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

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参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处理时往往无法处理自己。

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

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的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这就是反身性原则。

来源：本文为索罗斯2009年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系列演讲的第一讲，收录在《超越金融》这本小册子里。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个概念框架帮助我既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

但是，框架本身是无关乎钱财的，它是关于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从很早开始，就已经被哲学家们广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时，就开始发展我的哲学。

由于我提前一年参加了最后的考试，在我得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时间去打发，可以选择导师对我进行指导，我选择了卡尔波普尔，一位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书中，波普尔认为，经验真理不能被绝对地肯定。

即便科学规律也不可能摆脱疑云：他们可以被实验所证伪。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实验数据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就足以证明整个理论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数据支持该理论，也无法完全肯定该理论是对的。

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假设性质的，而真相永远有待检验。

意识形态声称掌握着绝对真理是胡说八道，因此，他们只能由武力去推行。

这适用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

所有这些思想最终都导致镇压。

波普尔提出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一个人们自由持有不同意见的开放社会，法律规则允许不同意见和利益的人和平相处。

在这里，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占领的匈牙利，我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当我阅读波普尔时，我也在学习经济理论，我发现在波普尔强调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同时，经济学理论却有完全竞争理论，并假设知识是完备的，我被两者的矛盾难住了。

这使我开始怀疑经济理论的假设。

这是我哲学上的两大理论启示。

当然，我的哲学也深深地植根于我个人的历史。

我一生中的经验成型于1944年德国对匈牙利的占领。

那时我还不到14岁，拥有不错的富裕中产阶级背景，但突然之间，就因为我是犹太人，就面临着被驱逐和杀害的前景。

幸运的是我的父亲对这种非常态的事情是有充分准备的。

他经历过俄国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宝贵经验。

在那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了奥匈军队。

他被俄国人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去成了战俘。

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们自制报纸的编辑。

这份报纸是手工写在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

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欢迎，他被选为囚犯的代表。

之后，一些士兵逃离了邻近的集中营，该营的囚犯代表被报复性*杀。

我父亲不想坐以待毙等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所在的集中营里，就组织了个小组领导了一次越狱。

他的计划是造一个木筏航行进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识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亚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

他们漂流了几个星期才意识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几个月穿过重重的针叶林，寻找道路回到文明。

与此同时，俄国革命爆发，他们又卷入其中。

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的父亲才终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当时留在集中营不逃走，应该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亲回到家已经变了一个人。

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

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

他传授给他孩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生活的环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

他不想敛财，也不想成为社会支柱，只想干活挣钱恰好能过日子就行。

我记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个主要客户借钱，之后我父亲不高兴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不得不加紧干活还钱。

虽然我们日子过得还算宽松，但我们不属于那种布尔乔亚式的家庭，我们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骄傲。

1944年，当德国占领了匈牙利，我父亲马上明白这不是正常的时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则办事。

他给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来了假身份证，那些人有的付了钱，有的是免费的。

大部分人幸免于难了。

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体验。

我们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周围就有人死亡，但我们不仅活着，还帮助了别人。

我们和天使是一伙儿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魉。

这让我感到很特别。

这是多么High的冒险。

有父亲做可靠的向导，我顺利地度过了艰辛。

一个14岁的孩子还能要求什么？经历了逃脱纳粹的快感之后，在苏联占领期间，匈牙利的生活开始失去光泽，我需要寻找新的挑战。

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我找到了离开匈牙利的路。

当我17岁时，我成了伦敦的一名学生。

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兴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诞生的这个古怪世界。

但我必须承认，我也怀有一些成为大哲学家幻想。

我相信，我已经获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区别开的智慧之光。

在伦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

我没有钱，单身一人，没人对我说的话感兴趣。

但即使可恶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谋生，我也没有放弃哲学雄心。

在结束学业后，我有一串错误的开始。

最后，我在纽约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稳住了。

但空闲时我仍然继续我的哲学研究。

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来历，题目是“意识的负担”。

这是一次试图把波普尔的“开放和封闭社会的框架”进行模型化的尝试。

它把有机社会和传统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

封闭社会与教条方式相联系，开放社会与批判方式相联系。

我不能妥善解决的问题是，我无法将思维方式和真实社会事件之间联系的属性进行分解。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是我怎么想到要发明“反身性”这个概念的历程，这个概念我呆会儿要详细探讨。

事有凑巧，反身性概念提供给我一个观察金融市场的新方法，这个方法比当时流行的理论更好。

它提供给了我一个判断依据，首先是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然后是对冲基金经理都能用上。

我感觉就像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能够满足我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的幻想。

某一刻，当我的商业生涯遇到障碍时，我立马掉转船头，全力向哲学进发。

因为我太珍惜我的发现，一刻也不想离开它。

我感觉反身性理论需要更深地挖掘。

当我越来越深地对这个题目进行钻研时，我在我自己构建的迷宫中迷失了。

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看不懂昨晚刚写的东西了。

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我的哲学探索，集中精力挣钱。

只有在很多年以后，成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后，再回到我的哲学中去。

1987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书《金融炼金术》。

那本书里我试图解释我金融市场操作的哲学基础。

这本书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大部分对冲基金行业内的人都读过，商学院也在教授。

但是书中的哲学争论却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它更多被理解为一个成功生意人的虚荣心，赚了钱就幻想自己是哲学家。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到底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发现。

毕竟我是在对付一个自古以来就被哲学家探索来探索去的课题。

我有什么样的理由去认为自己做出了新的发现，特别是别人都没有这么认为的时候？毫无疑问，概念框架是对我个人有益的，但似乎别人不认为它有这么大价值。

我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判断。

我没有放弃我对哲学的兴趣，但我已经只把它当做我个人的偏好。

我的生意和慈善活动（慈善已经越来越成为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中，我继续按照这个概念框架行事，每次我写一本书，也会忠诚地重申我的论点。

这对我发展我的概念框架有帮助，但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哲学家。

有一次，我还发表了一篇题目为“一个失败哲学家的再尝试”的演讲。

但这一切都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改变了。

我的概念框架使我首先预见了危机，又在危机终于发生时利用来去处理它。

我在对事件解释和预测上做得比大部分人都好。

这改变了我和其他许多人对理论的评价，我的哲学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它值得当做理解现实的一种潜在贡献予以严肃重视。

这是促使我做这一系列讲座的原因。

言归正传。

今天我会从整体上解释“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两个概念。

明天我将它们应用到金融市场，之后，应用到政治上。

这还将引入“开放社会”的概念。

在第四讲，我会探讨市场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差异，第五讲，我会提出一些预测，以及针对此时此刻的一些处方。

我可以把核心思想用两个相对简单的命题来阐述。

其一是，当一件事情有人参与时，参与者对世界的看法始终是片面的、歪曲的，这是易错性原则。

另一个命题是，这些歪曲的观点能反过来影响到的与该观点有联系的事情，因为错误的观点会导致不适当的行动，从而影响事件本身。

这就是反身性原则。

例如，把吸毒成瘾者看成是罪犯导致他们真的产生犯罪行为。

因为误解了问题并干扰了对吸毒者适当的治疗。

另一个例子是，声称政府是不好的，往往也导致糟糕的政府。

易错性和反身性都是纯粹的常识。

因此，当我的批评者说，我只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时，他们是对的，但只是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是对的。

让我主张更有趣的是，它们的意义并未得到普遍的赞赏。

特别是反身性的概念，经济学理论一直刻意回避甚至否认它。

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发现，而是因为像反身性这样常识性的东西被刻意忽略了。

在经济学领域中，反身性并没有位置，经济学家总是希望找到确定的东西，然而，我却说不确定性是人类事务的关键性特征。

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均衡概念之上的，但这个概念与反身性概念直接矛盾。

正如我会在下一讲讲到的，这两个概念产生了两个对金融市场完全不同的解释。

易错性的概念没有什么争议。

人们普遍承认，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其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我也没有提供更大更新的见解。

主要原因是，参加者本身就是事情的一部分，在处理时往往无法处理自己。

或者这样说，当面临一个极端复杂的现实时，我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方法去做简化（仅举几个例子，比如概括，两分，比喻，决策规则，道德观念等等），人们使用这些方法时，如果把他们自己也是处理对象的一部分，情况就更复杂了。

大脑的结构是易错性的另一个来源。

脑科学的最新进展已提供了一些对大脑如何工作的认识，并且已经证实休谟的观点：理智是情感的奴隶。

理智来自于我们想象力的虚构。

大脑被成千上万个感官冲动轮番轰炸，但意识却只能同时处理七八个事情。

在有限的时间内，这些冲动必须被凝练、排序和解释，出错和扭曲无法避免。

脑科学为我的原始论点增添了许多新的细节，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本质上是不完善的。

反身性概念需要多做一点解说。

它仅仅适用于这样的事件，在事件中，具备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也是事件的一部分。

围绕参与者的思想会形成两个函数。

其一是认识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称之为认知函数。

二是向有利于己的方向改变世界，我称为参与（或操纵）函数。

（在索罗斯的演讲中，认知函数和操纵函数分别是cognitivefunction和manipulativefunction，其中function既可以翻译成功能，也可以翻译成函数。

在其本意中，是指参与者的功能，这种功能需要一定的输入因子，或者说，变量，并产生一定的输出因子，并可以用函数的形式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