操纵世界的非个人性的机制。

文化模式，无论是宗教科学还是意识形态，都是一些纲要（programs），它为社会或心理过程的实现提供蓝图。

“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图解性意象的建构，人使自己或好或坏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

”总之，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心理紧张的回应，它还是指导人类政治生活的文化符号体系。

窃以为，其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的色彩。

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形态的蒙蔽——‚解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

‚解蔽‛的思想萌芽：

柏拉图的‚洞穴说‛，后来培根又提出了‚假相说‛。

启蒙运动之所以为启蒙运动，在于它要去除人类信中的愚昧；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也表现在他勇于揭穿谎言并暴露真实的现实关系和现实利益；胡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