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具故事

我的家具故事

现今，家具城到处都有。只要有钱，只要想买，什么样的家具都能买到。可时间倒退到三十年前，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要添置些家具，那可是十分烦难的事。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期，我已经成家，并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为了孩子的分床，我向学校提出申请。1976年暑假前，学校有了物资部门分配来的几张竹木器票后，就由所有提出申请的教工集体评议，我这才领到一张铺板票。又过了半年，发现西门外的一家杂货店已经到货，便赶紧跑去，花了19元钱，买了一张纯是用木条钉成的铺板。我的一个被柜，则是我在上海的同学提供消息在先，我再请她帮我在当地购得；又过了很久，才托母亲厂里的便车拉了回来。

但是，有些家具你休想买到。其时，“文革”多年的混乱，已经使大家对政治产生一种普遍的淡漠感，单位里的工作又大都有劲使不上，于是，不少人转而醉心于小家庭的建设，自备木料自打家具便成为一时的风气。家里也正好有几块旧板壁之类，就很想也请人来打一个五斗橱和夜壶箱（床头柜）。1975年暑假里的一天，托人带去口信，1967届的一个学生特来我家，他的父亲是北直街上著名的老木匠；他赋闲在家，便也跟着父亲操起了木工活。当时便商定了请他们来做五斗橱。社会上虽比较松垮，

但老师的工作却总是那么烦忙。这样，一直拖到1976年的春节以后，老周师傅等才正式来我家干活。

那时家里地方很小，便只能把后门口梧桐树下的那片露天空地，权且当作了木工房。一老一小两个木工师傅共做了四五天，其间因下雨还不得不停工一天。要供他们吃饭、吃点心，要随时按他们的要求买洋钉、胶水等杂物。傍晚收工后，还得做场地的整理和清扫，真是忙乱得一塌糊涂。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天又下起了雨。不能再拖了，早完工早定心。于是，下决心把“工地”搬到了我们住的楼上的斗室，那真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幸亏已经到了家具的拼装阶段，这样，乒乒乓乓敲了一天，终于，一个五斗橱和一个床头柜有模有样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家具打好了，找谁来油漆呢？当老师的，唯一的优势就是有众多的学生。因此，大凡遇到这类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请学生帮忙。来帮我做凯禾利时家具的老师傅，就是我1967届学生周xx的父亲。学生中又有谁会干油漆活呢？有人告诉我，1966届的丁xx在金坛农村插队，后来又学会了漆匠活。托人带去口信，这年的国庆以后，丁xx如约前来我家。他当年是班长，学习成绩好，工作也负责。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感觉其老诚如昨，只是增添了些成年人的持重。对老师的请求，他一口答应，说一定抽空在年内帮我把家具油漆好。

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和同班同学胡xx一起前来。两人忙了一天，把家具用砂纸打光，然后用油灰“批”了一遍。他说，这是上漆前必不可少的工序，一个人一天忙不过来，所以把新民拉了来帮忙。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一个人单独来我家。这时，我早已按照他的吩咐，买好了需要用的油漆。他认认真真地漆了一遍；过了几天，又过来漆了一遍。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劳力烦心，一个五斗橱和一个床头柜终于新堂堂地在我的陋室中奕奕闪光了。

此后，随着生活的变化，现在家具的款式不断地翻新。我未能免俗，在整整三十年内，所有的家具也更新过了两次，但是，这两件家具我却始终没舍得丢弃。

我想，国家和地区有着自己的宝贵文物，一个家庭不同样如此吗？留下了种种生命印迹和家庭记忆的，难道没有理由成为一个家庭的“文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