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时务报》

梁启超与《时务报》作者：沈继成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更新时间：2007年10月31日【内容提要】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报刊编辑家、报刊政论家。

戊戌变法时期，他主编了《时务报》，为维新运动的深入进行，为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如下贡献：（一）主编《时务报》，推动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二）提出“耳目喉舌”论，揭示报刊的多方面功能；（三）创造“时务文体”，开启一代文风；（四）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全面系统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改革主张，为中国思想宝库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梁启超/时务报/戊戌变法【正文】梁启超是中国历史上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善于利用报刊进行舆论宣传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他的如椽大笔在中国政海曾几度搅起过巨波狂澜，推崇他的人称赞他为“舆论骄子”，痛恨他的人诅咒他是“文坛野狐”，他自己则以言论界、思想界之陈涉自任。

梁启超从追随乃师康有为参与“公车上书”起就开始在士人中小有名气，但真正在晚清政坛崭然见头角并赢得“齐名南海，并称康梁”的声誉，则是在主篇《时务报》之后。

一、主编《时务报》，推动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梁启超参与创办的第一份维新刊物是《中外纪闻》。

该刊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打压下，于1896年1月20日被迫停办，梁启超本人的“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注：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十分狼狈，维新派以变法图强为目的的结党办报活动遭到了第一次严重挫折。

然而梁启超却从《中外纪闻》的变法言论使“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注：《康南海自编年谱》，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132页。

）的事实中受到了鼓励，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注：梁启超：《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

他决心继续创办报刊，利用报刊这种反应敏捷，传递快速，覆盖面广泛而稳定的大众传媒形式，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创通变法风气，为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必不可少的舆论上的准备。

从一开始就抓住报刊这一重要工具为政治斗争服务，这正是梁启超政治上的成熟和高明之处。

1896年春，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汪康年倡议在上海创办一份以“时务”命名的刊物，作为维新派的舆论阵地。

1896年4月，梁启超应邀赶赴上海参与筹备工作。

8月，《时务报》正式创刊。

《时务报》虽名为“报”，实则是一份每期三十页左右的书本式的旬刊，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以“论说”和翻译外报为主要内容。

公推梁启超任主笔，汪康年任经理，先后参加编撰工作的有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王国维，在他们周围还有马良、马建忠、严复、谭嗣同、容闳等人。

于是，在经过北京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禁，海内“渐讳新政”的短暂沉寂后，以《时务报》为中心，一批维新志士开始在上海重新聚集。

《时务报》即成为维新运动的一面旗帜，而举旗者就是23岁的青年梁启超。

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

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为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

两年后，他回忆当时情形时说：“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还；东西文各牌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

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

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

”（注：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524页。

）可见，梁启超不仅是这份刊物的主编，还亲自担负了编辑、编务、撰稿、校对等工作，集编、撰、校于一身。

由于梁启超的出色工作，《时务报》出版后即受到广泛欢迎，“一时风靡海内”（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

），成了对全国发生巨大影响的维新派刊物。

它的发行点很快从十几处增至一百多处，发行地区从沿海大城市延伸到边远小城镇。

超初每期只销四千份左右，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最多时达一万七千多份。

尤其是梁启超本人的论说文，新颖活泼，有声有色，“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第47页。

）。

梁启超等人通过《时务报》把他们的思想诉诸社会，左右舆论，“以笔舌倾动人主”，“借报章鼓簧天下”，在各界人士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说：“自时务报出，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欲所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

《时务报》因梁启超风行天下，梁启超亦因《时务报》名扬四海，从此，他开始走出乃师康有为的影子，成为清末政坛的风云人物、维新思想的杰出代言人。

在此期间，除主编《时务报》外，梁启超还参与策划和积极支持澳门《知新报》，湖南《湘报》，或为其撰写叙例，当时全国五十多家报刊，至少有十多种与他有过关系。

对作为维新派在华南的舆论重镇的《知新报》，梁启超更是“全力助成”。

他不仅为该报拟定报名，还帮助草拟章程，筹措经费，并兼任该报撰稿人，先后在该报发表了《〈知新报〉叙例》、《说群》、《新学伪经考叙》、《保国会演说》等18篇文章。

由于《知新报》远在澳门出版，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有些言论之激烈甚至超过了《时务报》。

《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正如梁启超所言：“时务报后，澳门知新报继之，尔后一年间，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

”（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

）在维新报刊外，女报、白话报以及消闲性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创办起来，如1898年7月出版的由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和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等任主编的《女学报》是最早的妇女报，1898年5月创刊的《上海晚报》是最早的由中国人自办的晚报，1897年10月创办的《译书公会报》是中国最早的译报，1897年5月面世的《集成报》是中国最早的文摘报。

《蒙学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

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趼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中国人自办近代报刊是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开始的。

从伍廷芳1858年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到80年代末，在香港和广州、上海等内地城市，先后出现了近二十家中国人自办的报刊。

只是这些报刊除在香港出版的几份存在时间较长外，其余存在的时间都很短，阅读的人不多，影响十分有限。

直到维新运动兴起，《时务报》破土而出、应运而生，大众传媒制造鼓吹变法革新舆论，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开始形成第一次高潮。

二、提出“耳目喉舌”论，揭示报刊的多方面功能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报刊事业，对报刊的功能和作用有十分精辟的见解。

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在该文中，他提出“耳目喉舌”论，用耳目喉舌之喻说明了报刊“去塞求通”的作用。

其后又在自己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论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敬告我同业诸君》等文，继续阐发这一思想，论及创办报刊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巨大作用，且断言“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注：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载《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3日。

），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和报刊理论十分丰富，仅《时务报》所及，略有以下数端。

第一，他认为报刊是国家和国民的“耳目喉舌”，是“去塞求通”促使国家富强的重要工具。

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中，梁启超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中国受侮数十年”就在于清政府的“壅塞”，壅塞的表现一是“上下不通”，二是“内外不通”。

上下不通使君民隔膜，“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使中外阻塞，“故无知己知彼之能”。

因此，这种壅塞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

如何才能去塞求通呢？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办报。

他对西方各国广设报馆，“有一学即有一报”，“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的情况推崇备至。

他高度评价报刊的作用说：“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曰：惟通之故”。

所以他说国之有报纸，犹人之有耳目喉舌。

他痛感中国报业的不发达，致使“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这是“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靠之君”，这是“有喉舌而无喉舌”。

无耳目、无喉舌，就像聋子瞎子哑子，“是曰废疾”。

“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因此，他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各国，民间要大力创办报刊，国家要大力保护报刊，充分发挥报刊“上下通”、“内外通”、“去塞求通”的功能，使国家臻于富强。

第二，他认为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是以办学会和办报刊，首先是办报刊，来开始他们的政治活动的。

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是以政治活动家的身份亲自办报的第一人。

对他来说，政治家办报可谓自始即然。

维新派人士认为，报刊是唤起舆论、造成舆论，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抨击清廷秕政，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争取实现政治革新的重要武器和救国手段，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概括，就是参与政治斗争的“利器”。

梁启超并不讳言自己所办报纸的政治性、党派性。

他坦然承认，他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以及《知新报》就是“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的党报（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

）。

在他写的《〈清议报〉叙例》中，他公开申言该报的性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注：梁启超：《〈清议报〉叙例》，载《清议报》第1号，1898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