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1

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

一、引言

恩赦制度在中国由来已久，它不仅作为皇恩浩荡的历史产物而存在，还体现了历代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需求。其作为国家实现施恩布德理念的常用手段，此事源起于先秦，确立于两汉，而为魏晋所沿袭。汉魏六朝君主肆赦，时或浮滥，时或谨慎。然而，不管频率之高低，恩赦以趋常态化和制度化，成为国家频繁实行的措施。但世人对古代皇权的性质，往往以“专制独裁”或“极权残暴”之语加以形容，而恩赦制度则是理解古代皇权另一面的一条重要途径。而后世广泛性、全面性、彻底性的赦宥罪囚，必须要等到“专制皇权”和“赦宥思想”这两个客观条件出现才有可能产生。列国封君透过郡县制和官僚制，不断扩张君权，战国时代的国君已大体具备了秦汉皇帝的权威，大赦一国罪人才变的有可能。随着专制皇权的形成，儒家之徒鼓吹人君当以仁德治国，而君主所行之仁政，其中一种就是适时而赦，宽宥罪囚。这两项条件成熟，才能产生后世广泛性的赦有罪囚。所谓恩赦，泛指人君所颁布的大赦、曲赦、降罪、录囚等，乃是皇帝专属的仁德措施。恩赦在刑罚上的效力非常强，常常是杀人不死，伤人不刑，甚至是十恶重罪，亦蒙原宥。其实，恩赦的效力与范围远不至此。不少人误以为中国古代恩赦只是免除或减轻罪囚的刑罚而已，中国古代恩赦，不仅影响天下刑狱而已，更重要的是人君经常连带赏赐官人爵位，加阶，减免百姓赋税，甚至免除民间公私债务等恩惠。中国古代的恩赦，包含了宥罪和恩赐两个部分，其效力非今日大赦可比拟。

二、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的历史源流

恩赦制度作为国家实现施恩布德理念的常用手段，此事源起于先秦，确立于两汉，而为魏晋所沿袭。魏晋南北朝处于一个长期的战乱和对峙的历史环境中，各封建政权为了巩固政权，扩大势力，相继对秦汉以来已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都带有明显的礼法色彩，法律中逐渐的渗透、贯彻着儒家的礼义原则、等级秩序及伦理道德标准，最终使其制度化、法典化，而这个渐进渐深的过程就是法律的儒家化，也就是法律的伦常化。它是中华法系最富有特色的标志，而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最重要的时期。而被其后的隋律、唐律承袭，为隋唐法律发展到封建法律的顶峰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晋南朝等汉人王朝，肆赦频繁，而北朝为胡人所建立的政权，为了长治久安，吸取汉人文化已是不能避免的趋势，在整个汉化的过程中，对于恩赦制度的运用也是逐渐加深的。在北朝初期，肆赦的频率很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北魏主要精力在开拓疆土上，仍未进入文治阶段，而作为一个鲜卑政权，汉化未深，因而，仍未充分吸取汉人王者施恩布德的理念，另外，北魏君主仍未摆脱游牧民族的弱点，君权并不稳固，使得北朝君主不能肆意曲法宽待。而北朝中期，北朝逐渐加快了汉化的步伐，至北魏孝文帝时期，汉化运动达到了在北朝的高潮时期，随着汉化日益加深，源自汉人施恩布德理念的恩赦政治，日趋明显。

北魏晚期，由于其中央政局的紊乱，加上由于政局不稳所造成的兵灾民变，北魏王朝不得不屡施非常之恩，以缓解对政权的破坏。

而隋代的君主，不论是文帝或是炀帝，似乎并不热衷恩赦，所以在隋一代，赦宥频率并不高，初唐时期由于战争、巡幸和灾荒，造成赦宥频率高于隋代。但是平均恩赦的次数最多，度数也是最高。盛唐时期主要是为了国家祭典、皇室喜庆以及巡幸等事，频频恩赦。唐代多赦的风气始于武后朝，这主要是武后试图通过大赦建立其政权的正当性，并借施恩百姓，寻求拥护。君主频频大赦的风气，要到玄宗朝时期才逐渐改观。

北朝隋唐经常为了国家的祭典、皇室的喜庆而赦。北朝较少因国家的祭典而赦宥，除了礼仪以外，皇帝也为了“兵灾”而恩赦。兵灾包含对外的征战和国内的口乱。北朝方面，北魏初期主要是扫灭诸国，统一黄河流域。北魏中期和晚期亦于征服战争有关，至于隋唐方面，在开过之初，有不少恩赦与统一战争有关。国家统一后，有些恩赦则是为了回复传统的天下秩序而对外用兵所颁布的，奥的反映出帝国对外扩张的时代特征。恩赦原始皇帝专属的恩德，是达成皇帝施恩布德理念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武则天时期，恩赦逐渐成为推行重大政策、贯彻皇帝意志的重要手段。

三、大赦的内容和效力

恩赦包含大赦、曲赦、降罪、录囚等具有赦宥意义的恩典，其中以大赦的效力数量最多，往往占了一半以上，大赦不仅使罪囚受惠，官人也会得到皇帝赐予的各种恩惠，或赐爵，或加阶，即使造贬谪的左降官吏，往往也会因为大赦而蒙恩。中国古代的大赦除了宽宥囚徒和赏赐官人以外，对于广大老百姓也经常赦免租税，有时甚至连民间公私债务一并免除。皇帝的恩惠干预到民间的私债，这是中国古代大赦的一大特色。

（一）赦罪的范围

《兴元赦书》在内的唐代赦书中往往注明“大辟罪巳下，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竟，未结竟，系囚见徒，咸赦除之”1。所谓“已发觉、未发觉，已结竟，未结竟，系囚见徒”，涵盖了犯罪发生到结案判刑各个阶段中所有的罪犯，而唐代赦书中“发觉、未发觉，已结竟，未结竟，系囚见徒”等法律用语，则源于南北朝时期。所谓“未发觉”,是指犯罪事实未被揭发。《唐律》中对于已发生但未发觉的案件，经赦后的处置，有着清楚的规定，即事在赦前，不合告言，若有人以赦前事告者，以其所告之罪罪之，可知未发觉之犯罪，赦后一律不同。2所谓“已发觉”，是指犯罪事实已被揭发，但人犯藏匿逃亡，仍未被擒获。罪犯藏匿逃亡，遇赦而出的例子，北朝以来，屡见不鲜。譬如北魏孝文帝时，外戚李凤被诬反伏诛。所谓“未结竟”是指人犯已被擒获收系，案件正在审讯中，仍未定论。“已结竟”则是指人犯业经官府审讯定案，结案判刑，也就是最终判决确定前的阶段。按照唐代审判的程序，流罪以上及除名等案件，仍需上请皇帝画“闻”，判决才算最后确定，刑罚可以开始执行。而“系囚”是指犯罪发觉后被关押狱中正在审理的狱囚，“见徒”则是指判决确定后正在服徒刑者。3简单而言，就是泛指关押狱中的罪囚。

1《魏晋南朝恩赦制度的探讨》，第105－106页。

2《唐律.斗讼律》，第442页。

3佐竹昭：《古代王权与恩赦》，第92页。

（二）刑罚的免除

1、大赦与主刑、从刑的关系。所谓“主刑”，乃是指可以独立科处之刑。唐代的主刑，即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皇帝大赦的效力很强，大辟罪即死刑，大辟罪以下并免，也就是笞、杖、徒、流、死等主刑皆免除，不过，笞刑和杖刑属于比较轻微的刑罚，州县衙门可以判决定案，判决后马上执行刑罚。因此，大赦影响到的主刑，当以徒，流、死为主。主刑虽然遇赦而免，但从刑往往不在宽宥的范围之内，所谓“从刑”，是附加于严重主刑而科处的刑罚。某些罪行遇赦，主刑可免，但从刑不免，例如杀人应死而遇赦者，皆移乡千里外，另外，官人犯罪遇赦后，主刑可免，但从刑的“除名”、“免官”、“免所居官”等处罚皆不免。

2、大赦与徒刑。众所周知，秦汉以来，徒刑取代了肉刑，与死刑和罚金成为刑罚体系中的主要刑种。而在晋律中规定的徒刑最高可到十二年，然而，死刑过重，徒刑过轻，为了惩治严重罪行，朝廷只能加重徒刑之刑罚，甚至是终生之徒。而北朝徒刑最长也只是六年而已，是因为北朝晚期已在徒刑和死刑之间，逐渐发展出新的刑种——流刑。至隋唐，流刑已经完全确立，对于不至于判处死刑的严重恶行，不必再以延长徒刑的刑期来处罚，而改以流刑加以严惩。因此，充斥于南北朝刑狱中的“长徒”，不复存在，唐代赦书中便不必再针对这些特殊刑徒，格外开恩了。

3、大赦与流刑。流刑为五刑种仅次于死刑的一种，流刑以距离首都远近而分为流两千里、两千五百里、三千里等三等。当犯人仍未遣送而遇大赦，则直接被赦免，如果流配人在道遇赦，若非行程过限，都可以赦原，但若在行程之内逃亡，虽遇恩赦，不合放免。如果流配人已经到达配所后，纵逢恩赦，最多只能免役，并且需在配所附籍，而不可归还原籍。

4、大赦与死刑。对于死罪以下的罪犯，遇到大赦，皆可赦免。唐代的审判机关按级别有不同的，通常先县只能决定笞、杖的案件，州只能决定徒刑案件，流刑以上的案件由州县断定后须申报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再申报大理寺复核。流刑、死刑判决定案后，拟奏抄上报，经皇帝裁定，然后执行。唐代处决死囚，受到了严格的时间限制，一年只有秋分至立春的一百三十多天可以执行死刑，减去正月、九月、和每月的断屠日，只剩下不到六十天，而唐代狱讼程序的繁复和待时而决的限制下，再加上皇帝恩赦频繁，宣告死刑的囚犯最终遭到处决的应当不会很多。

（三）赦免的法定要求

大赦时附带百日的自首期，应自首的罪囚而没有自首，将受到处罚，大赦虽能免除罪犯刑罚，但是，对于非法取得的赃物，仍需依法没收。按《唐律》有“六赃”之规定，即“强盗赃”、“盗窃赃”、“受财枉法赃”、“不枉法赃”、“受所监临赃”、“坐赃”等，律文中规定若遇大赦和降罪，前述的“强盗赃”、“盗窃赃”、“受财枉法赃”等仍需征收赃物；另外的“不枉法赃”、“受所监临赃”、“坐赃”等，其赃物已经用掉，则不在征收，此外，犯死罪和配流，赃物不必征收。皇帝大赦虽然赦罪免刑，但犯罪结果和非法状态必须予以消除，因此，法律规定某些犯罪会赦后，仍需改正征收。唐代大赦效力虽然很强，往往罪无轻重，自大辟罪以下，咸赦除之。然而，有三种罪，虽大赦不能赦免的罪包括“常赦所不免者”、“知有赦而故犯者”、“以赦前事相告言者”4。

4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