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律东来前早期中国佛教的律典传译
浅论南北朝佛教发展
浅论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概况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四二○｜五八八）；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三九六｜五八一）。
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
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
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
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
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
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又建寺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
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
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
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佛陀什、良耶舍、求那跋陀罗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
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
《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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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的“雅”不仅讲究修辞效果，而是追求
夏商周诸子百家的雅：“用汉以前字法句法，
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古雅文言实逆时性差异补偿。在审美情趣上 与士大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留洋者 ＜士绅） 翻译手段：严复对原文句法结构、表达方式 大刀阔斧加以变通、重组，并增补词语。
比较
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的接受美学
二、晚清时期的翻译 马建忠
马建忠（1845---1900），精通中英法，懂拉丁希腊，
奏折：《拟设翻译书院议》：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
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 孽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 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 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 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摩写 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 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 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 译也已。
第一篇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论述：天竺言语， 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其所传 言，或得胡语，……近于质直。仆人初嫌其
辞不雅。座中咸曰：“老氏称 ‘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仲尼亦云 ‘书不尽言，言不尽 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意，实宜 径达。”是以……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宗教知识：河南宗教概况
佛经学兴于洛阳，佛教传于洛阳，理学渊源于洛阳。
中国⽂化之三⼤学术主流，⽆⼀不发源于洛阳，流传于四⽅，垂传于后世。
关于佛教传⼊中国内地，见于史籍的最早为三国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
⽂中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弟⼦景卢受⼤⽉⽒王使伊存⼝授浮屠经"。
但这时还没有宗教活动，到了东汉初年，佛教才开始逐渐流传。
东汉时期，洛阳是帝国之都，经济繁荣，⽂化昌盛，交通便利，商客云集，为佛教传播提供了优越条件。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闻西⽅有异神，遣郎中蔡谙博⼠弟⼦秦景等赴天竺求法。
永平⼗年，他们与中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以⽩马驮经、像回到洛阳，次年于雍门外建⽩马寺。
⼀般认为以⽩马寺的创建为佛教传⼊中国之始，摄摩腾、竺法兰在⽩马寺译出《四⼗⼆章经》，为现存中国第⼀部汉译佛典。
东汉时期绝⼤部分佛经都在洛阳翻译，该寺是最重要的佛经译馆。
此后，西域僧⼈不断来到洛阳，参与佛经翻译。
从明帝永平⼗年（公元67年）⾄献帝延康元年（220年）间，译经者12⼈，译出佛经292部,395卷。
译经的同时，也开始讲经。
如安世⾼，善汉语，在洛阳讲经，听者云集。
东汉时期的佛教传⼊，佛经翻译，讲经活动，最早佛寺的创建都集中在河南洛阳地区，河南洛阳地区就成了中国佛教的发祥地，⽩马寺成为中国佛教早期传播和佛事活动的中⼼。
洛阳是中国历佛寺最多的城市 洛阳是我国的九朝古都，在⼀千多年的时期内，曾是中国政治、经济、⽂化的中⼼，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兴盛，历代的⾼僧⼤都云集洛阳、嵩⼭⼀带。
由于历代帝王、群⾂信仰佛教，⼤⼒提倡和扶植，修建佛寺之风⼤兴，佛寺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时竟达到缁服接踵，刹庙林⽴。
西晋时洛阳已有佛寺42所，特别是北魏皇室⼤⼒提倡，奉佛之举，朝野风从。
"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弃象马如脱屣，庶⼟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恣，竟模⼭中之影，⾦刹与灵台⽐⾼，⼴殿共阿房等壮"仅皇室造寺就达47所，王公贵族造寺839所。
历史趣闻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 佛教音乐先被张骞所引进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中国佛教的最初传播佛教音乐先被张骞所引进导语：古印度，是一个音乐非常发达的国家，因此，佛教音乐在古印度非常兴盛。
慧皎在《高僧传》中记载大德鸠摩罗什的话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古印度，是一个音乐非常发达的国家，因此，佛教音乐在古印度非常兴盛。
慧皎在《高僧传》中记载大德鸠摩罗什的话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
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
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唐代的义净和尚实地考察之后，也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备述“西国礼教，盛传赞叹”的情况。
中国现存的佛乐，与古印度的佛乐究竟是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提到印度佛教音乐传入中国，人们便会想到慧皎那屡被引用的论述：“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
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
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
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
”看来，慧皎不但是佛教史家，他还深刻地懂得音乐。
他正确地指出了佛教音乐随佛教传入中国后所遇到的难题。
这个难题，是一切有辞之乐(声乐曲)在进入另一个语言环境中都要遇到的难题，即译词配曲的问题。
慧皎指出，假如用绵长、重复的“梵音”来配“单奇”的汉语，会出现一个汉字要配合许多音符而使曲调过于“繁复”的现象。
而反之，假如用现成的“汉曲”来配合原来的梵文，则会出现因曲调过于简短歌词却太长而容纳不下的问题。
但是，慧皎“金言有译，梵响无授”的结论，却未必是定论。
因为音乐是分为“有辞之乐”声乐和“无辞之乐”器乐两种的，佛教音乐也不例外。
无辞的“梵响”，无需去直接配合“金言”，因此也就不存在慧皎所说的问题。
而有辞的佛曲，也并非没有在中国的大地上歌唱过。
我们先考察一下无辞之乐的佛曲。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佛乐的传入生活常识分享。
论早期汉译佛典的来源地(下)
为数 不 多的大 乘佛 典 。王邦 维 指 出 ， “ ［ 印度 ］ 部派
与 中 国佛 教之 间 ， 最 初 有 些什 么 关 系 ， 虽 然 不是 很
清楚 ， 但 间接 的记 载仍然 可 以从汉 文 的文献 中看 到 些。 ” ” …” 汉译 佛 教 文献 中多 处 论 及 原 始 部 派
一
佛 教 。僧 伽 婆 罗 译 《 文 殊 师 利 问 经 ・分 部 品 》
（ Ｍａ ｉ ｆ ｊ ｕ ￣ ｒ ｉ ． ｐ ａ ｒ ｉ ｐ ！ ＇ ｃ ｈ ￣ ｓ ｉ ｆ ｔ ｒ ａ ） 写道 ： “ 佛 告文 殊 师 利 ： 初 二部 者 ， 一摩 诃僧 祗 （ Ｍ ａ ｈ ￣ ｓ． ｒ ｏ ｇ ｈ ｉ ｋ ａ此言 大 众 ， 老 少
律主 居 也 ） 。于 百 岁 内 从 雪 山 出 一 部 ， 名 犊 子
三、 印 度 的 原 始 部 派 佛 教
早期 汉译 佛典 主要 是 印度部 派佛教 经典 ， 另有
（ Ｖ ａ ｔ ｓ ｉ ｐ ｕ ｔ ｒ ｉ ｙ ａ 律 主姓 也 ） 。于 百 岁 内从 犊 子 出 一 部， 名 法胜 （ Ｄ ｈ ａ ｒ ｍ ｏ ｔ ｔ ａ ｒ ｉ ｙ ａ 律 主名也 ） 。于百 岁 内从 法胜 出一 部 ， 名贤（ Ｂ ｈ ａ ｄ ｒ ａ ｙ ａ ｎ ｉ ｙ ａ律 主 名也 ） 。 于百 岁 内从 贤部 出 一部 ， 名一 切 所 贵 （ Ｓ ａ ｍ ｉ ｔ ｉ ｙ ａ律 主 为通 人所 重也 ） 。于百 岁 内从 一 切所 贵 出一 部 ， 名 苈山（ Ｓ ａ ｎ ｎ ￣ ｇ ａ ｒ ｉ ｋ ａ 律 主居 也 ） 。于 百 岁 内从 彷 山 出
是 出律 主姓也 ） 。 于百 岁 内从 高 拘梨 柯 出一 部 ， 名 多 闻（ Ｂ ａ ｈ ｕ ｓ ｒ ｕ ｔ ｉ ｙ ａ 出律 主 有 多 闻智 也 ） 。 于百 岁 内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佛教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它的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汉代，但佛教在中国确立并影响深远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经作为佛教的重要经典，在中国古代也有了相当丰富的翻译传统，这其中既有许多值得钦佩的翻译士，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译场现象。
佛经翻译始于东汉，那时翻译典籍的主要手段是词翻字，很多原文并没有译名，只是给出了“音译”，例如梵文中的阿弥陀佛在汉译为阿美特余佛。
这种翻译方法并不足以传达原典的内涵，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奘以及隋唐时期的玄奘、玄奘等人采用了更为深入的翻译方法，即意译。
意译方法开启了佛经翻译的新时代。
玄奘出生在汉代末年，他具有丰富的佛教修养和深厚的学识，对梵文有相当的了解。
玄奘进行了长达17年的传梵法会和翻译工作，翻译了大量佛经，并且注解详细、通俗易懂，使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具有感受性，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对佛教的理解。
玄奘的翻译方法不仅在翻译层面上进行了创新，译场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
在玄奘之前，佛经的翻译大多是由民间的声教或地方豪族进行，没有一个规范的组织机构。
玄奘在翻译佛典的还创办了翻译官，确立了一套严谨的翻译制度，使得佛经翻译进入了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阶段。
这也为日后的佛经翻译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玄奘的翻译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他对梵文的理解和翻译方法的限制，一些佛经的翻译内容成为了后人争议的焦点。
因为佛教经典本身的涵义不同，翻译又存在于不同学派之间，所以佛经的翻译历程充满了争议和讨论。
除了玄奘之外，唐宋以后有一位重要的佛经翻译家，即贞观之治时开元年间僧人玄奘，他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
玄奘的翻译风格注重文理结合，力求准确传达梵文原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玄奘相比，玄奘的翻译更加严密详尽，对原文的理解更为深刻，因此玄奘的翻译也备受佛教学术界的推崇。
在中国古代佛经的翻译过程中，有一些有意思的译场现象。
其一是宋元时期中日佛经的翻译比较兴盛。
法显取译经情况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1]
![法显取译经情况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1]](https://img.taocdn.com/s3/m/6b94618702d276a200292ea8.png)
法显对汉地戒律的贡献及其对现世的社会影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董永刚 030006)[内容摘要]法显西行求法是汉地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求法、译经成果丰硕，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显赫，对中国佛教文化和古代史地文化的宝贵具有卓越贡献。
《法显传》载：“自大教同流，未有忘身求法如显之比。
然后知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将，无功业而不成。
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汉地僧人西行求法始于曹魏朱土行。
他西行后终生留在西域。
至东晋，和法显一同西行求法的，先后有十余人，然仅法显一人力排险阻，求得经论，只身回国。
其忘身求法的意志和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法显大师对律学在中国的传播有着独特的贡献，对中国佛教僧团的制度建设更是功不可没。
他在天竺十余年间，得《摩诃僧祇众律》、《萨婆多众律》各一部，于师子国写得《弥沙塞律》一部。
法显带回的律典就包含了这四部律中的三部，对中土佛教律法建设具有重要贡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关键词]：法显戒律汉地贡献影响一佛教东传、演进与汉地社会文化背景关于佛教的东传，史学界一般认为始于西汉末，即新莽和东汉前期。
根据文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
到了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恭迎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到洛阳，并开始翻译随同带回的部分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就是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也因此而生。
因此，中国佛教史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
此后，安息人安世高、月氏人支娄迦谶又分别于公元147年和公元167年到汉朝传教译经，佛教从此开始在汉地兴起。
佛教虽说自汉末业已传入中国，但受汉地儒、道两教影响，最初的发展相对缓慢，直至三国以后才有相应的发展。
在当时，除了蜀汉地区的佛教不是很兴盛外，像曹魏和孙吴地区的佛教因受统治者的推崇，相对都得到一定发展。
到西晋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佛教信仰已经逐渐相当普遍，洛阳、长安两地佛寺林立，僧尼众多。
翻译史第二讲
第二讲：早期的佛经翻译一、关于翻译的早期记载《册府元龟·外臣部·鞮（di2）译》记载，周时有越裳国“以三相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这是对翻译官的不同称呼。
后翻译之职，又称“象寄”“象胥”“鞮译”。
又因“夷语与中国相反”，古文把夷语称为“反舌”，而译官又叫“舌人”。
到汉朝，我国主要的外事活动是对北方的匈奴用兵，故翻译活动逐渐用“译”来统称了。
二、佛经翻译活动分期张振玉认为，“佛教之传入中国盖在西汉末年”，那就是公元元年前后。
东汉明帝八年（65年），蔡谙赴天竺取经，两年后，蔡自天竺归，佛经翻译由此开始。
佛经翻译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由东汉末年到西晋，名译家有安清、支谦、支谶、竺法护等。
第二时期自东晋至南北朝，名译家有南方的佛陀跋陀罗、宝云等，北方的昙无谶、鸠摩罗什等。
第三时期，则是唐代，为佛经翻译之大成。
玄奘孤征天竺，研求佛法，历17年；回国后，19年里翻译了佛经73部（相当于25部圣经的分量）。
三、佛经翻译第一阶段（东汉末年到西晋）1.《高僧传》载：汉明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遣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寻访佛法。
……竺法兰，中天竺人也，自言诵经数万章，为中天竺学者之师。
时蔡谙既至彼国，相随间行而至，既达洛阳，便善汉言。
谙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四十二章等五部。
四部失本不传，江左惟四十二章经，今见在。
又有《释老志·序》说，秦景和蔡谙同往天竺求经，后与摄摩腾、竺法兰回洛阳，译四十二章经。
这是最早翻译出来的佛经了。
2.早期佛经翻译的一大特点：很多经书没有书面原本，多为合作翻译的结果。
西域或天竺来的高僧口诵经文，然后由中方人员合译出经文。
3.公元2世纪，安世高译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
中国佛教的初传与早期佛典的翻译
中國佛教的初傳與早期佛典的翻譯蔡日新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且又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同時，中國也是一個擁有數千年封建君主專制傳統的國家，中國人民在承受著傳統封建禮教的重負的前提下，還得接受來自於封建帝王家的各種蹂躪。
中華民族確實是一個苦難的民族，而這個苦難的民族之所以在飽經歷史的憂患的艱難境地中尚在自強不息地前進著，儘管她是舉步維艱的，但這個民族畢竟沒有倒下去，也沒有因爲其生存環境的惡劣而窒息消亡。
這固然是因爲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裏面有著一種極具生命力的東西，也更因爲在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之中注入了外來的佛學思想的精髓。
佛教，作爲一門宗教，它伴隨著絲綢路上的駝鈴聲傳入我國，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這兩千多年中，中國的佛教徒爲了使這門人類的智慧之學得以弘傳，他們歷盡千辛萬苦，以自己切實的行動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佛教文化。
反觀這段漫長的歷史，其中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實在令人為之感泣、為之震撼、為之敬仰……中國佛教徒的感人事跡，也將與中國歷史上的其他英雄人物一樣，將被永久地載入史冊，長久地傳之後世。
在佛教沒有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佔主導地位的。
雖然站在維護傳統的人倫道德方面來看，中國的儒家思想對於處理好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畢竟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但站在解決人類自身的終極問題的角度來看，人們對於外在的世界雖然有所瞭解，但對於人們的自身來説，那畢竟還是一個非常陌生的世界。
因此佛教這種外來的宗教與文化，便伴隨著絲綢路上的駝鈴聲傳入了中國這個素有溫文爾雅之稱的國土裏，使熱衷於經世致用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滲入了思辯的成分，使偏重於對外在世界求索（格物）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了對人類自身內性的理性反思。
況且，佛教對於調融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對於穩定中國的社會秩序，也曾一度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而且即使在現代社會裏，佛教仍然在現實著她融洽社會各種關係的積極作用，對於建設好當代社會的人倫關係，維繫中國社會的正常運行，甚至還起了不可估量的建設作用。
趣谈中华佛教文化
趣谈中华佛教文化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传入中国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可以说，佛经翻译起到了重要作用。
佛经翻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它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开辟了道路，推动了佛教在中国扎根立足和发展壮大。
佛教传入中国伊始，历时千年之久的佛经翻译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根据梁启超对我国佛经翻译活动的划分，佛经翻译可以大致分为“外国人主译期”“中外人士共译期”和“中国人主译期”3个阶段。
从时间上划分，第一阶段是从东汉至西晋的翻译早期，总共翻译出近570部佛经，这一时期佛经翻译主要由安世高、支娄迦谶、支谦、竺法护等外来僧侣担任了翻译的任务。
中国翻译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翻译活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
第二阶段是从东晋至隋朝的翻译中期，一共翻译了3155部经书，这个时期中国僧人开始加入到翻译活动中，杰出的翻译家包括鸠摩罗什，中国僧人有道安、慧远等。
第三阶段是唐初至唐中叶的翻译后期，佛经翻译受到了统治阶层的重视和大力扶持，这为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和佛教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这一时期的译场规模更加庞大，组织更加完备，分工更加细致，通晓梵汉双语的中国高僧挑起了佛经翻译的大梁，尤其是在唐玄奘时达到鼎盛，涌现的翻译大师除了玄奘外，还有实叉难陀、义净、不空等高僧。
然而，自玄奘死后，佛经翻译事业日渐衰落，特别是此后的两三百年间，佛教经历了内忧外患，佛经翻译活动也逐渐趋于停滞。
从佛经翻译的历史来看，从东汉至唐宋，佛经翻译由发生、发展、繁荣直至停滞，大约持续了10个世纪。
在这期间，佛经翻译在策略上经历了从“异化”到“归化”,之后再到“异化”的转变，在翻译方法上则经历了从直译为主到意译为主直至两者圆满调和的漫长过程。
早期佛经翻译，都是由外来僧人宣经口授，华僧笔受并润文。
由于外来僧侣对佛经的天然膜拜，惟恐违背原文原意，因此佛经翻译采取了单一的异化手段，保留了语言上的差异。
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译文特点是“未成熟的直译”。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五四运动前的第一次翻译高潮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是五四运动前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以后近千年内，我国共翻译佛经1500多部，丰富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佛经翻译理论家，他们是三国时期（公元3世纪）的支谦、东晋的道安、六朝时代的鸠摩罗什，隋代的彦综和唐代的玄奘。
支谦的《法句经序》是我国第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道安总结了比较完善的直译原则，鸠摩罗什是主张全面意译的第一人。
彦综和玄奘生活在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玄奘亲自去印度取经，带回经书600余卷，其中一半以上由他+译出，译文具有“意译直译、圆满调和”的品味。
他还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力求忠实与易懂并重。
宗教术语，主要是印度佛教文化的词语，通过异化移植的方法被大量引进汉语中，如“佛陀”(Buddha，指修行达到三觉具备者)，“菩萨”(Bodhisattva，指修行到达一定程度，地位仅次于佛陀的人)，“阿弥陀佛’(Amitabha，指大乘佛教三世佛之一，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通常在前面加的“南无”则译自Namo一词，表示信仰、皈依)，“弥勒佛”(Maitreya，指未来佛)，“菩提”(Bodhi，指彻悟的智慧和达到彻悟的途径)等等。
这些外来的佛教术语，历经千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佛教文化也渐渐融人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
第二次翻译高潮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
中国的士大夫与传教士联手将欧洲的宗教、哲学、科学、技术和文学等“西学”介绍到中国来，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6卷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还独译了不少天文地理等方面的著作。
李之藻翻译了10卷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概论》，最早介绍西方逻辑学，他创用的某些逻辑术语已成为逻辑学的专门词语，沿用至今。
第三次翻译高潮指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的西方政治思想和文学翻译。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组织了一大批学者翻译有关西方自然科学书籍。
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介绍西方政治思想、科学方法的译作和文学名著的译本问世。
其中最有名的当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和《社会通全》等。
佛经翻译历史及其影响简介
佛经翻译历史及其影响简介佛经翻译历史及其影响简介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流传到中国以后，在中国得到了极⼤的推⼴，这主要得⼒于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翻译理论。
⼀、佛经翻译历史 根据我国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阶段，从东汉到西晋的佛经翻译萌芽期;第⼆阶段，从东晋到隋的佛经翻译发展期;第三阶段，唐朝时代的佛经翻译成熟期。
中国最早的正式佛经翻译⼤约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睡觉时梦到⾦⼈于是派遣⼤使到天竺寻访佛法，天竺僧⼈迦叶摩腾跟随使前来洛阳，翻译了《四⼗⼆章经》⼀卷。
到了东汉末年时期，⼀些古印度和西域僧⼈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翻译出⼤量的佛教典籍。
⾃此，中国的佛经翻译⽇渐兴盛，所以翻译学界⼀般把这个时期视为考察起点。
但是这时的佛经翻译⼤多为个⼈⾏为，⽆组织性，因此⽂体杂乱。
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主要有⼤⼩乘两系统：⼀是以安世⾼为代表的⼩乘禅学派;⼀是以⽀娄迦谶为代表的⼤乘般若学。
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因此开始出现⼤规模的翻译组织，佛经翻译开始蓬勃。
这时候翻译佛经的⼈⼤多来⾃印度，他们既通梵⽂，⼜懂汉⽂。
翻译出许多的佛经经典，主要有⼤⼩乘经论、密教经、律典等，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
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确⽴翻译⽂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发展期。
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分重视佛经翻译活动，因此在⼈⼒财⼒⽅⾯给予了极⼤的⽀持。
特别在唐太宗时期，为⽞奘⼤师开设译经院，译经者达三千⼈之盛，这是中国译经的巅峰期，同时也是佛教的成熟期。
在这个时期译经师则以中国⾼僧主持译事，典型代表是⽞奘、义净，他们不但精通华⽂、梵⽂，佛学造诣更是博⼤精深，且以朝廷⼒量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规模的译经事业。
⼆、佛经翻译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东汉⾄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学史上的第⼀次⾼潮，也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时期。
5 学戒笔记五 戒律的弘传
学戒笔记五戒律的弘传佛教戒律传入中国，约始于三国时代曹魏嘉平二（公元２５０）年，即由昙摩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及《四分羯磨》二种戒本为始。
到了一百多年后的释道安（公元３１２～３８５）才建立了真正的“戒规”。
在他的影响下，加强了对印度的“广律”及有关的戒经、戒论之翻译工作。
译经巨子鸠摩罗什及其门人等佛门译僧，呕心沥血在三国时代就有戒律释出，主要为《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根有律》（另有《五分律》）。
还释有《毗尼母论》、《摩得勒迦论》、《善见论》、《萨婆多论》、《明了论》。
合称汉文律藏“四律五论”。
汉文律藏在当今世界佛教界中，属最丰富一系。
十诵律的弘传：姚秦弘始六年，终由昙摩流支与鸠摩罗什继续合作译完。
从十诵律译出，一直到南北朝的中叶，约七八十年的期间，始终以压倒诸律的姿势流行在我国南北。
初卑摩罗叉、罗什力弘扬十诵律，我国南北传播盛极一时。
此时，经庐山慧远的弘扬，才真正使十诵律在南方的传开。
继后有刘宋慧猷、僧业，临邛法琳、智称，名师僧佑等在各时期皆大力弘传十诵律。
到唐代四分律大兴，弘十诵律的稀少了。
仅有慧旻律师尚禀承十诵。
到了唐中宗令南方禁用十诵，从此国内僧尼全用四分律。
四分律的弘传：《四分律》：弘始十二年到十五年由佛陀耶舍、竺佛念、道含三人合作译成的。
四分律为唐终南山道宣律师开戒律宗所依之根本律典，为我国研究、弘扬最久之律，为律藏中最重要的律典。
四分律的弘传，在唐中宗时遍行全国，直至现在除藏、蒙、泰族僧尼，还是几乎全部奉行四分律。
四分律在中国的弘扬，追溯到法正，继后二祖法时，三祖法聪，四祖道覆，五祖慧光，六祖道云，七祖道洪，八祖智首，道宣被列为第九祖。
此外道晖，洪理、昙隐、洪遵、道乐、法上、法愿、道世、慧满对四分律的弘传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相州日光寺的法砺求学于洪渊（道云-洪遵-洪渊-法砺），依于小乘成实论，创立“相部律”。
居西太原寺东塔的怀素，求学于法砺、道宣，依于小乘俱舍论，立新论创“东塔律”。
法显和觉贤合译 -回复
法显和觉贤合译-回复[法显和觉贤合译] 主题：佛教翻译史介绍佛教翻译史是关于佛教经典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翻译和传译者的历史。
其中，法显和觉贤是佛教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两位翻译家。
他们为佛教经典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以法显和觉贤合译为主题，探讨他们的翻译成就以及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的影响。
1. 法显法显（359年－429年）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一位著名佛教翻译家。
他主要活跃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鲜卑国后燕。
法显精通梵语和中文，他加入佛教后，决心将佛教经典翻译成中文，以便中国人民能够更好地理解佛法。
2. 觉贤觉贤（384年－414年）是法显的弟子，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
与法显一样，觉贤也精通梵语和中文，对佛教有着极深的理解。
3. 法显和觉贤合译法显和觉贤共同进行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文殊师利菩萨所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观经》的翻译。
这部经典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佛教经典之一，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 翻译成就法显和觉贤的翻译成就极为卓越。
他们不仅对佛经进行准确的翻译，还结合中国文化和语言特点，使佛教经典更加贴近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他们的翻译工作不仅为佛教在中国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和语言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5.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法显和觉贤的翻译工作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们将佛教经典翻译成了中国人民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将佛法带给了更多的人。
这使得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成为了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影响法显和觉贤的翻译和传教工作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他们的翻译成就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基础，为后来的佛教学者和传教士提供了指引和启发。
他们的翻译方法和经验对后来佛教翻译史上的其他翻译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论法显和觉贤合译是中国佛教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
他们的翻译工作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法显求经的历史事件
法显求经的历史事件法显法师于公元399年，以六十五岁高龄发迹长安，涉流沙、逾葱岭，徒步数万里，遍游北印，广参圣迹，学习梵文，抄录经典，历时多年，复泛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经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而后返国。
下面是店铺为你整理的法显求经的历史事件，希望你喜欢!法显的简介他著有《佛国记》，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义净法师稍晚于玄奘，取道南海去印度求法，经时二十五载，凡历三十余国，寻求律藏，遍礼圣迹。
回国后翻译经律五十多部二百多卷，撰有《南海寄归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法显、义净和玄奘法师一样，都是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鲁迅称赞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确非过誉。
他们为汉族民族争得了荣誉，为灿烂的东方文化增添了异彩，为佛教的发扬光大建立了不世出的奇勋。
法显的生平简介法显，俗姓龚，平阳郡武阳(今山西治市襄垣县)人。
兄弟四人，其中三人都于幼年死亡，父母担心他也会夭折，三岁时便把他度为沙弥。
嗣因他在家患重病，送到寺院里住就好了，从此他便不大回家。
父母死后，便决心出家，二十岁时受比丘戒。
他常慨叹律藏传译未全，立志前往印度寻求。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他约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四人，一同从长安出发。
当时河西走廊一带，有许多民族割据建国，各自为政，行旅很受影响。
法显等经过了迄伏干归割据的范川(今甘肃省榆中县东北)后，隆安四年(400)的夏天在张掖和另一批西行的僧人宝云、智严、慧简、僧绍、僧景等五人相遇。
秋间到达敦煌，得到敦煌太守李浩的供给，法显等五人先行，沿着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沙碛地带走了十七天，到达鄯善国。
大概因为前途阻梗难行，他们便转向西北往邬夷，又遇着宝云等。
时邬夷诸寺都奉行小乘教，规则严肃，汉僧到此不得共处。
法显等(此时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高昌，只余七人同行)得到符公孙供给，又折向西南行，再度在荒漠上走了一个月零五天，约于隆安五年(401)初到达于阗国。
慧景、道整随慧达先走，法显等留在那里等着看四月一日至十四日的行像盛会。
【诗歌鉴赏】旧唐书王方庆传原文翻译
【诗歌鉴赏】旧唐书?王方庆传原文翻译旧唐书?王方庆传原文王方庆，雍州咸阳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孙也。
其先自琅邪南度，居于丹阳，为江左冠族。
褒北徙入关，始家咸阳焉。
祖?，隋卫尉丞。
伯父弘让，有美名，贞观中为中书舍人。
父弘直，为汉王元昌友，畋猎无度，乃上书切谏，其略曰："夫宗子维城之托者，所以固邦家之业也。
大王功无任城战克之效，行无河间乐善之誉，爵高五等，邑富千室，当思答极施之洪慈，保无疆之永祚。
其为计者，在乎修德，冠屦《诗》《礼》，畋猎史传。
览古人成败之所由，鉴既往存亡之异迹，覆前戒后，居安虑危。
奈何列骑齐驱，交横垄亩，野有游客，巷无居人。
贻众庶之忧，逞一情之乐，从禽不息，实用寒心。
"元昌览书而遽止。
渐见疏斥，转荆王友。
龙朔中卒。
方庆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
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
希古迁为太子舍人，方庆随之卒业。
永淳中，累迁太仆少卿。
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
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
旧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货，昆仑怀刃杀之。
方庆在任数载，秋毫不犯。
又管内诸州首领，旧多贪纵，百姓有诣府称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领参饷，未尝鞫问。
方庆乃集止府僚，绝其交往，首领纵暴者悉绳之，由是境内清肃。
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方庆之右。
有制褒之曰："朕以卿历职著称，故授此官，既美化远闻，实副朝寄。
令赐卿杂采六十段，并瑞锦等物，以彰善政也。
"证圣元年，召拜洛州长史，寻加银青光禄大夫，封石泉县男。
万岁登封元年，转并州长史，封琅邪县男。
未行，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俄转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
神功元年七月，清边道大总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凯还，欲以是月诣阙献俘。
内史王及善以为将军入城，例有军乐，既今上孝明高皇帝忌月，请备而不奏。
方庆奏曰："臣按礼经，但有忌日，而无忌月。
晋穆帝纳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时持疑不定。
下太常，礼官荀讷议称：'礼只有忌日，无忌月。
论早期汉译佛典的来源地(上)
论早期汉译佛典的来源地(上)
彭建华
【期刊名称】《许昌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3(032)006
【摘要】汉译佛经的来源是较为复杂的,早期汉译佛典主要是来自中亚、中国西域,包含梵本和胡本.早期佛经的汉译者也主要是来自中亚、中国西域的高僧.南方海上航路的开通,有利于佛典在中国的传播,法显、智猛、僧伽跋陀罗、维祗难等从印度和斯里兰卡带来了一些梵语佛典.
【总页数】6页(P92-97)
【作者】彭建华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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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宗大义
佛陀成道初期，并无制戒，只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之训示。
直到第五年时，有一比丘为母所逼，与其俗妻发生关系，于是，佛教戒律从此陆续制定起来。
据传所说，佛灭一百年间，由迦叶传阿难，再传末田地，商那和修，优婆崛多，五师相继，如泻瓶水，并无支流。
于优婆崛多以下，有五位弟子，对律藏内容，各自取舍不同，便分为五部律，乃至二十部。
五部律者。
一、昙无德部。
此云法密，即四分律，于上座部律藏中，聚集成文，随说所止，即为一分，如是四度，一部方就。
第一分二十卷，即比丘戒，二百五十条。
第二分十五卷，即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
第三分十四卷，即安居、自恣等规则。
第四分十一卷，即房舍、受衣、灭诤之种种杂法。
二、萨婆多部。
此云一切有，即十诵律。
三、弥沙塞部。
此云不著有无观，即五分律。
四、迦叶遗部。
此云重空观，即得解脱。
五、婆粗富罗部。
此云著有行，未传中土，以上皆属小乘戒。
中国有戒律，始于三国时，曹魏嘉平二年，由中天竺昙摩迦罗尊者，于洛阳白马寺，译出四分律羯磨法，即请梵僧，立羯磨法，传授比丘戒，为中国有比丘之元始。
经五百五十年，自佛陀耶舍、竺佛念尊者，译出四分律后，古德著述有二十家。
四分律弘扬，起于元魏法聪律师，以下经十余传，至道宣律师，兼通三藏，精研毗尼，作《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之三大部及《拾毗尼义钞》、《比丘尼钞》，合称为五大部。
宣以唯识学，融通大小乘，成立一乘圆顿之妙戒，故此宗以道宣律师为高祖。
因其住于终南山，后人称南山宗。
又以四分律为宗，故亦称四分律宗。
律有三名︰一毗尼，此翻为律，罪之轻重，依法定故，犯与不犯，非律不分，故称毗尼。
二尸罗，此翻为戒，亦翻清凉，三业如火，焚烧行人，若受净戒，戒能防非，故称清凉。
三波罗提木叉，此翻别解脱，若受持何种戒，即得何种解脱，亦名处处解脱，故称别解脱。
戒有在家戒与出家戒，在家戒有四种︰一、三皈戒。
二、五戒。
三、八关斋戒。
四、菩萨戒。
出家戒有五种︰一、沙弥及沙弥尼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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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律东来前早期中国佛教的律典传译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屈大成摘要：有关中国戒律史的研究，一向集中在《十诵律》、《四分律》等广律于五世纪初译出以后的情况。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逾五十部律典东传，包括戒本、犍度、律论，以及有关忏罪和在家戒律的经典，种类繁多。
本文逐一考证这些早期律典，并从中观察到早期中国佛教徒对僧尼二部戒同样渴求、僧团运作最初仍需依附胡僧、经律非截然二分等戒律初传中土的消息。
关键词：戒律、律藏、经录、竺法护、道安Introduction of the Buddhist Vinayas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By Wut Tai-shing,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Lectur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entreAbstract:Until now the research on Buddhist vinayas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period after the complete vinayas i.e.Ten Section Vinaya,Four Part Vinaya etc.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In fact,before5th century,over50vinayas,whose contents are comprised of prātimoksa, skandhaka,confession,novice precepts,were translated.However,they are received not sufficient attention.This paper examines all these texts deeply in order to sketch a whole picture of spread of vinayas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Key words:monastic law,Vinaya-pitaka,catalogue of sutras,Dharmaraksa,Tao-an戒律，是佛陀制定的生活规范和道德指引，为所有佛教徒所当遵从和修习，见载于律藏。
律藏，一般指广律而言，包括经(以经文体裁记录戒条)、经分别(对前者的分别和抉择)、犍度(僧团的规章制度)等部份。
经部份也有独立成编，称戒经或戒本。
佛教约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而《十诵律》、《摩诃僧祇律》、《四分律》、《五分律》等广律要迟于五世纪初才陆续译出，其前中国佛教徒已对戒律十分渴求。
例如道安（312~385）以为“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此乃兹邦之急者”，法显（423前卒）“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
1在律藏不全的情况下，中国佛教徒如何认识和学习戒律，以及他们的行事规范，很有探究的价值，*本文的撰写得香港研究资助局的资助(编号：9041296)，谨此致谢。
1参看〈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增一阿含序〉，苏晋仁、萧链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卷9，第333、339页；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卷3，第87页。
本文尝试从早期律典传译的角度加以考察。
1在广律传译前东来的佛典有四、五百种，大部份已散佚，有关它们的记载，主要见于经录。
据传截至唐代的经录有六十六部，现存十三部，要者有僧佑（445~518）《出三藏记集》（下称《佑录》）、法经《众经目录》(594，下称《法经录》)、费长房《历代三宝纪》(597，下称《房录》)、彦琮《众经目录》(602，下称《彦琮录》)、道宣（596～667）《大唐内典录》(664，下称《内典录》)、静泰《一切经论目》(665，下称《静泰录》)、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695，下称《大周录》)、智升《开元释教录》(730，下称《开元录》)，它们也引述到《旧录》(四世纪中)、道安《综理众经目录》(374)、竺道祖(347~419)《魏世录》、《别录》、王宗《众经目录》、《始兴录》(皆为五世纪末)、宝唱《众经目录》(518)、法上《达摩郁多罗录》(570~576年间)等失佚经录的内容。
2另《佑录》所收入早期译典的序文、慧皎（497~554）《高僧传》、宝唱《比丘尼传》等，也提供了数据。
从经录的编排和经名的意思考察，可知当中有各类型律典。
以下按它们首译的年代，顺序列出，并加考证，最后再作总结。
一、众经录载早期律书1.《二百六十戒合异》竺法兰(汉永平十年[67]来华)译这记载首见于《房录》，注说出自《别录》，已佚。
《高僧传》记竺法兰跟摄摩腾于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一起来到洛阳，为佛教传入之始，并译经五部。
三百多年后的竺昙无兰曾编著《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第35种)，《开元录》认为在汉明帝时，戒律未备，只因竺法兰和竺昙无兰名字相近，令《房录》张冠李戴。
3按二百六十是《十诵律》比丘戒数目的概称。
2.《大比丘三千威仪》安世高(汉建和二年[148]始译经)译《佑录》记有两种失译二卷本《大比丘威仪经》，为同本异译。
《法经录》小乘律失译项列《大比丘威仪经》二卷和异出《比丘威仪经》一卷；《彦琮录》编前者入阙本，《静泰录》称后者为《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同今存本。
自《房录》1有关中国早期律典的传译和内容的讨论，参看大野法道：《大乘戒经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54年)；橫超慧日：〈廣律傳來以前の中国に於ける戒律〉，收入氏着：《中国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58年)，第11~189页；平川彰：《律藏の研究》(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60年)，第191~201页；鎌田茂雄着、关世谦译：《中国佛教史（四）》(台北：狮子吼杂志社1991年，第138~141页；船山彻：〈『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の原形と变迁〉，《东方学报（京都）》，第70册(1998年)，第217~222页、230~235页；严耀中：《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章。
2参看川口义照：《中国佛教における经录研究》(京都：法藏馆2000年)第2章。
另敦煌遗书中发现刘宋时期《众经别录》的残片，也可参考。
参看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册，第1~25页。
又这里所举出的多种经录，《房录》收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下简称《大正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翻印本)卷49，其余收入卷55。
为免繁琐，本文有关经录僧传的出处页数，不逐一注明。
3汤用彤有同样说法，参看氏着：《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上册，第19页。
始，才判属安世高译，注文说《佑录》分两部各二卷列出，内容大同，《别录》合二为一。
本经内容为比丘持守日常威仪之作法。
3.《犯戒罪报轻重经》安世高译《佑录》记这经为失译，《法经录》等编为小乘律。
自《房录》始，才判属安世高译。
《开元录》注说这经出自《目连问毗尼经》。
《佑录》记有《目连所问经》，时失译兼已佚，现存宋法天（？~1001）译本。
《犯戒罪报轻重经》和《目连所问经》内容大同，惟前者无六项罪报之问辞，后者则缺偈文。
平川彰指本经出现“波罗提提舍尼、波夜提、偷兰遮、僧伽婆尸沙、波罗夷”等《十诵律》译出后才确定下来的戒律用语，因此推测这经约于《十诵律》译出(404~409)至《佑录》(515)之间成立。
4.《义决律》安世高译这记载见于《佑录》，又称《义决律法行经》，道安注说出自《长阿含经》，《佑录》时已佚。
今本《长阿含》三十篇经没有篇名跟《义决律》相似。
赞宁（919~1001）《大宋僧史略》记安世高在东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先译出这书，为律典之始传。
1可是，《法经录》等没编入律类。
又安世高译《四谛经》末“持宿命观”一语下有注文引《义决》说“知前事，如后事是也”，竺昙无兰〈三十七品经序〉说“《律法义决》三十七品后，次四谛”，2《义决》或《律法义决》或即是《义决律》。
这两节话，前者解释宿命通的作用，后者表示《律法义决》论及三十七品和四谛，皆非关戒律。
5.《比丘诸禁律》安世高译《佑录》记这经为失译，时仍存，《法经录》编为律抄，《房录》时已佚。
《大周录》编为小乘律。
从经名看，这部内容包括比丘诸种禁律。
赞宁《大宋僧史略》记安世高继《义决律》后译出这部，传入戒律，可是这部一向编作失译，赞宁之说不可信。
6.《法律三昧经》安世高译《佑录》收入“新集安公失译经录”，《法经录》等编入大乘律失译，《房录》判属支谦译。
《大周录》和《开元录》根据《达摩郁多罗录》记这经首译者是安世高。
今存本题为支谦译。
这经启始说菩萨习“法律三昧”和不可犯十二事等。
7.《恒水戒经》安世高译《佑录》记这经为失译，时仍存，注说“《旧录》云《恒水经》”。
《房录》判属支谦译。
《大周录》根据《达摩录》和《王宗录》，记安世高译《恒水经》。
1参看卷5，《大正藏》卷54，第237页下。
2参看《大正藏》卷1，第816页下；《佑录》卷10，第371页。
《开元录》指安世高译本又名《恒水不说戒经》，跟支谦本乃同本异译。
《大周录》又指安世高译有小乘律《恒水不说戒经》。
可见这经流传多个版本，称呼繁多。
现存法炬法立译《恒水经》和《法海经》，异译本有罗什译《海八德经》和《中阿含•瞻波经》。
本经记述佛陀在恒水边，以海水为譬喻，对目连等弟子说持戒不犯、弃三毒等“经戒”六事。
在这经开首阿难两次请求佛陀说“戒经”，佛陀因座中有一弟子“不能持佛戒经”，起初默然不应。
经名“恒水不说戒”本此。
查律藏说戒犍度部份有相近的段落，这经也可归属律典。
18.《舍利弗悔过经》安世高译《佑录》记为竺法护译，《法经录》判属大乘律，《房录》记竺法护本为第二译，首译者为安世高。
今存本也题为安世高译，当是承袭《房录》的误说。
这经以忏罪为主题。
9.《五部僧》帛远(2世纪末)译据《高僧传•帛远传》的记载，帛远曾于长安建精舍弘法，通梵汉语，译有《五部僧》。
《佑录》记有《五部威仪所服经》，又名《五部僧服经》，失译兼失佚，或即是《五部僧》。
五部即昙无德、萨婆多、弥沙塞、迦叶遗、摩诃僧祇五个传持律藏的派别，《五部僧》的内容当是五部律藏所载僧侣衣服的规定。
10.《戒消灾经》支谦（吴黄武至建兴年间[222~253]译经）译(?)《佑录》记这经为失译，注说“《旧录》云《戒消灾》”，时经本仍存。
《法经录》等编入小乘律失译。
《房录》判属支谦译经。
今存本述说受持三归五戒，有天神护身，鬼怪不能侵扰，故名“消灾”，但用语跟支谦译经不相类，非其所译。
11.《八关斋经》支谦译《佑录》收入“新集安公失译经录”，时经本仍存。
《法经录》记支谦译有《斋经》，注说又名《八关斋经》和《优婆夷堕舍迦经》，为《中阿含•晡利多品持斋经》的异译本，没提及另有一失译本《八关斋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