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冶》与《作庭记》：中日古典造园书之比较

《园冶》与《作庭记》：中日古典造园书之比较日本园林艺术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汉风东渐”：一次从飞鸟时代一直延续到奈良时代（公元538～794年）吸收中国隋唐建筑形式，一次是镰仓时代（公元1185～1333年）引入宋代的园林艺术。这两者之间的平安时代，为日本古典文化的黄金时期，也是其本土文化“和风”最终形成的时代。《作庭记》成书于平安时代，是作者橘俊纲在多年见闻的园事日记基础上编撰而成，也是东亚地区最早的一部造园书，在日本有“国宝”[1]之称，可以被视为日本本土造园技术的大成。《园冶》，明末学人计成所著，是中国造园史上最为成功的理论专著。与《作庭记》在年代上相差约600年。虽然时隔迢遥，《园冶》和《作庭记》作为中日古代最为杰出的造园著作，影响都泽披后世，形成独特的造园思想和审美情趣。本文拟从比较两部著作相似处入手，分析日本枯山水的独特所在，以期一窥中日园林艺术的异同。

一、《园冶》与《作庭记》的山水之趣

世界造园体系可大分为西亚、欧洲及东亚三大体系。东亚造园体系是以中国文化为主干的东亚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总体特征是以中国造园体系为渊源，以自然式风景园为基本形式和风格。

1．“宛自天开”与“师法自然”

中国园林与山水画同源同理。魏晋时期山水画和山水诗的发展，促进同时代园林意趣的形成。书画家王维就经营过“辋水沦涟，与月上下”的辋川别业。唐宋以降，很多园林往往由画家设计，宋徽宗赵佶书画传世，亲自主持皇家名园艮岳园的修筑。《园冶》作者计成在《自序》开篇就称“最喜关仝、荆浩笔意”，而文人山水画的特点也贯穿于《园冶》的山水篇。

计成既是园林艺术理论家，又有躬身亲为的能力。他少年即以绘画知名，《自序》中尚有一段，可看出他对园林设计的书画性要求。他的朋友吴玄想按照司马光的“独乐园”建造自家园林，并就此请教计成。计成在相地之后认为“此制不第宜掇石而高，且宜搜土而下，令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落成后被主人誉为“独收江南之胜”。《相地》篇中，关于园林景色的文学描写尤其多，如“杂树参天，楼阁碍云霞而出没；繁花覆地，亭台突池沼而参差。”（山林地）

写的是植物、建筑、水的有机组合；“搜根惧水，理顽石而堪支；引蔓通津，缘飞梁而可度”（郊野地）说的是山（石）、水，与建筑（桥）的设计方案；“悠悠烟水，澹澹云山，泛泛鱼舟，闲闲鸥鸟”（江湖地）说的是借景山水。可游可居既是古代山水画的立意，也是宅居造园的主旨。

《作庭记》在这方面与《园冶》有异曲同工之妙。《园冶》的传世之言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作庭记》开篇的《立石要旨》就明宗立意：“师法自然山水，随宜因之而立石”。《园冶》的《兴造论》中说，“三分匠七分主人”，并强调“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即造园工程三分依靠工匠，七分依靠设计规划。《作庭记》中也有相应主张，《立石要旨》第二条为“以昔名家佳作为范，虑家主之意趣于心，并融以我之风情，立石[2]作庭。”我之风情，即设计师的品味意趣。 中日两国的园林著作都提纲挈领地提出造园和自然的模仿关系，并非一种巧合。也不是成书在后的《园冶》对《作庭记》的借鉴，而是两国文化同根同源的表征。王铎认为，“道法自然”是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哲学文化奠基。“在老子‘道’本源的影响下，中国古代苑园，沿着自然山水的文化脉络、艺术肌理、发育、迭积至艺术高峰。”[3]道家学说虽然也以阴阳五行的方式传入日本，但对日本影响最大的学说却是源自印度、经过中国本土改造的佛教流派禅宗。禅宗的自然观在庭院艺术上的反映，可从日本古代著名造园师，也为临济宗高僧梦窗疏石的《梦中问答》中看出：“相信山河大地，草木瓦石，都有各自的本分者，一旦爱上山水，就宛如世间人情，就有人很快将这种人情作为道心，潜心钻研涉及泉、石、草、木之四种灵气的神态。倘若钻研得好，就自然会形成道人之山水。”[4]梦窗此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的造庭观，包括平安时代萌芽的“枯山水”，都是对这种野景意趣的追求。但由于道、禅哲学观和审美观的差异，日本庭院偏于枯寂、幽远，而中国园林更能“收四时之烂漫”。

2．叠山理水和立石遣水

中日园林基本由山、水、植物、建筑四大要素构成，植物的独立性相对较小，往往依附于山水，成为山水不可或缺的因素。山水在中日园林中所占比重极大，如以小规模园林――庭院来说，作为界限的建筑甚至可以忽略。因此园林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山水设计，中国古典造园术语为“叠山理水”，日本为“立石遣水”。

《园冶》对“叠山”的重视远远超越“理水”。第十章《掇山》与十一章《选石》细致入微地分述了山、石的各种情况。山有园山、厅山、楼山、阁山等十六种，石也有太湖石、菎山石、黄石等十六

种。“理水”则没有独立成章，而是散见于各篇之中，稍微集中论述的只有《掇山》中的“涧”，“曲水”和“瀑布”，总共不过三百字，还是作为假山的附属成分。

而《作庭记》对山水都极重视，据张十庆统计，此书上下两卷共12篇，793行，而其中论述山水的都占到了726行，占全书篇幅的91％[5]。与《园冶》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造园颇多禁忌。《作庭记》有整整一章的内容关于立石禁忌，主要有方位禁忌和位置禁忌。依据的学说也很复杂。如“忌将原本之立石倒卧，或将原本知卧石竖立。如若犯之，其石必成灵石作祟。”这是“万物有灵”的迷信思想。“三尊佛石不可正对寝殿而立，须稍侧向其他方向。犯之不吉。”三尊是不动明王的姿态，这是佛教思想。“庭石之大且白者，不可立于东方。”这是阴阳五行学说。《园冶》无一处有禁忌，只有审美关照下的建议。同样说立石，没有犯忌则会惹祸上身的问题，“主石虽忌于居中，宜中者也可。”并不排除个别适宜情况。中国造园也有风水禁忌说，诸如南北轴线上的对称，堆山立石的青龙白虎说，但远没有日本造园的讲究和细则。至于《园冶》中丝毫没有反映出这些禁忌，与其写作宗旨有关。《园冶》旨在告诉人们如何能够创造出一个幽美清雅的生活环境。明清之际，营造园林的风气很盛，但鲜有杰出作品。郑元勋为《园冶》题词中说：“若本无崇山茂林之幽，而徒假其曲水；绝少鹿柴文杏之胜，而冒托于辋川。”计成也对拘泥定式痛恶深绝，认为假山动辄排成“炉烛花瓶”，“刀山剑树”，山非得五峰以喻五老峰，池定要凿成四方，是毫无趣味的做法。无独有偶，与《园冶》同时代的《长物志》中提到建筑宜忌时，也是从审美角度出发，避开流俗。如“室忌五柱，忌有两厢，前后堂相承，忌工体字”，或从实用角度出发，便利生活，“庭较屋东偏稍广，则西日不逼。”[6]而《作庭记》是一部作庭秘传书，少了《园冶》式的浮夸句式，多了更多技术性的旨要，不仅为提供理想的生活环境作出典范，还根据本土民风禁忌，详细地规定了参照。比较起来，《园冶》是文人情怀，《作庭记》更具世俗风尚。

遣水模拟海景。《园冶》中关于理水涉及甚少，有则也是潭、池、瀑布、涧等小规模的、与“山”紧密联系的“水”。而《作庭记》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