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隋唐时期出土胡俑国别考
(练习)专题04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原卷版)
专题04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目录【考点过关练】考点01 隋朝的统一与灭亡考点02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考点03 盛唐气象考点04 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考点05 安史之乱与唐朝衰亡【真题实战练】【重难创新练】按住Ctrl键同时点击目录，可直接跳转到对应内容考点01 隋朝统一与灭亡1．（2021下·广东惠州·七年级校考阶段练习）如图是隋朝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轴，图中①②③代表的历史事件是（）A．①建立隋朝②灭亡陈朝③开凿运河B．①灭亡陈朝②建立隋朝③开凿运河C．①开凿运河②建立隋朝③灭亡陈朝D．①建立隋朝②开凿运河③灭亡陈朝2．（2023·广东·统考一模）杨坚“代周立隋”后，“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与百姓共之”，设立官仓，贮存粮食，建广通渠，便利关中漕运，又于民间设义仓，人民捐纳粮食以防凶年。
其中“除入市之税”措施有利于（）A．增加政府财政收入B．促进商品经济发展C．改革官员选拔方式D．打击门阀士族势力3．（2023下·广东中山·九年级校考阶段练习）自大运河修通之后，扬州作为运河、长江码头，在军事地理与区位特征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隋代设置的以扬州为中心的江都郡辖境包括长江南北的两片土地，将长江天险包容在同一政区之内。
江都郡的设置（）A．受行省制度的影响B．意在防范分裂割据C．遵循山川形便原则D．利于市镇经济兴起4．（2023·辽宁盘锦·统考模拟预测）一位唐朝官员说“国家取士，远法前代，进士之科，得人为盛”。
材料说明科举制度创立的主要目的是（）A．禁锢思想B．统一文化C．选拔人才D．发展儒学5．（2023·河南周口·校联考三模）隋文帝建国后“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扶戎夷”，社会经济出现繁荣景象。
但炀帝即位后，“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引发了隋末农民大起义，隋王朝最终瓦解。
浅析唐代仕女俑中的艺术审美情趣
62020年02月第53卷第1期浅析唐代仕女俑中的艺术审美情趣朱悦童(量施镇陶去大学，景德镇333000)摘要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表现出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手工业商业发达，各民族接触密切，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艺术文化。
绘画、书法、篆刻、雕塑等在唐代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步入更为成熟也是成就最高的一个时代，本文就唐代仕女俑为研究对象,从仕女俑的起源与发展、艺术形象与特征来浅析唐人开放包容的艺术审美情趣。
关键词唐代；雕塑；仕女俑1俑的起源与发展纵观中国古代雕塑发展史，陶俑在古代雕塑艺术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是古代殉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
早在远古社会，人类就将泥捏的人体、动物烧制成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殉制度的衰落，陶俑陪葬兴起，陶俑造型简洁生动。
秦代时期的陶俑写实艺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以秦朝兵马俑最为著名，兵马俑造型生动，艺术手法崇尚写实，从秦俑的身形、五官、神态、服饰、造型等入手，将各个秦俑的性格特征描绘得栩栩如生。
在总体布局上，采用了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了排山倒海的气势,使人身临其境、肃然起敬。
汉代陶俑的种类、数量、材质都有了新的变化，总的来看,汉代陶俑擅长于刻画动态，艺术手法趋向简洁概括,神情刻画惟妙惟肖，令人过目难忘。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雕塑步入更为成熟也是成就最高的一个时代，陶俑的艺术造诣又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文官、武官、仕女、骑射俑、胡俑等都成了这一时代的代表性作品。
由于唐代继周隋厚葬风气，在前代彩绘陶俑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三彩俑。
初唐时期,造型简洁生动、釉色朴素,及至盛唐,随着丰腴饱满的审美情趣的发展，陶俑的风格也开始发生了改变，它们丰肌秀骨、腆腹颔首，体态含蓄而优雅,雍容华贵之中又见飘逸之感。
这些女俑造型洗练、语言含蓄，代表着盛唐时期的陶俑典型风格。
到了宋、辽、金、元、明时代，俑的殉葬日渐衰落,到了清代已经绝迹。
湖湘地域出土唐代胡俑的艺术特色
湖湘地域出⼟唐代胡俑的艺术特⾊唐代胡⼈在湖湘地域的活动，史书记载往往阙失，在中古外来⽂明的链条中缺少⼀环。
⼀⽅⾯是湖湘地区胡⼈数量不如北⽅多，另⼀⽅⾯在传统⽂献偏见下并不记⼊史册。
但是湖湘地区出⼟胡俑却⾃成体系、风格独特，并迥别于北⽅的胡⼈俑，有着鲜明的地域特⾊。
⾃中唐起始湖湘各个窑⼝的产品外销于南亚和西亚各国，其独树⼀帜的胡风艺术以及陶瓷上独有的外来装饰⼿法，充分体现了中古外来⽂化的兼容并蓄精神。
⼀早在汉代，湖湘汉墓中就有胡⼈奴婢俑的出⼟，尽管数量不多，但造型令⼈瞩⽬。
例如湖南衡阳县道⼦坪东汉墓出⼟有两个牵马俑（图1），从“俑的形象和装束来看都是胡⼈”。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策记载：“胡骑⼆匹匹⼀⼈”、“胡⼈⼀⼈操⼸⽮”，说明墓主⼈有三个胡⼈。
1958年长沙⾦盆岭出⼟西晋永宁⼆年胡⼈对坐奏乐俑，两⼈跪坐毡毯上，皆头戴西域传统的⾼尖帽，⼀个抚筝弹拨，另⼀个⼝吹筚篥状乐器（图2），说明当时胡⼈演伎乐已经在豪门⼤族家中演出。
进⼊中国的胡⼈⼀般会保持⾃⼰的信仰，湖湘地区出现过有关胡⼈祆教流⾏的遗痕，见于唐代笔记⼩说《柳毅传》，这篇传奇为贞元年间（785—805）所撰，其中有记载洞庭湖主“与太阳道⼠讲⽕经”的故事。
陈寅恪先⽣⾮常敏感地抓住这⼀线索，他在阅读《柳毅传》时批注“⽕祆教”三字。
⽽祆教恰恰是波斯以及西域胡⼈崇拜的宗教，胡商们做⽣意四处游⾛，⽆论是从北⽅陆路南下或是⼴州海路北上，都有条件到达岳阳⾄长沙⼀线或者延伸到江西洪州⼀带。
⽽长沙是南北商贸交汇地域，更是胡商趋之若骛的地区。
胡⼈信奉“三夷教”中的拜⽕教即⽕祆教，是中唐以后流⾏的⼀⼤宗教，“⽕之传异、神之传形”，很有可能祆教神职⼈员“穆护”以“讲⽕经”之名曾在湖湘地区传播⽕祆教经典。
蔡鸿⽣先⽣根据唐⼤历三年（768）杜甫⼊湘《清明》诗有“胡童结束还难有，楚⼥腰肢亦可怜”句，指出胡童在当地玩耍，离不开⽗母赡养，说明当地有胡⼈聚落存在，有助于证明⽕祆教在湖湘地区的传播。
大同北魏墓葬胡俑的粟特人象征
大同北魏墓葬胡俑的粟特人象征作者：张志忠来源：《收藏家》2019年第11期2000年夏秋之季，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
的发掘是继司马金龙墓、方山永固陵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陶俑，尤为重要的是一批胡俑的发现，人物特征鲜明，衣着新颖华丽，对于研究北魏平城时期丝绸之路和东西方贸易、经济、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4年云波路华宇商业中心M10，出土了3件相同胡俑。
近年来，随着太原隋代虞弘墓、西安北周安伽墓。
的发现和科学发掘，展现出一幅幅人物形象生动，体貌特征鲜明的中亚粟特人风俗画卷，为认识和研究粟特民族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提供了实物资料，通过比较研究对于了解和认识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的胡俑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帮助作用。
本文通过以上胡俑材料的对比研究，似有所得，略陈管见。
一、相貌与服饰上的粟特人象征北魏平城时期墓葬出土胡俑的数量较少，因此对于其体形、面貌和服饰特征一直不甚清楚。
以至有人把北魏墓葬中出土的镇墓武士俑，凶猛霸悍的造型，深目高鼻的形象作为胡俑的象征。
其实，这只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形象，被人为夸张丑化的结果，不是我们要描述的中亚或西亚人的形象。
真正的胡人俑司马金龙墓曾有出土，众多的伎乐杂技胡俑出土于雁北师院北魏墓和云波路北魏墓地M10。
雁北师院胡人俑出土于宋绍祖墓。
和规模较大的M2中，宋绍祖墓出土4件胡人俑，位于墓室回廊东部出行仪仗的两侧，似呐喊或鼓吹为出行队伍助威。
人物体貌特征却极为一致，高额颐窄，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头戴黑色圆形小帽，身着华美艳丽的紧身圆领窄袖对襟长袍，彩绘不同花纹图案，领、袖、前襟和下摆着不同颜色镶边，装饰不同花卉纹样，腰系黑带，足登黑靴，大部分袍面胯下开衩，前部小肚突出略现下坠，与此相对，后面臀部明显上翘，仅神态和手势略有差异（图1、图2）。
M2胡俑位于墓室前部，外围是8个跽坐式乐俑，手持不同乐器，姿态各异作表演状，中央为长袖甩动的舞俑，从体貌特征看，额颐宽广，细美慈目，鼻梁适中，头戴黑色鲜卑帽，身着左衽交领长袍，均系汉人、鲜卑人或北方少数民族。
初论西安唐墓出土的粟特人胡俑
考古与文物 2004年第5期初论西安唐墓出土的粟特人胡俑任 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粟特,即索格底亚那(S ogdiana),位于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
自公元前5、6世纪起,先后为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朝以及康居人、月氏人、贵霜人、口厌哒人和突厥人统治。
公元6至8世纪初形成以康国为首的“昭武九姓”城邦国家。
粟特地处亚洲腹地,与波斯、印度、中国几大文明古国毗邻,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
粟特人善于经商,沿着丝绸之路远走他乡兴贩致利,向东深入中国内地,向西则远涉西亚、欧洲。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的新疆、河西、中原等地区渐次出现为数众多的粟特人聚落。
粟特人在唐代政治、经济生活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对西安地区的唐代墓葬进行了科学的发掘,获取了一大批丰富多样的随葬品。
其中深目高鼻、须髯浓密、发式服饰各异的胡俑尤为引人注目。
它们是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直接的实物形象。
唐代坊肆间的制俑工匠是否以粟特人的形象作为塑造某些胡俑的原型,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拟就西安地区唐墓出土的部分胡俑,参考文献与实物资料,初步论证它们与粟特人的关系,以求教就正于专家学者。
一、尖帽胡俑与粟特人西安地区唐墓出土的尖帽胡俑,多着圆领窄袖胡服,作扬鞭呦驼状或持 控驼状。
按照尖帽的形制,胡俑的尖帽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第一种,尖帽形如尖锥,顶尖圆突,见于董僧利墓(652年)(图一,1)①。
第二种,尖帽尖顶高挺,顶尖向前方或两侧虚倒,有的帽沿向上卷起,见于杨氏墓(684年)(图一,2)、独孤思敬墓(709年)、唐安公主墓(784年)②。
第三种,尖帽紧裹头部,正中竖立小尖顶,见于金乡县主墓(724年)(图一,3)、宝鸡谭家村M1、红旗电机厂唐墓、西郊热电厂唐墓等墓葬③。
中亚塔吉克斯坦的片治肯特古城遗址,西距撒马尔罕约70公里。
片治肯特古城始建于公元5世纪,8世纪初达到繁荣的顶点。
北朝胡俑类型研究
泓先生将北朝墓俑分为四类 ： 镇墓俑 、 出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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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日 士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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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则归为侍仆形象 。 此外要说 明的是 ， 按照
现行的历史年表 ，北朝起讫年代为公元 ３ ８ ６ 年至 ５ ８ １ 年 ，即起于拓跋鲜卑建国并改 国号 为魏 ，止于杨坚代北周建隋。但 由于大批隋 人 曾生活于前朝 ，隋代尤其是隋代前期的墓 葬艺术品 ，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前朝
１ １ ． 安 阳北 齐 范 粹 墓 （ 葬于 ５ ７ ５年 ） 出 土
１ Ｏ ． 太 原 市 北 齐 娄 教墓 （ 葬于 ５ ７ ０年 ） 出 土 胡人 役夫俑 ３件 ， 高 １ ９厘 米 ， 黑发 ， 圆形 白
脸， 高鼻深 目， 穿窄袖紧身右衽短衫 ， 白祷， 右 手握拳 向上高举（ 图一 ， ５ ） 。该墓还出土陶马 ｌ ０件 、 陶 骆驼 ４件 、 陶牛 １ 件【 ｌ ３ Ｊ 。
一
朝胡俑分为仪仗 、 侍仆 、 伎乐杂技 、 行旅商人
四大类 。
、
分 类标 准
需要指出的是 ，仪仗形象与侍仆形象较
难严 格 区分 。综合 南北 朝文献 中关 于 卤簿仪
由于北朝时期的大多数墓葬均遭人为盗 扰或 自 然因素破坏 ，原有的墓葬格局 已难 以 复原 ， 对 于随 葬 品 ， 尤其 是 陶俑 的分 类 ， 历 来
适 当涉及 隋代的胡俑资料。
二 胡俑 形 象
深 目高鼻 。 该墓还出土了数件女胡俑 ， 样式与
该墓 出土 陶马 ６
北朝墓葬中的胡人仪仗俑 ，主要有以下 这些资料 ： １ ． 大 同北 魏 司马金 龙 墓 （ 葬于 ４ ８ ４年 ， 其 妻葬于 ４ ７ ４ 年） 出土的 ８ 件胡俑 ， 高２ ７ ． ３ 厘 米， 戴风帽 ， 双手前平举或左手上屈 。同时该 墓还出土陶马 １ ２ 件、 陶牛 ４ 件、 陶车 ６ 件、 陶 驼１ 件 。
北朝胡俑类型研究
北朝时期,大批胡人来华经商、定居,甚至埋骨中土。
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各种不同材质、具有深目高鼻面貌特征、样貌迥异的人物形象。
一般认为,这些墓葬形象即是来华胡人面貌的写照。
其中,陶俑作为我国丧葬传统中最具民族特色的物质表现形式之一,作为胡人形象的载体,在北朝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发现。
本文对目前所见的北朝胡俑考古资料加以梳理,并对其进行类型研究。
一、分类标准由于北朝时期的大多数墓葬均遭人为盗扰或自然因素破坏,原有的墓葬格局已难以复原,对于随葬品,尤其是陶俑的分类,历来众说纷纭,难有定论。
相对而言,笔者认为,杨泓先生将北朝墓俑分为四类:镇墓俑、出行仪仗、侍仆舞乐、庖厨操作[1]簿制度来说,还是考虑墓俑的功能,都较符合实际情况。
此外,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的《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一书中,面对该墓出土的多达1800多件陶俑,撰写者高屋建瓴地将其分为镇墓俑、仪仗俑和侍仆俑三大类[2],也佐证了这种分类方法的合理性。
因此,本文以这种分类方法为基础,结合胡人形象的特殊性,将北朝胡俑分为仪仗、侍仆、伎乐杂技、行旅商人四大类。
需要指出的是,仪仗形象与侍仆形象较难严格区分。
综合南北朝文献中关于卤簿仪仗的记载,当时的仪仗组成主要包括羽葆、伞扇、曲盖,鞍马、属车,以及戟、刀、盾等武器[3]。
因此,本文将主要根据胡人形象的手形,把双手中空握拳、似作持物状的划分为仪仗形象,俑1件,高17厘米,头戴小毡帽,身着对襟长衣,腰束带,带上附4枚环状物,嘴勒一细带,似衔状,下颌有须,双臂及腿部残。
此外该墓还出土牛车1件、陶马2件及陶驼1件[5]。
3.洛阳北魏郭定兴墓(葬于522年)出土胡俑1件,高18厘米,双臂残,头戴带棱风帽,身穿圆领长袍,腰系带,脚穿高筒圆头靴,深目高鼻,右臂上屈,左臂微抬,脚下有长方形底板(图一,1)。
该墓还出土陶牛车1件、鞍马1件、陶驼1件[6]。
考古所见六朝胡人武士俑研究
考古所见六朝胡人武士俑研究作者：崔贻彤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8年第14期摘要：胡人武士俑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中出现的一类特殊随葬品，以胡兵形象为原型并经过艺术创作而成。
考古发现的六朝胡人武士俑或执刀、执盾，或持戟、握剑，有的身披铠甲，根据帽式的差异可细分为六类。
六朝胡人武士俑与以往胡汉战争图中的胡人形象明显不同，是作为正面形象参与拱卫六朝政权的，其形象演变主要可分为吴晋和南朝两个阶段。
胡兵在六朝军事、政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既是民族大融合背景下的特殊产物，也是南北对峙局面下南朝军事发展的必然需求。
关键词：胡人武士俑；六朝；正面形象；民族融合龙蟠虎踞金陵郡，古来六代豪华盛。
缥凤不来游，台空江自流。
下临全楚地，包举中原势。
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
这是南宋康与之的一首怀古伤今词。
正如词人咏叹的那样，金陵（南京）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六朝政权虽然面临南北对峙的严峻形势，又缺乏北方深厚的军事基础，但仍有与北方抗衡的气魄胆识，借以讽刺南宋小朝廷妥协偏安的怯懦不堪。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军事史上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胡人武士俑是这一时期墓葬中出现的一类特殊随葬品，以胡兵形象为原型并经过艺术创作而成。
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六朝时期的胡人武士俑发现数量并不多，仅见于江苏、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广西等地，材质有陶、瓷两类。
从考古出土情况可以看出，胡兵在六朝政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背景和时代风貌引人深思。
1 考古发现的六朝胡人武士俑考古发现的六朝胡人武士俑或执刀、执盾，或持戟、握剑，有的身披铠甲，根据帽式的差异可细分为如下几类：①尖顶帽，略呈圆锥体状。
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所出青瓷胡俑（M1：69），着深衣长裤，脚穿尖头履。
右腿前迈，左腿稍后，左手自然下垂贴至衣服下摆，右手上举，推测原应握有武器，残高16.2厘米（图1）[1]。
南京江宁鳄儿岗晋墓M1所出胡人执盾俑，“深目尖鼻。
陕西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清考古五十年综述
陕西境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存远少于 之前的秦汉时期和之后的隋唐时期 , 一直没有引 起学界足够重视 。上世纪 80年代可以作为一个 分界线 , 这之前所作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屈指可 数 。1957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汉长安城 的城门时 , 就在宣平门揭示出后赵时期曾继续使 用该门的遗迹 , 这座十六国时期被称为 “青门 ”
年代初 ,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曾赴陕西 开展调查工作 , 其中一项就是在今西安北院门西 北侧发掘了唐中书省遗址 , 获宋吕大昉刻唐大明 宫 、兴庆宫两宫残石 ③。同时 , 陕西省考古会在 西安 、耀县 、大荔等地对唐宋碑刻进行了调查和 收集 ④ , 当时的西京筹委会对昭陵亦进行了调 查 ⑤。40年代初 , 以王子云为首的西北艺术文物 考察团对唐十八陵逐一考察 , 对陵园石刻进行拍 摄 、绘图 、拓印 ⑥。虽然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仍 带有浓厚的金石学传统的旨趣 , 但毕竟昭示着陕 西隋唐考古的先声 , 弥足珍贵 。
陕西境内特别是关中地区地上和地下遗留有 着极为丰富的这一历史时期的各类遗迹和遗物 , 是中国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地 区 。生发于此的许多相关课题和研究内容蕴含有 丰富的学术价值以及重要的普遍性意义 , 因而 , 对它的研究一直为中外学者所广泛关注 。唐以 后 , 陕西虽然不再成为国家政治 、经济的中心 , 但仍是历代王朝重要的统治地区 , 所遗留的遗 迹 、遗物亦不在少数 。
考古与文物 2008年第 6期
陕西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清考古五十年综述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隋唐考古研究部
东汉迁洛之后 , 关中一度失去中国政治 、经 济 、文化中心的地位 , 此后的汉隋之间又有前 赵 、前秦 、后秦 、西魏 、北周以及为期极短的王 莽新朝 、西晋愍帝等以此为都 , 长安及周围的陕 西关中地区多数情况下仍然保持着中国北方政治 中心的地位 。公元 581 年 , 隋文帝结束了长达 300多年的分裂混乱局面 , 再一次将中国统一在 中央集权之下 。开国之初 , 隋王朝暂以西汉以来 的长安城为都 , 同时积极营建新的都城 。开皇二 年 (公元 583 年 ) 三月 , 被命名为大兴城的新 都初具规模 , 隋文帝正式迁都 。公元 618年 , 唐 王朝建立 , 继续沿用隋大兴城为首都 , 更名长 安 , 并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兴建宫殿 , 完成了外 郭城的建造 。隋唐两代开疆拓土 , 发展经济 , 东 西交流频繁 , 长安作为都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 济中心 , 也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国际化世界大 都市 。
唐三彩胡俑的时空演变探微
图一 李晦墓出土三彩骑马胡俑（采自《唐秋官尚书李晦墓三彩俑》，第5页）此期胡俑的高度多在20～35厘米不等。
造型上，同一类型胡俑形制基本一致。
仅头饰与服饰施单色釉，釉色以黄、绿、褐三色为主，无其他装饰。
如李晦墓出土的4件骑马胡俑，均头戴黑色幞头，内穿圆领衫，外穿翻领窄袖长袍，为典型的胡服样式，仅袍服有绿色和黄色之别。
官阶不同陪葬胡俑的质量也有略微差异。
姚无陂墓（正八品下）出土的2件胡立俑，体积较李晦墓图二 契苾明墓出土三彩牵马胡俑（采自《契苾明墓出土罕见的唐三彩》，图版二）墓出土25件，［13］懿德太子墓出土10件。
京地区其他官僚贵族墓葬中也出土了数量不等的胡俑，如朝议大夫独孤思敬墓、定远将军安菩墓、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墓等。
两京以外的其他地区受胡风影响也开始陪葬胡俑。
如太原金胜村唐墓出土3件三彩男胡侍俑，［15］甘肃秦安县唐墓主及其身份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太州司马阎识微夫妇节愍太子李重俊图四 安菩墓出土骑马胡俑（采自《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第图三 懿德太子墓出土骑马胡俑《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第185而甘肃秦安县唐墓出土的文官俑竟高达134厘米（图五），6件牵马（驼）俑的高度也达到73厘米，这种比皇室陪葬墓俑像还高的现象，个中缘由有待进一步考察。
此期三彩胡俑烧造工艺进一步提升。
利用铅釉熔融后易流动的特点，对流动的釉予以导向性图七 鲜于庭诲墓出土三彩载乐骆驼俑（采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陶俑卷》，页）期胡俑体型胖瘦适中，比例协调。
而到了开元后期大多数胡俑体型高大，臃肿，脸部尤其丰满。
巩义大黄冶村唐墓出土文武官员俑各1件，两胡俑皆突额高鼻，面孔圆润。
［34］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1件牵驼胡俑更是特别，胡俑头向右稍偏，露出双下巴，一副大腹便便的模样。
且这些胡俑的表情慈眉善目、面带微笑，造型诙谐大方、形神兼备。
第三期三彩胡俑出土情况表墓主及其身份数量（件）不详1不详1不详5不详2不详3不详7不详2越王李贞2 江西九江出土三彩胡立俑（采自《南迁的唐三彩——揭开江西九江出土唐三彩的神秘面纱》，图五）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
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文化与审美研究
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文化与审美研究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文化与审美研究摘要：北朝隋唐时期，粟特人作为重要的外来族群，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通过对北朝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了其文化与审美特点。
研究发现，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继承了民族传统与汉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这些图像在表现形式、图案内容和艺术手法上呈现出多元、开放与包容的特点，为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引言北朝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到来使得中国社会多元化程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们来自中亚地区，以商贸和艺术活动为主，与中国文化展开了密切的交流与融合。
他们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这些特点在他们的墓葬图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本文将通过对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研究，探讨其文化与审美特点，并进一步探讨其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
2. 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文化特点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继承了粟特人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使得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具有独特的特点。
首先，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多元、开放与包容的特点。
入华粟特人墓葬以三层墓廊为主要形式，其中墓葬图像的位置主要分布在墓廊的壁画和龛位中。
壁画中的图像一般采用立体平面结合的方式，展现了粟特人民族特有的绘画风格。
同时，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还采用了汉文化的立体雕塑技法，使得图像具有更加真实的表现形式。
其次，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图案内容多样丰富，涵盖了多个方面的主题。
墓葬图像通常包括神祇、人物、动植物、装饰纹样等。
其中，最常见的图像主题是神祇和人物，涉及了宗教、神话和历史等方面。
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中的神祇一般具有异国风貌，往往是半人半兽的形象，寓意着复杂的精神信仰和宗教观念。
最后，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艺术手法独特，展现了粟特人民族的审美特点。
墓葬图像的色彩鲜艳，运用了丰富的颜色和色彩对比，使得图像更加生动活泼。
隋代墓葬出土胡人类型与文化渊源初探
（1） 骑马仪卫俑。主要发现于关中地区高
从发表的考古资料看，隋代墓葬出土的胡 人形象主要有陶（瓷）俑或石俑类及壁画、石 刻及陶瓷中图像等两大类，表现的有武士、侍
等级墓葬中，如李裕墓出土俑高25厘米、吕思 礼墓出土俑高26.6厘米（图三，1）、郁久闾可 婆头墓出土俑高21厘米（图三，2、3）等，多 穿袒右肩束带及膝袍服，姿势呈动态，似为敲
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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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隋代墓葬出土胡人类型与文化渊源初探*
杨瑾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隋墓，胡人，胡服，胡汉交融 摘要：隋墓中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在随葬品所占比例较小，有武士、仪卫、仆从、马夫、驼夫、僧侣、伎乐等， 时间上主要分为前后两期，分布范围主要在关中地区、关东地区和南方地区，造型为深目高鼻，有穿胡服者，有穿 汉服者，文化特征复杂而模糊，既反映南北地区胡人类型与文化渊源各不相同的历史事实，也说明隋代大一统文化 整合过程在墓葬中的体现，还证明了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墓葬胡汉交融现象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 KEYWORDS: Sui tombs, Hu foreigner figurines, Exotic customs, Assimilation of the Hu and Han people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Hu foreigner figurines from Sui tomb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deep eye sockets and high nose. This type of artifacts usually accounts for the minority in the assemblage and includes primarily warders, guardians, servants, grooms, camel herders, monks, and musical performers. These figurines were distributed primarily in the Guanzhong, Guandong, and southern regions. These figurines are all with deep eye sockets and high nose features. Exotic-custom wearers and Han-custom wearers are all included. In other words, the cultural affiliation of these figurines is complicated and does not show a clear-cut characteristic.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omplexity reflected in these diverse styles indicated that the foreigners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might have different origins and compositions. Also, the presence of these figurines suggest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caused by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ui Dynasty. These figurines also serve as important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cultural assimilation between the Hu and Han people from the WeiJin and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Dynasty. Eventually, the diver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reflected in funeral practices of these difierent periods all merged together and gave rise to the great Tang culture in later period.
西安茅坡村隋墓出土骆驼俑驮囊模印图像初论
北朝胡俑类型研究
北朝胡俑类型研究作者：王毅来源：《文物春秋》2014年第01期【关键词】北朝；胡人形象；墓葬陶俑；类型特点【摘要】北朝是中西交流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当时的墓葬中留下了大量的胡人形象。
本文系统梳理了考古出土的北朝胡俑资料，将其分为仪仗、侍仆、伎乐杂技、行旅商人等几大类，并对各类型的特点与功能加以分析。
北朝时期，大批胡人来华经商、定居，甚至埋骨中土。
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大背景下，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各种不同材质、具有深目高鼻面貌特征、样貌迥异的人物形象。
一般认为，这些墓葬形象即是来华胡人面貌的写照。
其中，陶俑作为我国丧葬传统中最具民族特色的物质表现形式之一，作为胡人形象的载体，在北朝时期的墓葬中有大量发现。
本文对目前所见的北朝胡俑考古资料加以梳理，并对其进行类型研究。
一、分类标准由于北朝时期的大多数墓葬均遭人为盗扰或自然因素破坏，原有的墓葬格局已难以复原，对于随葬品，尤其是陶俑的分类，历来众说纷纭，难有定论。
相对而言，笔者认为，杨泓先生将北朝墓俑分为四类：镇墓俑、出行仪仗、侍仆舞乐、庖厨操作[1]，不论是从北朝的卤簿制度来说，还是考虑墓俑的功能，都较符合实际情况。
此外，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的《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一书中，面对该墓出土的多达1800多件陶俑，撰写者高屋建瓴地将其分为镇墓俑、仪仗俑和侍仆俑三大类[2]，也佐证了这种分类方法的合理性。
因此，本文以这种分类方法为基础，结合胡人形象的特殊性，将北朝胡俑分为仪仗、侍仆、伎乐杂技、行旅商人四大类。
需要指出的是，仪仗形象与侍仆形象较难严格区分。
综合南北朝文献中关于卤簿仪仗的记载，当时的仪仗组成主要包括羽葆、伞扇、曲盖，鞍马、属车，以及戟、刀、盾等武器[3]。
因此，本文将主要根据胡人形象的手形，把双手中空握拳、似作持物状的划分为仪仗形象，其余则归为侍仆形象。
此外要说明的是，按照现行的历史年表，北朝起讫年代为公元386年至581年，即起于拓跋鲜卑建国并改国号为魏，止于杨坚代北周建隋。
唐代跪拜俑与伏听俑考辨
唐代跪拜俑与伏听俑考辨作者：李奕周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7年第08期【摘要】本文根据目前中国境内出土的唐代跪拜俑、跪伏俑或伏听俑等匍匐状随葬俑的形制和其在墓葬中埋藏地点的分析，认为唐代跪拜俑从隋代哭丧俑发展而来，一方面体现着森严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是对于墓主人的尊崇与哀悼之情的阐发，与《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提到的“伏听俑”内涵不同。
而唐代侧耳贴地匍匐状的俑像与仰头跪式的俑像，是对于隋朝仰观伏听俑形制的延续，也是后世仰观、伏听俑的原型之一，与仪鱼、墓龙等明器神煞具有关联性，属于镇墓俑。
【关键词】跪拜俑伏听俑明器神煞一、引言（一）研究背景唐宋时期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类形制特殊的人俑，其整体特征是双膝触地，或跪或伏于地上。
唐代墓葬中以此类单体跪伏俑居多，宋代墓葬中常一仰一俯成对出现。
学者根据成书于金元时期的《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明器神煞篇》的内容，认为此类俑即为仰观俑与伏听俑。
有关仰观俑与伏听俑最早的文献记载于《宋会要辑稿》“真宗”条：“添造……仰观、伏听、清道、蒿里老人、鲵鱼各一。
”[1]这里的仰观、伏听为北宋真宗赵恒所葬永定陵的明器。
据目前出土文物中，此类仰观与伏听俑基本不见于唐代之前的墓葬，追其渊源，其形制可能从坐地俑发展而来，出现在隋代以后。
而发展到宋代晚期至元代，仰观俑、伏听俑从唐代至宋代中期的单体雕塑，逐渐变成附着于堆塑瓶上的装饰元素。
通过考察唐代墓葬中出土的跪拜俑，发现此类俑都与伏听俑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整体上存在相似性，但是究其细节，发现存在着一定规律的差异性，那么在唐代墓葬中出土的此类俑像是否都为伏听俑？针对此问题，作者对考古类型学将目前唐代出土的伏听俑（暂且将形制相似的俑像都命名为伏听俑）进行研究，结合文献资料，尝试探讨出土的唐代此类匍匐式俑像的文化内涵。
（二）研究现状目前关于伏听俑的资料多散见于对唐宋时期葬俗研究的文献中，而系统论述伏听俑的文献几乎没有。
徐苹芳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一文中，认为四川成都跳澄河宋墓及四川广汉宋墓出土的“伏俑”有仰观、伏听俑的可能[2]，成为之后学者对于仰观俑、伏听俑命名的文献基础。
从岳州窑胡俑看隋唐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从岳州窑胡俑看隋唐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张一博;江璇【摘要】近代考古发现,隋唐时期岳州窑烧造了大量陪葬胡俑,种类颇为丰富.这一现象与民族大融合密切相关,其时陆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来南方的胡商、胡兵、胡工增多,加之北方丧葬文化向南扩张,胡俑陪葬成为了当时上层社会的一种流行风尚.同时,在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不断交融中,岳州窑陶瓷纹饰、素材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胡”元素.岳州窑的这种开放姿态,使其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同与对外传播的机遇,其产品远销西亚、中亚、东南亚等地区,成就了一代青瓷名窑.【期刊名称】《湖南包装》【年(卷),期】2018(033)002【总页数】4页(P40-43)【关键词】岳州窑;胡俑;西域文化;文化融合【作者】张一博;江璇【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湖南岳阳414006;湖南理工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湖南岳阳414006【正文语种】中文早在汉代，今湖南湘阴地区就有烧窑记录，隋朝及唐代中期达到顶峰，因唐代湘阴隶属岳州，故而湘阴窑被称“岳州窑”。
岳州窑是我国著名的青瓷窑口，隋唐时期的岳州窑青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其独特的造型和新颖的纹饰超凡脱俗，在当时不但受皇室及朝廷官员们的偏爱，而且也赢得许多外国王室及贵族们的青睐。
现代考古学的大量发现与研究证明，岳州窑之所以绚烂多姿，不仅因其积淀了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也得益于西域各国多彩的艺术文化，是多元文化交流、吸收互融的成功范例。
1 岳州窑胡俑有别于唐三彩的艺术特色20世纪70年代，西安、洛阳唐墓中出土了大量唐代三彩釉陶器（俗称唐三彩）。
这些唐三彩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颜色上都极具魅力，反映了唐代历史文化的盛世风采。
从出土的唐三彩制品中发现了部分风格独特、造型各异的人俑，其目深鼻深且满脸络腮胡，在衣饰上也与中土有所区别，多为紧身窄袖衣，头上带着尖顶帽或四檐毡帽，这类人俑就是胡人俑[1]。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的岳阳、长沙及其周边地区连续出土了大量隋唐时期岳州窑烧造的陪葬胡俑，其种类也颇为丰富。
大漠古道异域风——高昌唐墓胡人俑作揽胜
大漠古道异域风——高昌唐墓胡人俑作揽胜
周巩平
【期刊名称】《上海艺术家》
【年(卷),期】2007(000)006
【摘要】吐鲁番盆地古称高昌,自汉代起,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土连通西域的门户。
唐朝一统天下后,这里为安西都护府西州地。
唐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从京都长安经河西走廊、直至中亚各国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畅通,客商、行旅、官吏、使节、文人墨客、僧侣道士、百工技艺各式人等穿梭往来,经行高昌者络绎不绝,因此,这个时期的高昌,无疑是一个中原接纳异域文化并西向传播中原汉文明的交流窗口。
【总页数】6页(P48-53)
【作者】周巩平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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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隋唐时期出土胡俑国别考
【摘要】胡俑是在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思想下，以随葬品的形制出现在墓葬之中，同时其也是北朝隋唐时期中西交流最直接的实物形象。
本文通过史籍中对胡人国别的记载和墓葬中的图像的对比来反映此时期出土胡俑的国别。
【关键词】北朝；胡俑；国别
一、概述
北朝末年，中国史籍上开始大量记载来自中亚的康、安、米、石、何等姓氏的商胡史迹。
北魏一朝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粟特商胡的地位大为改善。
其实早在北魏末年，洛阳便一时间商胡云集。
一般来说，这些人多源出索格底亚那地区的粟特城邦国家，他们大多以国为姓，流寓中国后，在所经过的地区建立一些聚落。
盛唐时期，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居住着大量文化、人种背景各异的域外来客。
据《唐六典》载：唐王朝初期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使者、商人和僧人汇集两京及丝路沿线重镇，从事政治、商贸、宗教和文化活动。
正是因为北朝隋唐时期有这么多国家和地区与中原王朝建交，而墓葬中又有出土了大量形象鲜明的胡人俑，所以就为我们探讨胡人的族属国别提供了可能。
本文对胡人俑的
国别分析，主要参照出土胡人葬具上的图像，根据其体貌、服饰特征，参辑实物、壁画等资料，并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及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得出分析结果。
另外，南朝梁萧绎《职贡图》中除百济和倭国使臣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外，余均具有胡人形象特点，也是本文主要参考的对象。
二、对考古出土胡俑的国别考察
北朝时期出土的一些入华粟特人的墓志明确记载其国籍，如康业墓志记载康业字元基，先祖为康居国王族。
史君墓虽没有发现墓志，但石堂正面中间门楣有阴刻粟特文和汉文题铭，记载史君祖父阿史监陀，担任过史国萨保。
安伽墓志记载其曾任同州萨保、大都督职衔。
除墓志外，这些粟特人的围屏石榻上也记录有墓主人的生前活动，更为我们呈现出墓主人以及中亚人的形象，这些也是我们推测国别的依据。
1.突厥
《北史・突厥传》记载：其俗被发左衽，穹庐�帐，……身衣裘褐。
”《周书・异域传》记载：“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犹古之匈奴也。
”《隋书・突厥传》记载：“……穹庐�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至素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可汗身著绿续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
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
”从史籍中看，突
厥主要的形象为披发，服饰为左衽。
而从考古发掘的一些围屏石榻上也可见这样的形象，如下表所示：
根据刘文锁先生对西部草原上突厥石像的考察，认为“突厥的墓上石像具有模式化的特征，这是草原男士的标准像：站立的姿势，蒙古人种的面庞，披发，威严的“八”字形上髭。
通过上述文献和图像的印证，我们可以推知，突厥的形象是有八字须，披发或辫发，即长头发披在背后，有的梳成一股，有的梳成多条发辫，披发中多有中分发迹线。
而在出土的胡人俑中，太原北齐贺拔昌墓和徐显秀墓中均有辫发骑马俑，从其发式上推断可能为突厥人，只是这两俑都是先辫发后披于肩部，并不同于单纯的披发和辫发，而是二者的结合，应是发式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环。
2.波斯
《魏书》中载“波斯国，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亦有巾帔，缘以织成……”。
《北史・西域》：“波斯国，其王……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袍、�成帔，�以真珠�物。
其俗：丈夫翦�，戴白皮帽，��衫……”《旧唐书》：“波斯国，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衣不开襟，并有巾帔，用苏方青白色为之，两边缘以织成锦……。
”
从以上记载和图像来看，虞弘墓中波斯人形象更像文献中对波斯国王的描述，而《职贡图》中的波斯使形象与文献中的记载有点出入，反而是娄睿墓、安伽墓中的形象更接近
于文献记载。
体质人类学家认为阿拉伯人眉棱骨和颧骨特高，下颚骨方而突，从出土胡俑来看，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西壁第二层一组有女性出行图中就有波斯人形象，其面貌为深目高鼻、浓眉毛，大胡须，鼻长而略带鹰钩，头戴帽。
昭陵陵园内兴隆村第一号唐墓出土的骑驼胡俑从其面貌来看，似为波斯人。
3.粟特
粟特虽在《北史》中这样描述，“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
……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但在北朝到隋唐时期内，笔者推测早期粟特是一个独立国家，之后更像是由多个小国组成的联邦政府，小国的数目及地理范围在不同时期有多寡的变化。
《北史》：“康国，丈夫翦�，�袍。
……人皆深目、高鼻、多髯。
”《隋书》：“康国，康居之后。
迁徙无常，不恒故地。
……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
善於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
”《旧唐书》：“康国，……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
丈夫剪发或辫发。
其王冠�帽，饰以金宝。
”慧超《五天竺国传》云：“从大食以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国、米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食所管……衣著叠衫、裤带及皮裘……康国……并剪须发，爱戴白毡帽子。
”《北史》：“安�，��安息�也。
王姓昭武氏，�康�王同族……王坐金�座，高七八尺，每�政，�妻相�，大臣三
人，�理�事。
�俗同於康居……”
在这些围屏石榻上的中亚人，而辨别这些人的族属就是通过其发式和服饰来完成的。
在粟特人墓葬中短发比较常见，这与史籍中所载“丈夫剪发”相符合。
从表1可以看到这些粟特人有的前额齐平，耳后稍长；有的两边或末端略卷曲；还有些剪发露耳。
结合文献记载，中亚人除“深目高鼻”这一显著特征外，还有“多须髯”，此外还善于经商。
大同北魏墓葬出土胡人俑，头戴圆形黑色小帽，罩住短发，深目高鼻，身着圆领窄袖对襟长袍，领口、袖口和下摆饰不同的色彩，与安伽墓石榻围屏刻画的粟特人服饰相同。
通过资料对比结合文献分析，初步认为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胡人俑，具有中亚地区粟特人的特征。
在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东壁一胡人牵马者与史君墓粟特人的发式相像，此牵马者可能是粟特人；而在墓道西壁第二层出行图最后一组的马后站立人物，从其发式看与康业墓1号粟特人形象，也极有可能是粟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