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业制度的演变

西方企业制度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纷纷访问西方，考察了西方国家企业制度演化的现状，详细介绍了关于股份制、公司制的情况。许多学者主张国有企业改革应效仿西方企业制度模式。笔者认为这种思路存在着局限性，人们在羡慕西方富裕生活的利益驱动之下，很容易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企业制度，而忽略了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误以为只要模仿西方就无需经历漫长的演化过程，就直接获得其物质生活富裕的静态结果。

笔者结合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论述，以及西方财务理论、代理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动态角度考察了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律形态的演化规律，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的创新过程。

一、伊索寓言的启示：鸟和鱼的对话

据报道有一位前苏联的作家，曾因持有不同政见而流亡海外，但是，前苏联发生了社会剧变之后，他却不赞成俄罗斯人效仿西方模式。一位西方记者采访时向他询问，为何不赞成效仿西方民主和市场经济。这位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回答时提到了一则伊索寓言的故事。从前曾有一群生活在河水中的鱼儿，非常羡慕在天空中飞翔的鸟儿。鸟儿对鱼儿说，你们在水中有又湿又冷，河里的食物又少，看看我多么自由自在，可以在天空中任意飞翔，空中和陆地上的食物也多，你们快快从水里到岸上来吧!有些鱼儿觉得鸟儿的话有道理，就忍不住跳到岸上学习飞翔，结果跳到沙滩上很快就憋死了，成为了聪明的鸟儿的腹中食物。这则寓言故事虽然简单，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它说明盲目模仿往往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前苏联作家，或许是长期流亡海外的生活，促使他对西方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对制度变迁有了更成熟的看法。

我们不必嘲笑鱼儿的愚蠢，其实，人类也经常会犯类似的错误。人们回想自己的生活经历，往往会有羡慕别人的成功，急于效仿而遭致失败的教训。

人们之所以容易犯类似的致命错误，是由于存在着利益驱动和认识论的陷阱，当鱼儿亲眼看到鸟儿自由飞翔的姿态，遍布陆地和空中的丰富食物来源时，的确很难抵御鸟儿充满诱惑的劝说。同样，当人们亲眼看到西方的富裕物质生活，也很自然地误以为走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意味着个人自由和富裕生活。很容易盲目崇拜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包括议会选举、股份制、公司制等等，而忽略了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环境背景，所经历的复杂、漫长的动态演化过程，误以为只要模仿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现状，就能无需经历其漫长、痛苦的动态演化过程，直接获得其物质生活富裕的静态结果。

其实，生物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似之处，就是其进化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是经历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在适应环境的生存斗争中逐渐实现的。任何盲目的移植和模仿都是非常危险的。社会系统属于最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比较生物系统的进化过程更为复杂。因此，我们更不能采取简单的机械思维方式，误以为西方的议会制度、股份制、公司制，仿佛就像无生命的机器零件一样，可以随意安装到不同社会环境之中，这样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异体排斥反应”，造成巨大社会灾难。

二、企业产权结构与“预算软化”之间的关系

我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着较严重的“预算软化”现象。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以往经营权方面的改革不能根本解决企业的预算软化现象，因为预算软化现象的根源是公有

制经济的“产权”不明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参照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规范作法，广泛采取股份公司和责任有限公司的形式。但事实上，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和责任有限公司中同样存在“预算软化”问题，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界一般将此称之为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追求目标和利益存在差异所必然产生的“代理成本”。亚当•斯密于年在《国富论》中也曾写到：“由于股份公司的董事，只是别人财富而不是自身财富的代理人，因此，不能指望他们以像私人合伙企业业主对待自身财富同样的兢业精神来管理股份公司的财富。就像富翁的仆人一样，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主人的荣誉，而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因此，在股份公司的管理中，难免不出现渎职或不节俭的现象。”

西方产权理论中的著名科斯定理认为，只要有了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产权结构如何，都必然导致资源的最佳配制，这个的推论的前提假设是包括信息交流、协调和代理成本在内的各种交易成本为零。但是，经济现实中存在着非常大的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这些成本对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效率有着重要影响。由于西方产权理论是以不现实的假设为前提，所以其实际的应用价值不大。西方传统公司理论假设公司会像一个人一样，自发追求最大利润，也忽略了企业中存在的代理成本。实际上，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等法人企业中，不同的股东和经营者都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彼此之间难免有矛盾和冲突，实际存在的巨大代理成本直接影响着微观经济学中传统公司理论的正确性。世纪年代以来，西方的新企业理论特别是代理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其特点是从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企业的实际运行机制，正视西方的产权理论和传统公司理论所忽视的代理成本，并着重研究其作用，因而更加符合现代企业中的现实情况。值得指出，我国对西方产权理论和传统公司理论的研究和介绍较多，而对于西方企业理论的新发展如代理理论、公司财务理论等研究和介绍较少。

代理理论主要研究所有者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经营契约关系，以及有关企业产权结构的各种问题。美国著名工商学院教授杰森和迈克林俩人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可称为是运用代理理论探索公司所有权结构问题的先驱。杰森教授等人是公司财务理论的专家，非常熟悉企业的实际运行机制，其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溶汇了代理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的成果，突破了传统微观经济学忽略制度因素的弱点，首先以严谨的数学模型和图表模型揭示了当私人业主企业为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为了克服自身资本的局限而引入外部股权或债权时，这种生产社会化造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乃是“代理成本”和“预算软化”现象产生的经济原因和历史起点。他们的理论分析对于我国企业改革有很大借鉴意义。[]

杰森和迈克林认为公司并不像微观经济学所假设的，是一个自觉追求最大利益或利润的个人，而只是一个法律上的框架，让具有相互不同的目标和利益的许多个人通过它达成各种各样的经济契约，如股份契约、代理契约、雇佣契约、采购契约等等，就是说公司实际上是各种契约合同的法律汇合点。公司的经济意义在于能降低谈判、制订各种合同并监督其兑现的交易成本。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合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它是联系各种合同契约的交叉点。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追求的目标存在差异，所有者希望获得最大的利润和股值，而经营者关心自身的利益——权力、报酬、保障、优雅的工作环境以及舒适。缺乏适当的激励和制约，经营者可能过分追求企业规模和自身权力的扩大，追求豪华的办公室、汽车、宴会甚至渎职，造成我们所说的企业预算软化问题。企业所有者为减少上述损失所付出的激励、监督、调整成本以及依然无法避免的损失之和统称为代理成本。

杰森和迈克林考察的起点是一家纯粹的私人业主企业，业主持有的企业股份，假设企业财富的价值为。此时业主虽然可以将企业财产用于个人职务消费和享受，但是他会自觉地对此加以限制，因为这种花费每一元都是的掏自自己的腰包。换言之，纯粹的私人企业中，由于没有任何两权分离和代理关系，预算是绝对硬的，代理成本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