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课题报告

关于《比较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课题研究报告一、开题报告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西方列强势力的巨大冲击以及本国国内的时局动荡，因此两国都作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来改变当时的现状，而这一系列的举措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在近代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不同命运。

然而，同样是自救运动，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洋务运动却并未是中国摆脱不幸的命运。

正如左宗棠所说，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

为什么两次运动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日本明治维新运动都有哪些仍然值得我们借鉴的改革举措？研究两次运动的不同与差异，对一些关键因素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与探究，不仅能使我们剖析历史，铭记历史，而且这个分析的过程所反映的内容在当今社会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二、研究报告内容：1. 两次运动的历史背景以及目的的比较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洋务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以及目的。

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

当时清政府的统治可以说是岌岌可危了。

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国外又有西方列强残酷的侵略与剥削。

所以，为了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清政府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便将“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然后在逐渐富强起来的过程中抵御外侮战胜侵略者。

很明显，目的是富强起来，既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又战胜侵略者，以拯救清朝统治。

而相比之下，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和当时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依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腐朽的封建统治以及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政策”是日本生产落后，人民穷困不堪，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同时，日本被迫“开国”，同西方列强缔结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同中国一样，日本也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所以，当时的日本“倒幕派”呼声越来越高，最终，日本新政权于1868年建立，从而取代了封建而腐朽的德川幕府的统治，之后，新政权，也称为明治政权，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日本迅速由落后的农业社会跨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可以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是由一群迫切渴望彻底改变社会现状的有志与有势之士来发起的，以富国强兵，振兴日本民族。

日本维新诸领袖自始就拟定了全盘而富有长远性质的计划，将其政策与近代式的民族主义精神相结合，全面鼓动起日本整个民族的热情，而以争取日本国际地位的平等为其首要目标。

反观洋务运动，却缺乏积极而长远性的目标。

因为洋务运动仍然是在高度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之下进行的。

这就注定洋务运动的不彻底性，以及它的封建性，腐朽性，局限性。

清政府不过是想藉此对外吓阻列强勿再对华作进一步的侵略，并维持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的既成事实；对内则想稳定住太平天国及捻回起义之后中国社会的旧秩序。

它缺乏一种推动社会向一个新的方向继续发展的动力，也没有一项为达到"自强"目标而拟定的全盘性计划，更从未能鼓动起全国官民爱国的热情，以全力以赴推动此运动至较高的层次。

因此，从动机上来看，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就比洋务运动要单纯而坚定，改革之士更加充满热情，信心与勇气。

因此，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两次运动的结果。

2. 两次运动的具体改革内容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实行了全面的，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

他们不仅在器物技艺的层次上向西方学习，进行变革，而且在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教育制度、财政制度及文化思想等方面，也同样进行了全盘性的改革。

然而首先，他们便改革了以前腐朽的政治制度。

这不仅是因为这是一个新政权区分与另一个政权的标志，更是因为他们强烈的意识到改革政治制度是一切变革的根本。

政治方面，明治维新运动废除旧政治体制，建立起中央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之后又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经济方面国家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并扶植私人资本主义，这奠定了日本工业化基础，掀起工业革命热潮，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达到了殖产兴业的目的。

军事方面，则实行义务兵役制，改革军事机构，扶植军事工业等等一系列基础而重要的改革措施。

思想文化方面则通过教育改革，欧化运动，传播启蒙思想等途径达到了文明开化的目的。

这一系列从上而下的改革措施，使日本快速的崛起。

而洋务运动相比之下，则仅仅局限与军事，工业，教育等方面的学习。

洋务派的几个领军人物创办了军事工业，建立海军，设立民用企业，兴办新式学堂，翻译西方科学，法律书籍。

仅仅凭这几个大臣，搞一些与平民百姓意义不大的改革措施，就想改变中国当时的现状，可见统治者多么的迂腐愚蠢，又是多么的目光短浅。

这些改革内容最终以甲午中日战争中方的惨败宣布破产。

3. 探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与明治维新运动成功的原因（一）客观原因：（1）国际环境方面：首先，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相比于贫瘠狭小且地处偏僻的日本，显然更具有吸引力，因此，许多西方列强只是忽略日本，或把日本作为侵略他国的工具，这给了日本的得以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使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一块大肥肉，因此，西方列强不仅不会传授给我们真正有用的科学技术，反而会对我们的积极图强的改革运动加以阻止与破坏。

同时，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四分五裂的领地，加上被沉重打击的国民的消极心理与失败感，这一切都是自强运动显得举步维艰。

（2）两国的地理环境不同：除了上述西方列强容易忽略的原因外，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完全由一群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交通便利，消息传递更加方便，同时由于面积狭小，国民的团结性也要更强一些，因此对外国列强的行为更为敏感。

而中国，由于面积及其辽阔，交通不便，因此缺乏沟通，致使各个地区无论从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也很容易使得彼此只在乎自己地区的安全，很难激起全民众的改革激情，这也使得自强运动在中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3）两国的起点不一样：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到四个左右，有些日本学者考证，1867年，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至420个。

而且，西南诸藩进行藩政改革中，已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开了近代化之端。

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

可是，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其大门之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虽然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但资本主义因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是等于零。

这样，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一个新兴的反封建的坚强的支柱，也没有一个可以恃为近代化的核心力量，更没有一点可以依凭的物质基础。

（二）主观原因：（1）洋务运动中封建顽固派的阻挠与反对更加强烈：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将“尊王”、“攘夷”、“维新”这样三方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不可阻挡的力量，致德川幕府于死地。

因此，他所遇到的阻力会小的多，而相比日本，洋务运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一方面，满清政府从根本上就是想借洋务运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同时给国外侵略势力一个警戒。

它根本就没有寄太大希望于洋务运动，因此对于一些过分的请求也是加之阻挠，毕竟，大权还是掌握在封建主慈禧太后手中。

另一方面，满清统治者也不敢重用汉人曾国藩等洋务派代表，他们遇到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统治的安危，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总是首先被神经质的同反满联系起来，而加排斥和非议，因此，任何进步的努力都是很难获得大的成功的。

（2）两次运动的领导力量的巨大差异：众所周知，洋务运动的实际领军人物只是几个主要省份的督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不仅得不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也不会有勇气与热情冒风险去实行什么自强运动，所以即使做了一些改革措施，由于远未了解其重要性及未能高瞻远瞩的采取一种长期性的逐步性的措施，抑或由于他们没有实权或他们本身的封建性与腐败作风，这些所谓的自强运动最终也只能以失败收场。

相比之下，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领袖不仅年轻，对改革充满着激情，而且他们均直接或间接获得西方知识与思想的熏陶与学习，因此对改革有着丰富的经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制定的改革措施更全面而且行之有效。

（3）两国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不同：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东亚乃至世界的中心，自然形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不易发现或警觉于自己社会体系中的缺失。

而且，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居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实不易于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优越性的事实。

然而，日本对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与传统没有太大的负担与牵绊，因此也更容易接受西方的文化熏陶于新思想的教育。

例如，日本岩仓使节团的出访确立的方针就是凡是于我有利的一切改革措施，一切先进的思想，一切有益的制度，通通接纳。

正如太久保利谦在《岩仓使节之研究》中中写道“凡事可予我国有益之事，概当研究熟览”。

这足以说明，他们没有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或思想有负担，更没有所谓的自大与无知。

他们清醒的头脑与远瞻的眼光使得的他们得以真正吸取西方有益之处以供己用。

同时，由于日本本民族的地理位置的束缚以及从小的军国主义教育，因此他们更有侵略性与危机性。

明治维新运动的改革派们还在自身蒙受民族压迫的耻辱，就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把琉球、朝鲜、中国的台湾作为它最初进攻的目标。

因此，相比地大物博而安分自足的中国，这种急于扩张的刺激与动力无庸置疑使得日本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更加有利。

（4）改革的内容与指导思想不同：日本新政权在成立之初就宣布了《五条誓文》的国策方针。

其中的“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和“求知识于世界”等语句却反映了日本新政权的进取精神，也树立了日后改革的指导思想。

然而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自己的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

这种局限性使得中国更加远远落后于全面而积极西化的日本，也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

（5）改革的动机（如上面二.1所介绍）4. 两次运动的历史评价的比较洋务运动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建立了一些近现代军事工业企业；在文化教育方面，它冲击了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也培养了一些能“睁开眼睛”，清醒的意识到自己与西方的巨大差距的有识之士。

但是，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彻底富强起来，由于封建阶级的腐朽与软弱，它不仅并没有是外国侵略势力感到任何的威胁，相反，由于对外国侵略势力的妥协和与之的相互勾结，使得中国并不能摆脱殖民化的加深。

同时，由于民营企业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受到了外国与国内的双重冲击，因此，它也阻碍抑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且，由于“中体西用”指导思想的束缚，使得一切改革措施失之根基，腐朽而堕落的封建制度不加以改变，那么一切的改革措施只能是“空中楼阁”，禁不起任何“风吹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