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象与翻译

海上译谭之五文化意象与翻译谢天振前些日子应南京大学张柏然教授之邀，赴南京出席他的四位翻译研究专业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答辩，其中一位博士生倪蓓玲的论文题目是《美的变迁――论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意象的汉译》。

该论文接过拙著《译介学》中关于文化意象翻译的论述，从一个新的层面，对比朱生豪、梁实秋和方平三种不同的莎剧译本，对莎剧中文化意象的翻译作进行考察，颇有新意，我读后感到非常兴奋。

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提出文化意象的问题，我大概可算是国内学界第一个。

十多年前，我在一篇题为《文学翻译与文化意象的传递》的论文中首次提出：“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人们对翻译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如果说在早期翻译者只要能把原作的信息斟酌传达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在今天再这样做就不够了。

‘译述’、‘达旨’，甚至‘编译’，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外国文化的强烈需求。

人们不仅要求译文优美流畅，更要求译文尽可能完整、准确地传达原作的内容。

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能传达出原作的基本信息，还要能传达出原作特有的民族文化意象，否则无论多么好的译文总嫌美中不足，有时甚至还会有遗珠之憾。

”倪蓓玲的博士论文提供了好多个这方面的例子，使我具体感受到我们的翻译家在传递文化意象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

譬如，她在论文中提到在《威尼斯商人》的一场戏中，夏洛克的仆人朗西洛脱对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说，如果她不是为她的父亲下地狱，就是为她的母亲下地狱。

在描述这一腹背受敌的两难处境时，朗西洛脱说：…Thus when I shun Scylla, yourFather, I fall into Charybdis, your mother.这句话里的Scylla和Charybdis都是出自希腊罗马神话的文化意象，指的是位于意大利与西西里之间的两座岩石，内藏怪物，每日三次喷吸海水，致过往船只倾覆。

Scylla和Charybdis因此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成为“险恶处境”的象征。

朱生豪当时在翻译这句话时，显然更多考虑的是让读者看到译文就一目了然，所以译为：“逃过了凶恶的礁石，逃不过危险的漩涡。

”而近年出版的梁实秋的译本则把这句话译为：“好像是我躲开了西拉，你的父亲，又触上了卡利伯底斯，你的母亲。

”并在译文后面做了一个注解，交代了Scylla和Charybdis 这两个文化意象的出典及其含义。

这样，既保留了原文的基本信息，同时还传递出了原作人物话语引用的文化意象。

再如，同样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女主人公鲍西娅受亡父遗命要用选择匣子的方法来决定丈夫的人选，这时她对侍女聂莉莎有一段话：If I live to be as old as Sibylla, I will die as chasteAs Diana, unless I be obtained by the manner of myFather’s will.这段话里又是两个出自希罗神话的文化意象――Sibylla 和 Diana：前者系阿波罗神庙中善作预言的女祭司的称呼。

阿波罗爱上了意大利南部克米地方的Sibylla，答应让她活上跟握在她手里的沙泥粒子一样多的岁数。

可是她忘了要求永久的青春，因此后来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丑怪婆。

后者则是象征贞洁的女神。

这段话朱生豪把它译为：“要是没有人愿意照我父亲的遗命把我娶去，那么即使我活到一千岁，也只好终身不嫁。

”方平先生则把它译作：“谁想要得到我这个人，就得遵照先父的规定；否则，哪怕我活到西比拉老婆子那一把年纪，我临死，也还是像月亮里的黛安娜那样，一个童女的身子。

”方译显然比较成功地在译文里保留住了原作的文化意象。

但与此同时我又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翻译家为了追求译文的明白晓畅，却把原文的文化意象舍弃或丢失了。

譬如《皆大欢喜》第五幕第四场中有这样一句话：Hymen from heaven brought her,Y ea, brought her hither,…这句话又牵涉到一个源自希腊罗马神话的文化意象――专司婚姻之神Hymen（许门）。

朱生豪和梁实秋分别把这句话译成“亥门带着伊，远从天上来”和“海门带她从天上来；是，带到这里来”，方平先生则译成“喜神引领她从天宇来人间和你团聚”。

论文作者分析说，鉴于中国读者对“许门”这个专司婚姻之神并不很清楚，所以“喜神”“这一淡化译法似乎更容易让源语之‘象’在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意识中产生意义上的共鸣。

”此话诚然不错。

但是我想，如果译者在翻译时还能兼顾传递原作的文化意象，譬如在“喜神”后面再加上“许门”，即译成“喜神许门引领她从天宇来人间和你团聚”，然后在译文后面做一个注解以交代文化背景，这样是不是会更好呢？这里就涉及到译者对文化意象的传递意识问题。

我感觉，面对原文中的文化意象，我们的翻译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传达该文化意象所蕴含的基本信息，其次是追求译文能意显字畅，而对于原文中文化意象的“外壳”――形式，往往放在比较次要的地位，甚至干脆弃之如敝屐。

譬如，在翻译上述Scylla和Charybdis这两个文化意象时，方平先生的译文就采用了意象替换法，把原文中的文化意象彻底舍弃，译成：“就好象我躲开了东山老虎――你的爹，又碰上了西山的狼――你的娘”。

（试比较梁译：“好像是我躲开了西拉，你的父亲，又触上了卡利伯底斯，你的母亲。

”）再如，在翻译《哈姆雷特》剧中与Hercules（即Heracles，通译赫剌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有关的一句话时，翻译家也有类似处理。

原文为：Let Hercules himself do what he may,The cat will mew, and dog will have his day.朱译是：“有本领的，随他干什么事吧；猫总是要叫，狗总是要闹的。

”方译是：“让天大的英雄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猫总是要叫，狗总要要它的威风。

”都把原文中那位希腊英雄赫剌克勒斯给舍弃了，仅梁译保留了原作的文化意象：“不管赫鸠里斯自己怎样干，猫总要叫，狗总有得意的一天。

”由此可见，对于如何在翻译中强调传递文化意象的问题，翻译家们恐怕在主观上还没有树立起强烈、迫切的意识，更没有认识到，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读者对翻译已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在翻译中，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能否把原文中文化意象的内在意义和形式意义一起传达出来，不仅关系到能否译介出原作的整体内容、能否确切地把握原作的意境、人物形象等问题，同时也是反映译作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

所谓文化意象，实际上是凝聚着各个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的一种文化符号。

文化意象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汉语里的松树、梅花、竹子、兰花、菊花，欧美民族语言里的橡树、橄榄树、白桦树、玫瑰花、郁金香等植物；汉语中的乌鸦、喜鹊、龙、麒麟，欧美民族语言中的猫头鹰、狮、熊等实有的或传说中的飞禽或走兽；各民族语言中的某些成语、谚语、典故或形容性词语中的一些形象或喻体等，如汉语中的“画蛇添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欧美民族语言中的“给车装第五个轮子”(to put a fifth wheel to the coach)、“条条大路通罗马”( All roads lead to Rome ), 等等，这里的“蛇足”、“诸葛亮”、“第五个轮子”、“罗马”，其实都已取得了特定的含义,•成为特定民族语言中的一个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甚至还可以是某个数字，例如汉民族语言中的“三”、“八”，欧美民族语言中的“七”、“十三”，等等。

汉语中的“三”已不光意味着“3”，另含有“众多”的意思，如“三思而行”；“八”因为与“发”谐音而取得了“发达”、“发财”的意思；而英、俄语中的“七”也有“众多”的意思，如形容幅度大，说 at seven-league strides，提醒人三思而行，俄语中说“量七次,剪一次”，“十三”在西方语言中则被视作不吉祥，等等。

文化意象中有相当一部分则与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各民族初民时期的图腾崇拜等有密切的关系，如上面提到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汉语中也有类似的人物，像尧、舜、禹、精卫、愚公、诸葛亮、包公等。

在各个民族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它们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语言里，出现在一代又一代的文艺作品(包括民间艺人的口头作品和文人的书面作品)里，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既形象，又传神，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和心灵的沟通。

把这些文化意象译介进来或译介出去，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无疑是非常有益、也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应该承认，文化意象的翻译与传递确实是翻译、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令众多译者颇感为难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问题涉及文化意象的错位时。

譬如龙，在英语文化和汉语文化里都有这个意象。

在汉语文化里，龙是皇帝的代表，是高贵、神圣的象征。

汉民族传说中的龙能呼风唤雨，来无踪，去无影，神秘莫测，令人敬畏，所以龙在汉语文化里又是威严、威武的象征。

与之相应的，许多与龙有关的词汇也就因此染上高贵、神圣的色彩，诸如“真龙天子”、“龙宫”、“龙颜”、“龙袍”、“龙床”、“望子成龙”,等等。

但是在英语文化里，龙（dragon）却是一个凶残肆虐的、应该消灭的怪物，一个可怕的象征。

一些描写圣徒和英雄的传说都讲到与龙这种怪物的斗争、并以龙的被杀为结局，如英国古代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德国古代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等，都有关于主人公杀死龙的描写，并以此突出主人公的丰功伟绩。

在俄罗斯也有关于英雄剪除三头凶龙的传说。

这样，当中国人不无自豪地宣称自已是“龙的传人”时，西方人听了这句话就未必能体会到其中的自豪之情。

又如，在汉民族文化里，“狗”总是一个受到鄙视、诅咒的对象，与“狗”有关的词语几乎都带有贬义，诸如狗胆包天、狗急跳墙、狗血喷头、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等，不一而足。

但在西方文化里，狗却是“人之良友”，“地位”要高得多。

当某人碰到好运时，人们会对他说 You are a lucky dog (直译:你是一条幸运的狗)，当某人感到累的时侯，他会说自已“像狗一样累坏了”(dog-tired)，当某人感到自已上了年纪、学不会新东西了，他会说•I'm•too old dog to learn new tricks (直译:我这条狗太老了,学不会新玩意了)。

至于谚语 Every dog has his day (直译:每一条狗都有出头的一天)和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 (直译:给狗一个坏名声并把它吊死)，前者意为“人人都有得意之时”（试比较前文中引自莎剧的话），以狗喻人，却无贬义，后者意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同情之心明显在狗的一边。

再如，在汉民族文化里，蝙蝠是吉祥、健康、幸福的象征，但在西方文化里蝙蝠并没有给人以好感，相反，它是一个丑陋、凶恶、吸血动物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