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指甲钳大王梁伯强

案例：指甲钳大王梁伯强梁伯强，现任圣雅伦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中学历。

1962年生于广东小榄镇，1978年成为国营企业工人，1986年创办聚龙工艺品厂，1998年开始专一生产指甲钳。

他说，“非常小器”证明了一种力量，那就是“专一”。

47岁的梁伯强穿普通的休闲服、抽七块钱一包的红塔山。

1985年，他开始办厂；1998年，他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人造首饰产销大户。

现在，他是国内最大的中高档指甲钳供应商，每年将价值近两亿元的指甲钳销往全世界。

目前国内指甲钳行业一共有300多项专利，有100多项是属于梁伯强的。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圣雅伦公司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三的指甲钳生产商，占据了中国指甲钳市场约27％的份额，其中中高端市场（单品出厂价2元以上）的份额高达60％。

他说，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指甲钳上面，希望“将指甲钳打造成瑞士军刀、zippo打火机一样的产品”。

梁伯强创建的“非常小器”目前已经是全球三大指甲钳制造商之一。

他说，他要在两年内做到第一。

“非常小器·圣雅伦”已有200多个品种，并由单一指甲钳产品延伸到个人护理用品，成为爱美人士追逐的时尚用品，产品供不应求。

在圣雅伦，小小的指甲钳竟然拥有35项专利，比如“非常小器”就有专门的婴儿指甲钳，指甲钳面是平的，比成年人的指甲钳要短一半，这样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婴儿指甲的特点，产品一推出就深受妈妈们的欢迎。

他是中国“隐形冠军”形象代言人，被媒介称为“鬼才”、“每根头发都是竖起的天线”的“指甲钳大王”。

他参与起草制定了“中国指甲钳行业标准”，他发明创造的“二片式指甲钳”被称为“小五金行业的…神五‟技术”。

①陈长玉在一根手缝针的穿线孔上发明了四项专利，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专注，也在于创新。

陈长玉，青岛冀鲁制针厂老板。

他从14岁当童工，一直做到现在60多岁，一直专注在制针行业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他所从事的行业也许大家都瞧不起，但他是世界级的“制针大王”。

②“猪毛大王”邓贵生先生专注在这个鲜为人知的行业里足足经营了24个年头了。

刚开始做猪毛生意的时候，他就在大海边打上几个水泥池，然后一路排下去把生猪屠宰场的猪毛收起来，就在这个池子里发酵，要浸泡两个月，把猪毛和毛囊分离开，然后再把猪毛捞起来拿去烘干，水就放到大海里面了，腐化了，就构成了环境污染。

结果环境部门干预他，说这个产业不能做，严重污染了大自然。

后来他灵机一动，搞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这方法简单得很：他把猪毛一收回来就建立一个烤炉，循环式的烤炉，就把猪毛放在烤炉里。

把毛和毛囊都烤干了，他就像农民打稻谷的机器一样，自己发明的，就把猪毛放进去滚，就把毛跟毛连着的毛囊就分离出来了。

分离出来以后，接下来再做了一台机器把长短毛分开。

这个叫长毛，这个叫短毛。

结果就这么一个很简单、很传统的小发明，就为他带来了效益。

第一，他减短了浸泡时间，原来要浸泡两个月，他现在当天就把毛跟毛囊分出来了。

第二，他把长毛分出来就定义为是猪鬃毛，就卖给了毛刷厂去做毛刷。

把毛囊分出来，就卖给养花的花农。

第三，把短毛叫绒毛拿出来，提炼为氨基酸，卖给军工厂，来擦枪支弹炮。

从收猪毛到最后，完成了9道工艺流程，一根猪毛进门了以后一点都不浪费，长毛卖猪鬃，短毛提炼为氨基酸。

猪毛大王就在汕头，原来他的整个企业有300多人，现在缩减为三十几个人。

这就是创新的力量。

整个长江以南的猪毛都被他垄断了，他马上就要到内蒙去另外一家分公司了。

③中山市天朗电器有限公司专注于琴键开关的生产达20年之久。

④东莞市德生通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梁伟，他只做收音机。

19世纪美国哲学家、诗人爱默生说过，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这就是专注的力量。

”刚读小学时，梁伯强每天放学都要路过一个卖秤的小门市部。

门市部旁边有个加工金银首饰的“单干户”，做的是那种造型非常简单的耳环。

那时，人们没有多少装饰品，能给结婚的子女一副耳环就算是高档的装饰品了。

那位单干户可以把一个戒指改做成两个耳环，把一个手镯划开做几个耳环。

梁伯强对这一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放学，他总要在那个摊位上看半天，时间长了，梁伯强记住了那几道制作耳环的“工序”，这位首饰艺人该算是梁伯强的手艺启蒙老师了。

有一年，家里因故欠下300多元外债。

为了还债，无奈之下，母亲把娘家的一部分旧家具变卖还了一半的债务。

梁伯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思忖多日，终于想到好点子——用母亲当嫁妆的铜脸盆制作铜耳环卖钱。

梁伯强剪开脸盆，又把家里的烟证拿去与那位做秤的师傅换一些铜丝，做耳环针，这样，铜耳环的原材料就算备齐了。

梁伯强先是买了一套简单的小工具，再在墙上挖了个大窟窿，做好耳环就把工具收藏起来，防止工商所的人来检查。

在那个年代，如果被查出来，会被冠以“地下工厂”或“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而受到处罚。

每天放学回来后，梁伯强一般可以做10来副这样的铜耳环。

然后等做完功课后，就飞跑几公里路，找到那些挑着箩筐卖冥纸，同时也兼卖铜耳环的老太太。

梁伯强一般以两角钱一付铜耳环的价格卖给这些老太太。

就这样，几个小时的时间内，梁伯强可以挣二元钱。

当时，农民一个工分也不过几角钱，至多也就是一元钱。

将近一年时间，梁伯强用完了母亲的铜脸盆，也还清了家里的欠债，同时也熟悉了一门“手艺”。

梁伯强的父亲有一位画画的好朋友叫潘栋梁。

潘老师过去读书时成绩比较好，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只好到农村当一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乡下当了教师。

有一次，潘栋梁老师把梁伯强带到他家中学画，颇有灵气的梁伯强觉得学起来很有意思，从此就迷上画画了。

白天上学，晚上学画。

就这样，潘老师带着梁伯强等几位学生不像学生、徒弟不像徒弟的孩子，一学就是近10年，潘老师也从不向学生家长收费。

在纸墨笔砚、山水花鸟虫鱼的世界里，梁伯强常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晚上在煤油灯下学国画经常到深夜一二点钟。

画的内容多是花鸟鱼虫一类，模仿“芥子园”也成为一个重要学习内容。

那个时候，珠江三角洲许多农民新盖房子的厅中一般都留有一个神台，神像背后都要画一幅画，内容多为“福禄寿”、牡丹图等富贵吉祥的内容。

一到星期天，梁伯强等人就骑上自行车，到乡亲家里为农民新房子的神台画些装饰画，农民一般也会给上五元钱。

每到年底，潘老师就带着梁伯强等人替村民写春联。

这样，既得到了实际锻炼，也能挣些买纸笔的钱。

就这样，梁伯强边练边学，坚持学习了10年的国画。

1978年，16岁的梁伯强高中毕业。

当时实行的是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的九年教育制。

虽然当年已恢复高考，但因为按有关政策，要到第二年才能参加高考，所以梁伯强和高考擦肩而过。

但巧的是，就在当年，作为“文化大革命”象征之一的“上山下乡”政策被取消了。

梁伯强有幸被分配到当时的小榄制锁二厂即现在着名的固力锁厂，因为有一手国画技术，他成了工厂的宣传文员。

他的工作是拿着笔纸记录书记厂长的讲话，平时在厂里搞搞节日宣传、会议备案，仓库没有货物出厂单就去刻蜡纸油印等。

然而好景不长。

1979年，小榄镇举办了一次庆祝改革开放的“菊花大会”，梁伯强作为宣传文员被抽调去搞宣传，时间将近半年。

轰轰烈烈的“菊花大会”结束了，梁伯强原来在工厂里的位置也没有了，转而被分到翻砂铸造车间。

1980年4月8日，梁伯强听到澳门的广播新闻说澳门要换澳督，预计移民政策会放松。

于是，梁伯强决心偷渡到与小榄相隔100公里的澳门。

与梁伯强相恋数月的锁厂同事黄丽儿，一开始坚决反对梁伯强偷渡。

但看到梁伯强决心已定，知道拦阻也没用。

两天后，在小榄的一个小树林，一对恋人依依惜别。

“我一定回来娶你，你等我。

”傍晚六点，不到18岁的梁伯强和三个同伴一起，奋力游往澳门，这一天，是1980年4月10日。

经过整整一夜，十多个小时的拼搏，他终于踏上了澳门的土地。

刚一上岸，就被澳门当地黑社会“捡获”。

手上的戒指被没收，还让梁伯强父亲从香港筹措4000元“赎人”。

满心期待的梁伯强没有想到初到澳门，迎接他的竟是黑社会！在澳门，梁伯强找到的第一份工是在小榄老乡开办的服装厂当工人，这个小工厂专做“石磨蓝”牛仔裤，说是包吃包住，其实，一天只管两顿饭，晚上就睡在牛仔裤堆里。

一个月的打工钱只有30葡元，除了买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已经所剩无几，而当时澳门人的平均工资大约是600葡元左右。

在工厂里，瘦弱的梁伯强干的是超强度的体力活。

每天扛着一打一百来斤打成捆的牛仔服，一天下来，人累得连饭都没有力气吃。

不久，梁伯强在报纸上看到一家仿古家具工厂的招工广告，便满怀希望去应试。

前去应聘的梁伯强得益于一手画国画的手艺，一试成功。

给仿古家具画画，画山水花鸟和古代的仕女，按件计酬，画一幅挣40葡元。

他不停地画，一般一天可以画三四幅，挣到100多葡元。

一个月下来，拿到三四千元，最多时竟拿到5000多元。

在澳门的近1年时间，梁伯强一下子“发”了，居然积下3万葡元，按当时官方汇率，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

他用自己所有的积蓄3万葡元，在澳门一个山脚下买了一间铁皮房作为“厂房”兼住房。

梁伯强简单修整了一下房子，雇了两个中山沙溪镇的年轻人当工人，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写画，几个月后，两个聪明的小伙子就能自己干活了。

梁伯强所雇的两个人也是从中山偷渡澳门的，他们没有临时身份证，就意味着非法入境。

当时的澳门临时身份证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暂住证，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遣送回大陆。

一天深夜的两点多钟，三人突然听到屋外警车汽笛长鸣，两个伙计以为是来抓他们的，撒腿就往外跑。

梁伯强一下也慌了，他在脑海里急速地想象着：如果他们被抓，把我供出来，我一个手持临时身份证的人，又雇了两个非法劳工，岂不是要在澳门坐牢？想到这，梁伯强也拼命往外跑。

梁伯强一口气就跑到一个朋友的住处，急急说明情况，又把临时身份证交给他保管，然后转身跑到澳门与大陆的通关处拱北海关。

梁伯强一直躲在树林里，苦等天亮。

早晨7点，他高举双手，向荷枪实弹的边防军说明情况，要求“回归大陆”。

边防战士对梁伯强从早上7点钟，一直审到下午4点钟，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便开了一封介绍信，信中说梁伯强还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好”等，希望当地派出所重新为其入户口。

当天晚上，只穿着一条短裤、一件短衫，带着一块手表的梁伯强回到家中。

为了生计，梁伯强学小榄的农村老太太，挑上两个箩筐，骑上自行车，每天早上从镇批发部那里批发一些咸鱼、冰棍、旧衣服，然后满大街叫卖。

1983年底，梁伯强终于还是想办法进了小榄胶木电器厂。

他认识了后来成为莫逆之交和创业盟友、当时的五金车间主任苏钢华。

1984年10月9日，梁伯强得知一个消息，澳门政府宣布有澳门临时身份证者可以换取正式身份证。

渴望改变命运的梁伯强，再次单枪匹马回到澳门。

找到以前的朋友，拿回那张改变梁伯强命运的临时身份证，在澳门警察署排队拿到一个正式身份证后，如获至宝的梁伯强马上持这一身份证来到中国旅行社申请办理了一张“回乡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