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章的特点

作为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人，胡适在文学领域有多方面的活动和业绩，在散文创作方面，也自成一派。有人论及中国现代散文时曾说：“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陈独秀）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胡适的散文有三大特色，一是明白晓畅，二是以学识见长，三是自然清新。

在文学领域，胡适有多方面的活动，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和新义学趣论，他的传统小说考证，都有开风气的贡献。创作方面，他写过白话短篇小说和剧本，白话新诗更风行一时而他的散文，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不仅超出他的小说戏剧，甚或超过他的新诗，居其创作成绩的首位，在中国现代散文中也自成一家。他写过少量的游记，如《庐山游记》、《南游杂忆》、《平绥路旅行小记》等。往往于朴素的叙写中穿插一点历史的考据，使文字清新而略见厚重摹状景物，也时有鲜明逼人的影象，如庐山海会寺夜听松涛和雨声，香港晨雾中的满山灯火与海光山色，广西的名山胜水等，都写得朴素清鲜，颇为动人。

胡适又是现代杂文的最初创作者之一。1918年10月，他在《新青举》杂志发起“什么话”专栏。这是继“随感录”之后又一种特殊形式的杂文，只是辑录摘引当时报刊上令人肉麻、令人发笑或叹气的材料，因其荒谬至极，只需加一二句点睛式评语，“或简直不加评论，直斥之为一什么话”，即可。这种杂文简便犀利，有利于迅速揭露悖论渗说，曾被湖南《湘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陕西的《秦钟》等刊物仿效，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胡适还以“天风”等笔名，发表过不少随感录、杂感、杂谈、短评、短论、寓言友一些通讯、序跋等，都属杂文。他这方面的成就自然远逊于鲁迅，但许多作品或论时事，“或悼友人，或抒写感触与衷怀，时而大笔勾勒，时而寸铁祖击，时而旁征博引，多写得思想尖锐，文字优美，”影响也颇大。例如《差不多先生传》，以讽喻和夸张的笔墨，碱贬国民性疡疾，相当深刻，且语言生动，富于幽默的情趣，堪称杂文珍品。发表之后，传诵一时，并被选入中小学国文课本，可见其影响的一泛深远。

一、明白晓畅

“明白晓畅”四个字，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1919年8月，一向致力于办通俗白话报刊的李辛白，要创办一个《新生活》周刊，请胡适做一篇短

文章，并说道：“老实说，这一篇是借你的名字来做广告的，以后我就不再请你做文章了：你们做的文章，老百姓看不懂。”胡适足足花了一个整天的功夫，删了又删，改了又改，才写成千多字的《新生活》这篇文章，登在创刊号上。过一年多，胡适见着李辛白，问起《新生活》周刊的文章情况，李说：“糟极了！这一年之中，恐怕这只有你那篇文章是老百姓看得懂的！”这篇《新生活》把抽象难说的问题，说得具体、生动、鲜明、通俗明白之极，以至被选入当时各种小说的国语教科书里，成为胡适的文字流传最广的篇章之一。

为了做到明白晓畅，胡适的散文常采取从事实入手，或直接用事实说话的具体写法。《新生活》一文如此；《贞操问题》一文也是因报纸上褒扬“唐烈妇”、“陈烈女殉夫”和“俞氏女守节”等几篇奇文而发的，抓住了现实生活中见怪不怪、司空见惯的事例，因而具体充分地揭露出封建主义的“节烈”观念，是十分野蛮残忍、全无心肝的贞操论。胡适往往善于选取最典型的具体事例来说明问题。如《人权与约法》一文里列举了三件事实，一件是报载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一项提案“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主张不要证据，凭党委机关的一纸证明即可定罪；一件是唐山的国民党军队随意拘禁商人，严刑拷问；一件是安徽大学校长受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不称“主席”，而被借口拘捕关押。这就非常具体典型地、令人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的政府、军队以至最高当局侵犯人权的违法行径。这种具体的写法，看来平常，有时又难免“太露”，少含蓄；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而且对于“言之无物”的空话病和“不知所云”的晦涩病，是最有效的医方。

在语言上，胡适坚持用白话写作，并尽量采取民众口头的活词汇以及俗语土证等，也是他的文章明白通俗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老相识”、“旧手脚”、“巴结”、“巴望”、“面长面短”、“米米小的问题”、“做戏无法，出个菩萨”、“见了黑旋风不认得是李逵”、“养个孩子还免不了肚痛”、“不会写字怪笔秃”、“为我心为你心”……等等一类词语，在他的散文中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再加叙述论说都非常畅达，理气条贯，因而读者易于理解，读起来舒坦畅快。

二、以学识见长

胡适自幼苦读过儒家传统的经史典籍，进新式学堂以后，仍自修“汉学”，有深厚的国学根底；留美学习七年，他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对于西方近代哲

学和文学确也下过一番功夫，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博洽的学问和丰富的生活阅历，使胡适写作时，能从中外古今的知识海洋中得心应手地选取材料，因而他的散文大多显得很充实丰富。有时，胡适请出黄宗羲老先生来，说学生干政的爱国运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有时，他又搬来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引鹦鹉濡羽救火的故事，表达“我们的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微力的思想情怀，情辞吻合而恳切。有时，胡适又喜欢请出西方的哲人名士，征引外国的经史掌故。在《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一文中，他叙述达尔文一生多病，每天只能坚持做一点钟工作，却取得科学上如此伟大成绩，来勉励大学毕业生继续坚持读书做学问；他引用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的名言，表述自己既敬爱蔡元培先生，又不能不批评其红学观点的两难心境；他介绍易卜生，为的是宣传写实主义、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分析日本民族的成功，在“善于模仿”而有创造。这样的事例，在胡适散文中真是不胜枚举。他一生跋涉于书山学海之中，涉猎甚广，博闻而又强记，写作时便能信于拈来，如数家珍，而且运用得天衣无缝；人们读他的散文也就如入宝山，目不暇接，开卷必有所获了。

胡适散文见识之长，还表现在作品中富于时代精神的新思想，新见解和新方法。他的散文，或抨击封建伦理道理，或赞颂新文化与反孔的健将，或描写军阀专制与保守者脸谱，或追求民主、自由、法治，或呼唤个性解放与人道精神，或针砭国民性弱点，或奖掖扶植文学青年。凡此种种，虽然也有较为浅薄或软弱妥协的成分，但大多数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张扬民主科学的积极意义，因而使他的散文呈现前所未有的思想风貌、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三、自然清新

胡适的文章从不堆砌那些华丽陈滥的辞藻，也不为什么义法格套所拘，是所谓“法不前定，以笔所至为法”，“词不准古，以情所迫为词”。说的是平平常常的话，全无斧凿的痕迹；然而大巧若拙，细心的读者方能体会其修辞锤炼的苦心。例如《追想胡明复》开头一段：

“宣统二年（1910）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傍底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