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文化概述

古滇文化的传承与学习

在云南两千多年有史可稽的发展史上，曾经有一个古代国家，就是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古滇国；有一段璀璨的文化，就是以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古滇文化。古滇国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在其产生和发展中，与整个华夏民族一样，在祖国的西南边疆繁衍生息，开创了农牧业，冶金制造业，纺织业，建筑业，与中原、东南亚、南亚通商的国内外贸易业。古滇国是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古滇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的基石，大量史籍说明，古滇国与古滇文化是云南发展史的渊源。古滇国兴盛的农产品、畜产品、矿产品、工业品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古滇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一、何谓古滇文化（概述）

（一）定义

古滇文化作为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名片之一，是春秋末期至东汉初期以滇池为中心，劳浸、靡莫、叟等部落融合周边兄弟民族文化、中原汉文化、楚文化、外国文化，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据考古人员的调查及发掘证明，在晋宁，除石寨山外，金沙山、小梁王山、大湾山、左卫山等四个滇池东南岸小山丘的地下文物蕴藏也极为丰富。研究资料显示，以上述五座小山为主的滇池东南岸是古滇文化的重点分布区，亦即东南亚青铜文明的中心。

（二）对古滇文化的界定

学界对古滇文化的界定有比较相近的认识。从江川李家山出土墓葬的情况看，古滇文化上至战国，下至东汉时期，历时约五六百年，其地域范围为昆明、玉溪、曲靖、楚雄等滇中地区，中心地带在滇池南岸至江川星云湖一线，总面积应在1-2万平方公里。其文化特征是以滇中多民族聚居的古代文明为源，以战国末期入滇的楚将庄蹻带入的楚文化相汇合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述看，西汉以前滇池及周边地区已经进入部族社会，有着数以百计的部族和更多的尚无君长的族群聚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史记·西南夷列传》）；滇池地区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古滇先民以水稻种植和渔猎为生，有比较发达的稻作文化，聚落而居，“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史记·西南夷列传》），而滇池地区西南面的广大地区则有游牧为生的昆弥等游牧民族。这种农耕、渔猎、游牧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古滇文化的本土之源，是古滇的原生态文明，也是古滇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相区隔的重要标志。

庄蹻入滇后，将古代中国南方的楚文化带入滇池地区，建立了有封建意义的古滇政权，庄蹻本人由此称王并世袭之，滇池地区从此开始与华夏文明的主要支系开始融合。我们将古滇文化的点定于庄蹻入滇，基本的依据就是两种古代文明由此而汇合，并共同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来源。古滇文化的终结点定于东汉、三国，其史实依据是此后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内地的战乱和衰落，中原政权自顾不暇，对云南等西南边地的管控和联系较前大为削弱，云南大部地区逐步进入到由地方士族大姓自为自治的状态，其文化特征有别于古滇时期，也不再具有古滇文明的特征。

二、古滇文化的发源与形成过程(历史发展进程)

晋宁是古滇国的都邑治所，古滇文化的发祥地、云南青铜文化的中心。据考古研究推断，古滇国约于公元前5世纪即已形成存在。滇国时期，滇池地区的社会经济等方面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史记》记载：“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可见古时的滇中地区真的非常富饶。“郡土大平敞，有原田，多长松，臬有鹦鹉、孔雀、盐池田渔之饶，金银蓄产之富”，古滇国在历史上曾一度辉煌。公元前286年，楚人庄蹻率领一支

数千人的军队，用武力降服了“靡莫之属”各部落。这时，秦军攻下了四川、贵州，截断了他回楚国的路，庄蹻便“变服，从其俗”，加入了当地民族社会行列，史书称其为“滇王”。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王朝发巴蜀兵数万人击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降汉，“请置吏入朝”。汉王朝在“滇王”统治区设置了益州郡，并赐给“滇王”金印，仍令其为“长帅”。

1955——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先后进行了共5次发掘，清理了战国晚期至东汉年初的古墓86座，出土文物5000余件。这些出土文物以青铜器居多，种类有兵器、生产、生活用具、乐器、宗教器物、装饰品等。文物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反映了古滇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内容十分丰富。这使国内外学术界更多地了解到了古滇文化，古滇国的历史之谜也将随着古滇文化遗物的不断涌现而越来越真相大白。更为重要的是出土了一枚金质的“滇王之印”，有力地印证了司马迁在其《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这就使得古滇国的中心范围基本得到确定，也使得扑朔迷离的古滇文化变得清晰起来。

三、古滇文化的形态与价值

（一）基本形态

云南的古代文明与中原内地的古代文明各有其源。庄蹻带来的楚文化虽然将滇池地区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并没有从总体上改变滇池地区古代文明的基本形态，反而是庄蹻本人连同所部“变服从其俗”，接受了古滇的本土文化，以至到了司马迁的时代，从内地来到古滇国的人带回去的古滇印象依然是“异俗殊风”（《史记·西南夷列传》）。因此可以推定，古滇国文化的基本形态就是古滇先民的文化。从出土的古滇青铜器上可以看到，古滇先民多环湖而居，占水利条件，以种植水稻为生，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出现了便于水田劳作的“魋结”发型和腰扎宽带的短袖贯头衣、方便傍水而居的杆栏式建筑、便于水田锄掘的宽口铜锄；有与水田生产生态密切相关的牛神、蛙神、蛇神崇拜等原始信仰；与渔猎生活相关的虎崇拜和骑射狩猎的尚勇精神等。这些都是古滇文化的源头要素和重要标志，也是今天发掘弘扬古滇文化必须坚持的重要形式和基本内容。

那么，庄蹻入滇对古滇文化的贡献和发展表现在哪里，古滇文化的特征在哪里？古滇青铜器记录了这种发展与贡献。在石寨山、李家山出土的滇王墓青铜器中，多组有关祭祀活动的场景和器物透露了这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组滇王庙的祭祀场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周礼》中规定的祭祀礼制。滇王庙的功能结构都按周制的左祖右庙形制而设，配有祭祀广场、祭柱、观礼台等。这种具有鲜明政治功能的广场的出现，标志着西周以来的中原政治文化对古滇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渗入与融合（易学钟《滇王庙的功能结构》）。正是这种自战国末期而起，延绵不断的文化内核层面的长期融合，使古滇王国与同是以楚文化为承继的汉王朝具有相互亲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表现为自汉武帝起，就对滇国给予了最优的礼遇和特殊的关照，“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史记·西南夷列传》）。

（二）表现形式（物质载体）

古滇青铜器是古滇文化存在和表达的重要形式。古滇文化之源的滇池地区的古滇族群，都以农耕和游牧渔猎兼有的方式生产生活，特点是农牧渔业相融合。特别是以水稻种植为根本的农耕文明，在耕作方式、建筑理念、祭祀对象等方面均显示着南方地区水利资源较好的特征。但古滇文化有着明显异于南方其他文明的特点，有源于自身资源禀赋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理念。云南是有色金属的王国，而滇中和滇东北则是铜与铅的富集地。科技考古的大量成果已间接证明，早在商周时期，云南中东部的铅、铜采掘、冶炼、铸造技术就已高度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