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蝉三绝

咏蝉三绝

一、说明:

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咏蝉》，李商隐的《蝉》，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情的名作。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二、三绝赏析

1.蝉-虞世南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注：緌ruí

作者简介：

虞世南(558年－638年7月11日，字伯施)是唐朝政治人物、文学家、诗人、书法家。越州（浙江省）余姚人。善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日本学界称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为“初唐三大家”。其所编的《北堂书钞》被誉为唐代四大类书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

诗词欣赏：

这首托物寓意的小诗，是唐朝时期的人咏蝉诗中时代最早的一首，很为后世人称道。

首句“垂緌饮清露”，“緌”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下垂部分，蝉的头部有伸出的触须，形状好像下垂的冠缨，故说“垂緌”。古人认为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故说“饮清露”。这一句表面上是写蝉的形状与食性，实际上处处含比兴象征。“垂緌”暗示显宦身份（古代常以“冠缨”指代贵宦）。这显贵的身份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是和“清”有矛盾甚至不相容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把它们统一在“垂緌饮清露”的形象中了。这“贵”与“清”的统一，正是为三四两句的“清”无须藉“贵”作反铺垫，笔意颇为巧妙。

次句“流响出疏桐”写蝉声之远传。梧桐是高树，着一“疏”字，更见其枝干的高挺清拔，且与末句“秋风”相应。“流响”状蝉声的长鸣不已，悦耳动听，着一“出”字，把蝉声传送的意态形象化了，仿佛使人感受到蝉声的响度与力度。这一句虽只写

声，但读者从中却可想见人格化了的蝉那种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有了这一句对蝉声远传的生动描写，三四两句的发挥才字字有根。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是在上两句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诗的议论。蝉声远传，一般人往往以为是藉助于秋风的传送，诗人却别有会心，强调这是由于“居高”而自能致远。这种独特的感受蕴含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例如权势地位、有力者的帮助），自能声名远播，正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那样，“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的力量。两句中的“自”字、“非”字，一正一反，相互呼应，表达出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热情赞美和高度自信，表现出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唐太宗曾经屡次称赏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带有自况的意味吧。沈德潜说：“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唐诗别裁》）这确是一语破的之论。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这三首诗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意的名作，由于作者地位、遭际、气质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2.在狱咏蝉-骆宾王

序：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虽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树；而听讼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于前听？嗟乎，声以动容，德以象贤。故洁其身也，禀君子达人之高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应节为变，审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仆失路艰虞，遭时徽纆。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闻蟪蛄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贻诸知己。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余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作者简介：

骆宾王（约627—约684) 字观光，婺州义乌人（今中国浙江义乌）人。与同时代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为“初唐四杰”，其父官青州博昌县令，死于任所。他7岁能诗,有“神童”之称。据说咏鹅诗就是此时所作：“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父死后,他流寓博山,后移居兖州瑕丘县，在贫困落拓的生活中度过了早年岁月。

诗词欣赏：

这首诗作于公元678年（唐高宗仪凤三年）。武则天当政时期，曾经有一位叫徐敬业的起兵反对她，用骆宾王写的《讨武檄文》散布天下，揭露她的昏庸和暴行。不久，骆宾王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这首诗。此诗作于患难之中：情感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意双关。全篇以蝉比兴，以蝉寓己，「寄托遥深」，蝉、人浑然一体，以托诗人遭受谗陷之忧。

这首诗前有一段序，而一些唐诗选本往往只录诗，对序则弃而不录。其实这段序文与诗是一有机整体，诗中比兴寓意，亦即自然之物与人格化身的契合，是以序文的铺叙直言为前提的。欲解二者契合之妙，不可不读这首诗的序。

可以说这是一篇简短而精美的骈文，是一篇很有情致的抒情小说。诗人在这段序文中叙说了自己作诗的缘起，叙说了蝉的形态、习性及美德，抒发了自己“失路艰虞，遭时徽纆”的哀怨之情。诗人首先从禁所的古槐写起，运用晋代殷仲文仕途失意及西周时召公明察狱讼的典故，表达了自己身陷囹圄的痛苦和乞盼有司明察的心愿。然后，写闻蝉鸣生悲感，“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乎前听”，以反问的语句把蝉与己、心与物联系在一起。以拟人的笔法铺叙蝉的美德、从蝉的形态习性写起，写蝉适应季节的变化，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而出现；写蝉翼甚薄，蝉目常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不以俗厚而易其真”。诗人谓之具有“君子达人之高行”。因为蝉有这样的美德，所以诗人才引蝉自喻，以蝉为自己的人格化身。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骆宾王以蝉喻己，顾影自怜，正是感物联类，情以物迁。从骆宾王作于同时期的《萤火赋序》中也可印证此论断：“物有感而情动，迹或均而心异。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诗人的体验说明了感物生情的道理，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与自然之物的某种同构对应。诗人咏蝉之妙，不仅在于符合同构对应的原理，而且还在于蝉意象所包涵的丰富的文化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