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芝加哥到伯明翰受众民族志研究

从芝加哥到伯明翰受众民族志研究

受众是传播与媒介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传媒业界和学

界经常通过定量方法来研究受众，获得相应群体的人口统计信息(如性别、年龄和职业分布等) ，了解其收视习惯、偏好，并预测其收视行为。而在采取批判视角进行研究之时，学者们往往不通过抽样调查方法，而是采用民族志

(Ethnogra phy)等方式，记录和阐释受众文化的丰富性，从

而反思现实、发掘理论。

何谓受众民族志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特罗布里恩岛土著研究之后，民族志

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它强调通过田野调查和田

野工作(Field work )对一个族群的文化进行资料获取和记录，

进而展开对该文化的理解与分析。“在民族志研究中，作者

便是他的年代记录者，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的材料无疑很容易就可以获得，却又是无比令人困惑而且复杂费解的；这些材料并不收录于固定的、物质性的档案内，而是存活在活生生的人的行为与记忆之中。”(马林诺夫斯基，2009：3)

民族志并非一套系统的方法，反而由于它对研究过程的

改造成为一种方法论，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并呈现

出新的面貌。对于传播与媒介研究而言，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从芝加哥学派到伯明翰学派，致力于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做深入探究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类似的方式。

新中国第一个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庄孔韶（2006）论

及民族志时指出：“民族志是田野工作的结果之一，是人类学的主要展示手段与形式。人类学家经过田野工作想要做的就是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给读者。这无疑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2006：6）民族志最重要的工作是两个：首先是进行直接

观察，对日常行为做充分记录，有时这种观察还是一种参与

式观察；其次是采取各种形式的访谈，从日常闲谈到小组座种文化仪式和个人生活史的材料，如照片、族谱、图腾、装饰物、日记、信件等。在田野工作中，找到关键报道人

谈，从而获得丰富的资料。此外，民族志方法还可能搜集各

Informant ）至关重要。

受众民族志借用这种方法对媒体的使用者进行观察和

访谈，从而理解其传播实践。当然，它与人类学家的工作并不完全相同。例如，传统的人类学的民族志要在固定的“田野”里进行至少为期一年的调查（从而涵盖农业社会的一个周期），而受众民族志调查时间相对缩短，且地点更倾向于都市。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类学研究学者们开始提出“虚拟

民族志”，它“以网络虚拟环境作为主要的研究背景和环境，

利用互联网的表达平台和互动工具来收集资料，以探究和阐法的引入，进一步拉近了传播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的距离。

释互联网及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 。卜玉梅，2012）这种方民族志最早进入传播研究，主要依靠两个学派的推动。

个是20 世纪前期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生活的观察，另一个则是20 世纪中期开始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对大众文化的亲身体验和分析。这两个学派的民族志研究，既有契合，亦有不同。

芝加哥学派的民族志研究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活跃于20 世纪上半叶，以芝加

哥大学社会学系为主阵地，代表人物包括约翰?杜威、赫伯特?

米德、查尔斯?库利、罗伯特?帕克等人。他们的方法论逐渐

与欧洲社会学的理论思辨路线脱离，将经验和解释性研究放置在更重要的位置。芝加哥学者们注重从社会生活中搜集资料，从中生发出观点和理论，同时，这种资料的搜集方式是民族志的，而不是统计学的。

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库利在研究人类社会意识的构成

时，是通过对自己的两个儿女（他称之为R和M）童年生活

状况进行观察来发展出理论的。对于这样的方法论思路，统计学家们很容易提出批判：仅凭两个样本，怎么能推算出整个人类儿童时期意识发展的情况？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

对于人类意识这样一个深邃的事物，如果没有最贴近日常生活的理解和观察，只靠实验室里的测试或者数据的搜集，恐怕很难达到如库利所思考的深度。那么，这是否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库利引用了大量心理学家的资料来作为旁证或者批判靶子，这是一种自反意识（Reflexivity ）的体现。库利（1999）在论及传播研究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秩序”的重

要性议题时，对这种方法论基础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说：“最重要的是使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从最简单的日常的互致问候到民族的政体或者社会的等级制度，都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传播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是这样。

如果说库利建立了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方向，那么帕克

和他的博士生们则将这种方法广泛应用到社会研究中。

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尼尔斯?安德森（1923）对流浪汉的研究。

安德森本人就曾经是一个流浪汉，后来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就读。从1921 年开始，他除了白天听课之外，其他时间仍然混迹于流浪汉集中的麦迪逊-霍尔斯特德大街地区，

了进行参与式的观察之外，也进行了大量的非正式访谈，了

解流浪汉们的生活史。帕克告诉他：“像一个新闻记者一样，族志式的研究思路。安德森的研究成果后来出版，其中描述和解释了芝加哥流浪汉遭到的社会歧视和他们的反抗。

只要把你看到、听到和知道的事情写下来。”这正是一种民另一位芝加哥学派研究者克雷西（1932）对职业舞女的

调查也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志研究。他和4 位学生研究助手扮作舞厅常客，进入舞厅，与调查对象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从职业舞女和舞厅顾客处获得关于他们/她们生活史的大量资

料。

除此之外，芝加哥学派学者们还对贫民窟、犹太人聚居

区、犯罪团伙等进行了观察和调查，搜集研究对象的生活史资料，进行分析和解释。这种生活史的研究，其实就是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翻版。它通过搜集大量的背景、脉络、细节、相关人物，为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丰富描绘。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解释性成果，或许能够更深刻地揭示出社会的潜在规则。

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是建筑在特定认识论基础上的，也

与其人道主义和社会进化的价值观息息相关。芝加哥学派学者们认为，阐述一个社会问题，能够导致或者促进它的解决。

帕克领导的芝加哥学派后期研究已经和社会工作脱离，致力于深刻展示社会现象的方面和根源，因为他们担心价值评判

可能会影响研究的过程与结论。因此，他们的民族志是经验的受众”

主义的，却不是应用主义的。伯明翰学派与“主动

20 世纪60 年代，以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为核心形成了文化研究思潮，其学者也常被称为伯明翰学派。伯明翰学派对于受众的理解建立在文本与意义的创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