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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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创造性叛逆

第三章 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导论第三章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翻译的本质其实就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文学翻译和其他翻译的根本区别是:它所使用的语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仅仅为了达到交际和沟通信息目的而使用的语言。

它所使用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

著名文学家茅盾说过:“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它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翻译的实践表明,人们在赋予文学翻译的目标与文学翻译实际所达到的结果之间却始终是存在差距的。

这其中的原因有艺术上的,也有语言本身的。

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西方翻译史上有名的不可译论的代表)说:“我们不能把已具审美形式的东西化成另一个仍是审美的形式。

”这是从美学原理角度强调文学翻译的困难。

*另一方面,文学翻译的目标与实际达到的结果之间的差距又是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文学与其他艺术相比是唯一局限于语言框架之内的艺术。

特定语言环境内的历史的文化积淀和语言使用者的生活经验,使该语言的使用者在使用某一特定词汇时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赋予该语言以特定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举例:“天高云淡”一词在汉语这一特定语言环境中,使人产生“海阔天空、壮志满怀”或“秋高气爽、秋风萧杀”等诗的意境,产生许多丰富的联想。

但是把这四个字照搬到另外一种语言中去时,如译成英语“The sky is high,the clouds are thin.”英语读者恐怕就无法产生相似的联想。

*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接受者能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语环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

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译作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相同的意义,文学翻译也已显而易见的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1 . 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他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翻译的过程中必然有创造性的发挥,前提当然是不能脱离原文肆意发挥。

译者同样也是原作的读者,译者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解将原作传达的内容信息转达给译文读者,就是译者创造性的一种体现。

但是译者对作品的理解不可能绝对的客观,译者虽然主观上追求再现原文,但是客观上不可能完全做到。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1999:137)。

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

翻译所涉及的文化上和表述上的差异,使任何翻译都注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原作的叛逆。

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意境,译者会采取一些翻译策略,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变动,使译文尽可能忠于原文,传达出原作的精神和意境。

1/ 8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主要是儿童,儿童的经验、智力发展不足,如果译文不易于理解,没有站在儿童读者的立场上,采用他们感兴趣的语言和表达法,译文很难为儿童读者所接受。

译者要综合考虑儿童的知识经验、心理认知、接受能力和兴趣爱好等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自觉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给小读者做出正确的引导。

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得创造性叛逆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成为必然。

谢天振(2007)认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包括了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而言,包括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增译减译、编译。

2 . 创造性叛逆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柜》译本中的体现《狮子、女巫和魔衣柜》是英国著名作家、文学家C.S.路易斯的奇幻巨著“纳尼亚传奇”的第一部,书中充满了奇幻与迷人的想象。

谈创造性叛逆与文学小说翻译——以《老人与海》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谈创造性叛逆与文学小说翻译——以《老人与海》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2502019年25期总第465期ENGLISH ON CAMPUS谈创造性叛逆与文学小说翻译——以《老人与海》的两个中译本为例文/徐甜甜大类:有意识型、无意识型和特殊型。

有意识型叛逆又分为:个性化翻译,节译与编译;无意识型叛逆分为:误译与漏译。

特殊型叛逆分为转译与改编。

下文中,笔者将就具体实例进行分析。

五、翻译实例1.个性化翻译。

例1:And there was a norther and he was very cold. (Hemingway,2013).译文1:凄厉的北风吹过,他感到透心凉。

译文2:正在刮北风,他感到很冷。

分析:吴劳的译文更加中规中矩,达到了“三美”论中的“信”和“达”原则;而张白桦译文中的“死了都要斗”、“透心凉”分别借用了流行乐团信乐团大火的歌曲名和雪碧的广告词,这就很好地抓住了青少年读者的兴趣点,读过之后,总能留下一些记忆深刻的东西。

2.误译与漏译。

例2:One sheet. That’s two dollars and a half. Who can we borrow that from? (Hemingway,2013)译文1: “那就订一张。

一张两块五,我们跟谁借这笔钱呢?”译文2:订一张。

这要两块半。

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分析:例3就涉及中英文之间度量衡的翻译问题。

“dollars”在英文中指“美元”,而两位译者译为中国货币中的“块”,看上去是误译,实则是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读者内心早就明晰货币间的价值关系,不必过分拘泥于字面意思。

3.省译和增译。

例 3:There was no cast net and the boy remembered when they had sold it (Hemingway, 2013).译文1:其实已经没有渔网了,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卖掉的。

译文2:实在并没有渔网,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

分析:例4中,译文1中译者将“it”省略了,译文2则保留了“it”,译为“它”,笔者认为,是否省译“it”对译文影响不大。

中国古诗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杜甫《春望》的翻译为例

中国古诗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杜甫《春望》的翻译为例

中国古诗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杜甫《春望》的翻译为例摘要:中国古诗文化繁荣多彩,随着“一带一路”等经济文化纽带的牵引,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正得到不断的拓展和延伸,为了促进文明文化鉴赏,使中国古诗走出国门,展现中国智慧,传递中国情怀,做好古诗翻译十分必要。

目前,在译者如何促使古诗文化更好的走向世界,做好古诗翻译这一方面已经有了诸多的研究。

本文旨在创造性叛逆的背景下,探讨创造性叛逆中的译者主体性是如何确立的、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体现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翻译“信、达、雅”原则的背离这三方面。

关键词:中国古诗翻译;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性;“信、达、雅”原则1.导语众多学者以多种视角和学科对“创造性叛逆”进行了分析研究论证,各类学科的学者从自身的领域出发,对其发表了见解。

但译界学者们对创造性叛逆持有不同看法,褒贬不一,谢天振教授指出关于其错误的认识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错误的解读:有学者(王向远,2014)把“主体的创造性叛逆”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翻译技巧,并将其作为翻译手段或翻译原则去翻译作品,经常陷入些不符合原意或是错误的说法之中。

[1]第二,对“创造性叛逆”观点的实质把握不清:由于对“创造性叛逆”实质的模糊认识,有学者未能对创造与叛逆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探讨。

但也另有一些学者充分肯定“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价值,认为“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

[2]目前,关于对“创造性叛逆”实质的研究最具有权威性的是谢天振教授在其著作《译介学》中主张创造性叛逆是翻译领域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

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对于翻译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从国内外研究来看,近年来对翻译领域中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看创造性叛逆的研究趋势已经呈现了更深层和丰富的态势。

而古诗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学艺术体裁之一,是文学翻译中的难点。

本文旨在创造性叛逆的背景下,探讨创造性叛逆中的译者主体性是如何确立的、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体现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翻译“信、达、雅”原则的背离这三方面。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一、本文概述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全球化背景下愈发显得重要。

然而,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思想和艺术的传递。

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叛逆”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现象,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内涵及其对翻译主体性的确立所产生的影响,以期深化对翻译活动的理解,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本文将概述“创造性叛逆”的概念及其在翻译领域的应用。

通过界定“创造性叛逆”的定义,揭示其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如何体现翻译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文章将分析“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主体性确立中的作用。

从翻译主体的角度出发,探讨“创造性叛逆”如何影响翻译主体的思维方式、决策过程以及最终译文的呈现。

本文将总结“创造性叛逆”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启示,以期为未来翻译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通过对“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揭示翻译过程中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如何通过“创造性叛逆”实现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活动的认识,还有助于推动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二、“创造性叛逆”的内涵与特征“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源自文学翻译领域,却不仅仅局限于文字之间的转换。

它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于对原文的理解和自身文化背景的融入,所做出的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的翻译选择。

这种选择并非简单地忠实于原文,而是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融入译者的个人风格和智慧,使译文在保持原文精神的也展现出新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创造性叛逆”的内涵丰富而深刻。

它要求译者不仅要精通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还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审美感知。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不断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要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又要追求译文的创新性和可读性。

这种平衡点的寻找,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性的创造过程。

“创造性叛逆”的特征也十分鲜明。

它具有创新性。

译者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固定的翻译模式,而是敢于挑战传统,寻求新的翻译方法和表达方式。

文学翻译再创性叛逆

文学翻译再创性叛逆

文学翻译再创性叛逆文学翻译再创性叛逆文学翻译再创性叛逆文学翻译再创性叛逆“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最早提出的。

埃斯卡皮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他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当然,这里的翻译主要是指文学的翻译。

本文以赵元任先生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景记》为例,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做简要探讨与论述。

一、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是翻译范畴中一个突出的、主要的翻译种类,也是学界讨论最多、研究成果最丰富的一个种类。

文学翻译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

文学翻译强调传达和再现原作的艺术意境,即艺术再创作,而不要求译者在文字上、句法上乃至修辞上对原作亦步亦趋。

茅盾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一部文学作品涉及的东西包罗万象,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社会生活、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审美心理等。

这些因素在东西方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中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

最早把“创造性叛逆”这一名词引入中国的是谢天振教授。

谢天振教授把创造性界定为:“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把叛逆定义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谢天振,1999:1 37)实际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译语的客观背离也应属于叛逆的范畴,也就是说译作可以是对原作的叛逆,也可以是对译语的叛逆。

对原作叛逆的原因一般情况下是译作必须使读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必须像原作一样易懂;对译语的叛逆常常是因为译作也肩负着用新的内容和形式来丰富译语的使命,而且译语文化也呼唤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诞生,尽管这样的译作读起来比读本族语写的作品要难以领会。

描述翻译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文档

描述翻译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文档

描述翻译学视角下的创造性叛逆一、引言综观中西翻译史, 尤其是文学翻译, “不忠实”的翻译比比皆是。

许多杰出的大翻译家有一些“不忠实”的神来之笔, 就连忠实派的译者也有故意“不忠实”的时候。

大量“不忠实”译文的存在、成功与忠实观的冲突引起了忠实与叛逆的二元现象。

许多译作被简单地冠以忠实或不忠实来判断其翻译质量和价值。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与人们思维的定向性或单向性有直接的关系, 的确有助于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但容易极端化、对立化。

对于翻译实践中一些违反忠实的标准却取得成功的创造性和叛逆性的翻译现象,描述翻译学跳出了翻译标准的狭隘忠实观, 接受现有的翻译实践,对不同的译本采取更理性的评价态度, 消解了不同译本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

二、描述翻译学与创造性叛逆的源起与契合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标准的关注, 从一开始的归纳式的箴言总结到后来的演绎式的科学研究, 都反映了其规范性的本质。

规范性翻译研究的显著特点是, 定出一个规范,让所有译者,不分时代, 不分工作对象和读者的认知环境, 在他们的翻译实践中一律遵照执行(林克难,2001:43)。

这种规范性的研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指出了翻译应达到的标准和遵循的规范。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 传统的翻译研究大多以源语为中心, 以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本来评判译文的优劣;同时,以点带面,把仅适用于某些体裁的翻译标准推而广之, 并对大量没有实现这些标准的译文大加讨伐, 却对译者之所以采用与这些标准相抵触的翻译策略的原因, 以及这些译文对译语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不闻不问(董明,2003:46)。

传统翻译标准研究趋于理想化, 过于强调语言间的共性和语言规律的客观性,而不考虑翻译中诸多因素的相互关联, 因此,规范性的翻译研究总是摆脱不了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忠实与不忠实之争。

传统的规范性的翻译标准造成的概念上的困惑和随之而来的无谓而又无休止的争论, 以及大量“不忠实”译文的产生和存在都呼唤着翻译研究的新方法。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分析这一现象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如何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基础上实现翻译的创造性。

我们将首先界定“创造性叛逆”的概念,明确其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表现。

接着,通过案例分析,揭示创造性叛逆在翻译实践中的积极作用,如增强译文的表达力、丰富译文的文化内涵等。

本文还将探讨如何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翻译的创造性。

我们将总结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期对文学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创造性叛逆是一种独特且必要的现象。

这并非是对原文的背叛,而是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过程中,融入自身理解、审美和文化背景,对原文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这种叛逆,实际上是翻译者对原文的深度解读和个性化表达,使得译文在保持原文精神的更加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

创造性叛逆体现在翻译者对原文语言、结构、风格、意象等多个方面的处理上。

在语言层面,翻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言的语法规则和表达习惯,对原文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转换,使得译文更加流畅自然。

在结构和风格层面,翻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原文的内在逻辑和风格特点,通过恰当的翻译策略,将原文的精神和韵味完整地传达给读者。

在意象层面,翻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对原文中的意象进行恰当的转换和再现,使得译文在保持原文意象的更加贴近目标读者的审美体验。

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体现了翻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然而,这种叛逆并非无章可循,它需要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不能违背翻译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因此,翻译者在进行创造性叛逆时,需要充分考虑原文的语言特点、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以及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期待,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翻译的目的,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读书心得——《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英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读书心得——《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英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读书心得——《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英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1 创造性叛逆与译者地位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一书中对创造性叛逆的主体——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进行了引用和进一步分类,他认为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可被分为四种情况:个性化翻译、误译和漏译、节译和编译、转译和改编。

他还提出译者、读者、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的叛逆性主体。

(谢天振,2021:33-40)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译者主体性地位进一步彰显,译者身份得以重新解构,成为了翻译活动的主宰。

译者能赋予著作全新的面貌,不仅可以延长作品的寿命,还可以让作品拥有第二个生命。

下面笔者将从改编和误译两个个方面分析截取的葛浩文在翻译时对于作品文字的处理:2 转译和改编转译和改编的部分主要分为对原文的语言转换时的改写和文化负载词的替换,以提高读者的接受度。

2.1 改写[原文]干硬的豆荚扎得她的手痛。

[译文]…a thorn pricked her finger…[分析]原文描述的是金菊剥的豆荚由干又硬扎得她手疼,而不是被刺扎到的意思,作者想通过剥豆荚的苦来反映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苦,虽然是改编了原文的表达,但在意象上大体相似。

[原文]她把脸放在他的胳肢窝里[译文]she buried her head in the crook of his arm[分析]胳肢窝并不局限于armpit这一个表达,在英美小说中,buried in one’s head in the crook of one’s arm是一种很常见的描写亲近姿势的用词。

2.2 文化负载词替换[原文1]“见阎王爷”[译文1]“meeting with Karl Marx”[原文2]在家千般好,出门事事难。

[译文2]Conveniences at home,trouble on the road.[分析]把见阎王爷翻译成了见去马克思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2.3 省略:[原文]可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把斯大林烧了。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新与自我表达当我们探讨文学翻译时,我们不仅要语言的转换,还要其中所涉及的创造性叛逆。

这种叛逆性并非对原作的背叛,而是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的创新和个性化。

关键词: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翻译者,理解,表达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要求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展现出独特的创新。

创造性叛逆,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允许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通过个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

创造性叛逆的背景创造性叛逆最早由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布奇奥里提出。

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表达会受到个人背景、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再创造。

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是翻译者。

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原作,还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原作的意义和精神。

创造性叛逆允许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融入自己的观点、情感和理解,从而使译文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创造性叛逆的结论创造性叛逆是文学翻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鼓励翻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同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通过创造性叛逆,翻译者不仅可以传递原作的意义和精神,还可以通过译文向读者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视野。

然而,创造性叛逆并不意味着随意篡改原作。

翻译者在进行创造性叛逆时,仍需尊重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以避免对原作的误解或歪曲。

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翻译者应尝试找到一种既能表达原作精神又能体现自己创造性和个性化的语言。

创造性叛逆还要求翻译者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广阔的知识面。

只有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博的知识储备,翻译者才能够在翻译过程中充分理解和表达原作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

在总结中,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翻译策略。

它鼓励翻译者在理解和表达原作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个性化,从而使译文更具创新和生命力。

文化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最佳关联

文化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最佳关联

文化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最佳关联创造性叛逆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它一度是中国译界的热门话题;文化翻译的两种策略即异化与归化均可表现为一定意义上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探讨了语际翻译中蕴含的文化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关联性原则(即最佳关联)的关系。

翻译,总是译者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叛逆;而关联理论作为认知语用理论,可以为文化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提供有效的准则:异化与归化都是为了再现原文的最佳关联,即达到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期待的最佳关联。

一、创造性叛逆及其关联理论基础翻译即反逆。

翻译,已不再被视为对原文的简单机械的模仿,而是一种凝聚着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再创造。

翻译总是译者或多或少的创造性叛逆,即不拘泥于原作的语言形式的转换,于原作的语言框架之外力求再现原作的神韵与意境。

创造性叛逆是翻译的必然与必需。

孙致礼将创造性叛逆定义为,“背叛原文的语言文字从而达到对其意义、艺术及精神的忠实”[2](P18-22)。

文本的内容或精髓通常寓于特定的某一语言形式中。

当原文通过翻译而进入一个新的语言接受环境中,为了更好地传递原作的内在意境,在翻译中时常有必要改变原作的表面形式而充分利用译文的最佳语言形式以求得“曲形而传神”,这实际上是对原作的真正意义上的忠实而非仅为原文语言的“貌似”而神离。

再者,特定语言所承载的特殊文化内涵常常会导致语际间的翻译难以达到语义等值。

因而,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创造性叛逆是翻译的一种客观而普遍的现象,它揭示了翻译的本质是交流;译文与原文是同源的,但并非同一的,也即是,同样的信息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

翻译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当然,叛逆并不意味着从内容到形式完全的背叛,那不成其为翻译。

毕竟,翻译是一种限于原作框架范围之内的二度创作。

无疑,创造性叛逆存在一个“度”的问题。

尽管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近年来引起诸多讨论与争议,创造性叛逆,正如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性地位,逐步得到人们的认可与重视,但是关于创造性叛逆,理论上却鲜有一定的依据及标准。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 提出的。

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系统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

此前,法国文学家瓦莱里用“创造性误解”一词指出过这种想象,“允许对作品作千种解释”。

更甚的是早在1917年,文学史家朗松就在“在法国文学发展中的外国的影响作用”一文里提出“重要的不是原模原样地照搬外国文学及其思想,而只是汲取于我们有用之处。

至于我们对外国文学的理解正确与否,这无关紧要”。

将创造性叛逆的命题介绍到中国的是谢天振教授于1992年撰写的《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在2000年出版的《译介学》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明确提出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本文根据谢天振在《译介学》里提出的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分析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翻译的关系。

从符号学,文化语言以及译者的主体性这三方面阐述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

正确理解了创造性叛逆,译者就能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本文从文学翻译的定义和过程解释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拟对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进行探讨。

从符号学和文化差异这两方面分析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

根据相关学者在这一命题上的研究,结合各种题材的文学翻译的实例,分析创造性叛逆四种类型的正反面作用。

通过对比忠实和主体性,论述译者要如何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

AbstractThe term “creative treason”was first coined by Robert Escarpit, the French sociologist, who states that translation is always a kind of creative treaso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translating is complicated and it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steps: comprehending and expressing. These two processes are creative, which determine the unavoidability of creative treason. This thesis will discuss unavoidability from two angles: semiolog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Creative treason is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by Professor Xie Tianzhen: individualized translation, mistranslation, omission, and translation editing. Individualized translation include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mistranslation consists of unconscious mistranslation and conscious mistranslation; translation editing, to some extent, is a kind of omission. Faithfulness is the first principle that the translator has to consider; however, creative treason is a conscious conduct made by translator to achieve specific goals either for being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or for satisfying the target reader. According to the examples, the author will illustrate these contradictions and conclude the methods to control the limit of creative treason.“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尔皮提出的。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必然性论文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必然性论文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摘要:传统的翻译翻译学研究中,”信、达、雅”被公认为是翻译的标准,即忠实于原文,译文通顺,文字典美,其中,”信”即”忠实”为翻译的核心。

”忠实”意味着不仅要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还要忠实于原作的风格。

但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翻译涉及两种文字、两种文化。

由于不同语言的文化背景、风格差异和文学作品本身的特点,文学翻译的绝对忠实是达不到的。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重点从传统的翻译标准和文学翻译的特点着手,适当加以例子说明,探讨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必然存在的原因及其应用价值。

最后得出总结,即文学翻译中恰当的创造性叛逆不但不是对忠实原则的违背,反而是对其的完善和补充,并且赋予原作品新的生命力,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翻译标准信达雅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一、传统的翻译标准“忠实”一直是传统翻译界的标准。

西方提出”忠实”要比中国早两千多年。

古罗马时期的贺拉斯就提到了”忠实的译者”,而中国则是在唐朝由佛经翻译大师玄奘提出了”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即”忠实、通顺”。

自1 9世纪末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以来,引起了几代人不断地思索和探讨。

对这三字原则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如”百年战争”,一直延续至今。

我国第一篇谈论翻译的文字首推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文中提到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主张。

东晋时的道安发扬蹈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力主矜慎,要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

六朝的鸠摩罗什提出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

至此、直译、意译和新译三大流派已见雏形。

1 894年,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提出”善译”的观点,标志着近代翻译标准已初见端倪。

1 898年,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严复,集汉唐以来译论之大成,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首倡”信达雅”。

至此,一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自成体系的翻译标准得以确立。

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所体现的审_省略__对宋词_虞美人_两种译本的浅析_王珺 (1)

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所体现的审_省略__对宋词_虞美人_两种译本的浅析_王珺 (1)
读书与评论
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所体现的审美选择
——对宋词《虞美人》两种译本的浅析
○王 珺
摘 要:古诗词的翻译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内外学者,对于同一原作的各种英译本也褒贬不一。究其原因,与译者 的创造性叛逆和读者的审美感受密不可分。本文旨在通过对宋词《虞美人》两种译本的浅析,试图探索古诗词翻译 中的创造性叛逆所应遵循的原则,使读者感受到同样程度的原作之美。 关键词:古诗词翻译 创造性叛逆 审美选择
(许渊冲译) 从译文的题目看,徐先生将词牌名“虞美人”直接音译 成“Yumeiren”,而许先生则用意译法将其分为两部分,词 名与牌名分开,既不脱离主题,又点明了全词的主基调。这 首词堪称李煜的精华之作。这位丢了江山、深陷囹圄的南唐 后主,面对眼前的春花秋月,回想起往日南面称王时纸醉金 迷、奢华逍遥的生活,那种物是人非、一落千丈的情愫怎一 个“愁”字了得?因此,许译的题目完全符合审美三原则, 而徐译仅称得上“经济”。 通篇来看,徐译是更加大胆的创造性叛逆。它改变了原 作上下阙的长度、结构;许译则保存了原作的风貌,呈现了原 作的结构特点,甚至每一行的字数都几乎与原作一致。再来细 看词的上阙,李煜慨叹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 少”,这“往事”二字中饱含着多少对帝王生活的追忆啊!徐 译中“past”一词就略显单薄了。“upper room”是中性词, 只表明作者所在房间的方位是楼上,但“a t t i c ”就具有 “humble”的意味了。“attic”即“阁楼”,在《简·爱》 中,是用来囚禁罗伯特的疯妻的,用在这里突出了李煜阶下囚 的悲惨处境和被软禁的生活状态。“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一 句,徐译采用意译法将原句扩展开来直述作者的“sense of defeat and despair”,使人浮想联翩的“故国”似乎只剩 下一片废墟了。实际上李煜口中的“故国”应该是富丽堂皇的 琼楼玉宇,这一点从下阙第一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即可看 出。许译用“the lost moonlit land”,以“月光照耀的大 地”烘托出作者对“故国”的无限怀念。明月在我国古代具有 “思乡”的义项,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 轼的“千里共婵娟”等。“只是朱颜改”一句中的“改”字, 徐译为“become pale”,毋庸置疑“苍白无血色”的脸一定 不美貌,但根据“故国”笔者猜测作者的意思应该是宫中原本 美貌的女子已经人老珠黄。许译为“cannot be fair”,细 细品味这其貌不扬的fair一词颇有一番风味。“fair”除用来 与上句压韵外,它本身还十分雅致。在古英语中“fair”就是 “beautiful”的意思。在古诗词翻译中使用古英语词汇,堪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但是西尔佛几乎马上就恢复了神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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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义传达
《雷雨》: 鲁大海:(抽出手枪)我——我打死你这老东西! 鲁贵:(站起)枪,枪,枪! 鲁四凤:(跑到大海的前面,抱着他的手)哥哥。 HAI: (drawing his pistol) I’ll—I’ll kill you for that, you old swine! LU: (leaping to his feet and shouting) Help! Help! He’ll shoot me!(He stands petrified with fear.) FENG: (rushing across to Ta-hai and seizing his wrist) Ta-hai!
11
四、“创造性叛逆”的理 文化缺省 据 行文习惯
3 4
2
意义传达 语言差异
审美意旨
5
1
风格再现
6
再创造的必要性
情境意蕴
7
Form oracle
1 语言差异
印欧语系←→汉藏语系 表音←→表意 字母拼写←→笔画构字
He has known praise and hatred, and has gone from cheers to jeers. 他历经荣辱,过去鲜花簇拥,而今却遭人唾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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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中译者具有有限的创造性已经是今天译界普遍认同的问题。

但对于创造性及创造性限度产生的根源这一问题,似乎还有待于做出更为科学缜密的解释。

笔者尝试从符号学和解释学的两方面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性讨论。

一符号、语言符号和文学语言符号符号学认为,人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各种不同符号系统的符号世界。

如果不做深奥的辨析,符号总是某种实在的东西,可用它代表另一种东西,可以说是他物的替代,不过这种替代呈现出多种形式,有隐有显,有繁有简。

比如,公路上的红灯代表不可通行的含义;古时的虎符代表调动军队的权利。

符号本身由两部分组成,即能指与所指。

能指是替代物,所指才是真义所在。

(赵毅衡,2004:10)符号应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符号必须有一种物质形式,只有如此才能作为信息的载体被人所感知;(2)符号必须传递一种本质上不同于符号载体本身的信息;(3)符号过程应包括发出者和接收者,即一种主客关系;(4)符号必须传递社会习惯所约定的规约性的社会信息,而不是个体赋予的特殊意义,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

语言本身是一种符号系统,它不仅具有符号的一般性质,而且以其稳定性、通用性、演化性、兼容性、第一性、依赖性等一系列特点,构成符号系统中一个特殊的分支。

语言不但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符号体系,而且大得不成比例,其他符号体系与之相比都实在太小,而且全都可以被语言混杂、解释、置换。

(赵毅衡,2004:9)大部分规模较大的符号体系,是建筑在语言这一初始体系之上的二度体系。

(赵毅衡,2004:10) 语言符号具有三大关键性特征:(1)任意性: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约定俗成的;(2)强制性:能指与所指的联系一旦被某个语言集体所接受,它在共时体系中就具有普遍的约束性;(3)线性特征:语言符号只能是一个接一个地联在一起出现,犹如链条中的环节一样。

我们可以注意到,语言符号的强制性特征完全可以被视为符号特征。

从读者授受论看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途径

从读者授受论看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途径

从读者授受论看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途径文学作品的对象是读者,因为有读者,文学作品才有了其存在的意义。

同样,翻译文学作品时,也要以读者为中心,否则,文学译作没有办法为读者所接受,便失去了文学交流的作用。

读者接受理论把读者视为文学作品价值的创造者,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转变了原先以作者、作品为中心的研究视角。

文学作品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特殊的审美属性。

因为中西方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文学翻译在把这些审美属性传达给读者时,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创造性叛逆。

本文从读者接受理论出发,探讨了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实现问题。

《远行者》是美国作家戴安娜·盖伯顿最著名的小说《异乡人》系列中的第三部,讲述了一位二十世纪的英格兰护士,经历第二次时空穿越,与其十八世纪的苏格兰丈夫重逢,并由此引发一连串故事。

作品融合了多个流派,具有历史、浪漫、神秘、冒险、科幻、奇幻等元素。

本文选取该小说第38章为研究案例,来分析英译汉文学文本的翻译,总结出了代词转译、称谓统一、句内语序调整、句子拆分、段落内部衔接和注释等六种创造性叛逆的途径,从读者接受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忠实”与“叛逆”的界定问题,旨在为其他译者解决类似问题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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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作者:魏晓恬
来源:《速读·上旬》2019年第11期
◆摘; 要:与蒲松龄《聊斋志异》原文相比,卫礼贤德译《聊斋志异》存在大量因尊重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而产生的省译,因阐释意象、补充故事情节等需要产生的增译以及因译者的独到见解而产生的改译等。

以上翻译策略无不反映了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本文通过分析卫礼贤德译《聊斋志异》文本语篇层面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理解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现象。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聊斋志异》;卫礼贤
1引言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最早可追溯到意大利的一句谚语“Traduttore,traditor”——“翻译者即叛逆者”。

本文所谈及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有意识地采取某种翻译策略和方法而达到的语言和内涵层面较源语文本“脱胎换骨”而富有创造性的现象。

这些翻译策略和方法包括因尊重目的语读者阅读习惯而产生的省译,因阐释需要而产生的增译以及因译者的独到见解而产生的改译等。

2卫礼贤德译《聊斋志异》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1899年,卫礼贤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青岛。

但是在之后的20多年里,卫礼贤并没有成为一个狂热的宗教传播者,而是成为了一名汉学家,将中国古代经典引入德语界。

1914年,卫
礼贤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Chinesische Volksmärchen)(Wilhelm,1914),收录中国民间故事100篇,包括《聊斋志异》故事15篇。

此外,卫礼贤还翻译了《聊斋志异》中《辛十四娘》《瞳人语》等译文。

本文以《中国民间故事集》中的《聊斋志异》故事译文为文本,分析其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2.1省译
省译是指指在翻译的过程中省略翻译原作中的某些句子或段落。

卫礼贤翻译的15篇《聊斋志异》故事篇目中,省译主要表现在省略翻译故事结尾“异史氏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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