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汉大赋兴衰的因素

目录论文摘要、关键词 (3)一、影响汉大赋兴衰的经济因素 (4)（一）经济发展是汉大赋产生的物质基础 (4)（二）经济衰退使汉大赋失去写作对象 (5)二、影响汉大赋兴衰的政治因素 (6)（一）君主嗜好及对礼制、礼官的尊崇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6）（二）贵族兴衰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 (8)三、影响汉大赋兴衰的文学因素 (10)（一）文学创作主体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 (10)（二）文学阅读群体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 (12)（三）文本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 (13)结束语 (15)注释和参考文献 (16)论影响汉大赋兴衰的因素摘要：汉大赋是汉王朝兴起的一种新型文学样式，是一种“盛世文学”。

影响它兴衰的主要有经济、政治、文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

从经济方面讲，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汉大赋提供了宏大的描写对象，汉代人固有的以大为美的审美情趣得到激发，然而汉武帝晚期由于经济快速衰退，作为歌功颂德、愉悦宫廷上层的汉大赋此时则失去了描写对象和存在的客观现实；从政治方面讲，君主及其贵族对礼制、礼官的尊崇促使汉大赋兴盛，因此，贵族的衰亡就决定其衰落成为必然；从文学自身讲，文学创作主体对文治的宣扬以及他们博物知类的优势促进汉大赋产生和兴盛，然而文本自身刻意追求辞藻华美，呈现出“铺采造文，靡丽多夸”的缺陷，极大阻碍阅读群体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

这三方面的因素使汉大赋在产生、发展，达到盛极之后开始转向衰落成为文学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汉大赋；兴衰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学因素汉大赋成为汉王朝一种“盛世文学”，无论在其产生、兴盛，还是最终走向衰亡这一过程中，导致其结果的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源主要原因应归结于经济、政治、文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影响汉大赋兴衰的经济因素汉大赋作为一种文学体式，成为汉王朝盛极一时的“盛世文学”，经济因素对其影响是必然的，这种影响一是体现在经济为汉大赋提供较大描写对象、对汉大赋产生和兴盛起推动作用的积极方面，一是体现在经济衰退使汉大赋失去歌功颂德的现实价值、对汉大赋的衰亡起到抑制副作用的消极方面。

（一）经济发展是汉大赋产生的物质基础西汉初年是重利求富的时代。

追逐官位名利，是汉初游士骋其智辩、游于帝王之门的主要目的。

随着西汉社会由动荡趋于稳定,游士们关注的社会热点由政治转向经济。

在经济生活和辞赋创作的结合上,汉初游士找到了延续生命与实现价值的新天地。

汉初经济复苏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侈靡风气,对汉大赋的出现起了催生的作用。

枚乘《七发》旨在“戒膏粱之子”；相如《天子游猎赋》铺陈诸侯、天子的奢侈生活,表达了“非侈”、“引之节俭”的思想。

西汉经济发展与稳定，一是为汉赋提供了已往所不具有的描写对象；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需要汉大赋这样的新文体为其唱赞歌；三是社会侈靡风气催生汉大赋产生。

在已经具有描写对象和具有出现新文体必要的双重刺激下，汉大赋以一种新的姿态问世，它既有别于现实主义《诗经》的体例和风格，又有别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楚辞》的风貌，而是一种新型的文体样式。

汉大赋兴盛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宏大的描写对象，汉代人固有的以大为美的审美情趣得到激发。

一方面，这种以大为美的审美情趣支配了汉大赋的创作；另一方面，汉大赋从体式和表现手法上又特别适应汉代人这种心里定势和审美定势。

这样，现实经济为大赋提供对象之大，以及审美理想中的大与汉赋体制之大达到完美地结合，出现了一系列鸿篇巨制。

如果说经济发展需要汉大赋产生，那么经济稳定和繁荣就是使汉大赋产生由需要变为现实的最根本基础。

西汉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一是促进了人民安居乐业；二是为君主和宫廷阶层的腐化埋下了隐患。

在经济日渐稳定和繁荣中，对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由担忧变为事实。

统治阶级在经济稳定中开始走向挥霍浪费的深渊。

针对这种情况，以至于汉大赋几乎篇篇在“讽谏”统治阶级的淫奢，而指归“引之于节俭”，并把反对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汉赋家借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对当今君主进行委婉地劝说和谏诤；有时甚至大胆地，赤裸裸地进行揭露和批评。

例如司马相如，扬雄等赋家的作品。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惩奢劝俭的主题是很显明的。

赋中，作者先安排诸侯王的代表──楚王的子虚和齐王的代表乌有先生──为其主子争奇斗胜：乌有先生以齐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罟纲弥山”的盛况向子虚炫耀；子虚则拿楚王的“云梦之事”的排头来相压，最后作者让天子的代表亡是公出场，批评楚“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不合诸侯之制，赋中诸侯王的淫乐与老百姓的苦难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对天子不便由外人来加以指责，作者于是采用了让天子在淫乐之后反躬自问的手法：“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

’”天子自感有失，赶紧决定推墙填堑，让百姓得以种地樵薪。

之后，扬雄以《羽猎赋》来谏讽成帝，提出帝王的饮食起居游乐礼仪应有节度，绝不能影响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

作者还批评成帝的老祖宗汉武帝──“武帝广开上林……游观奢靡，穷妙极丽……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尚泰奢丽夸诩。

”和扬雄比较起来，班固的赋稍逊一筹。

他在《两都赋》强调法度，一面赞扬东都天子举止的合度，一面批判西都天子行为的逾制。

和西都天子比起来，东都天子已属俭约；但作者并未就此罢休，他还要天子“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继班固之后，张衡的《二京赋》对西京的宫室建筑和西京天子在游猎以及日常生活中毫无节制的骄奢淫逸作了尽情的披露和鞭挞，并把它与人民的苦难和封建王朝的安危联系在一起。

赋中说，如果为君的“必以肆奢为贤”，那么桀纣都作对了，汤武还革什么命？秦始皇筑阿房、起甘泉，“征税尽、人力殚”、弄得“百姓不能忍”，因此才“息肩于大汉”。

这里作者的是非好恶态度是极其明确的，这种明确从侧面让我们看到，经济一方面使赋得以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使产生的赋有了“说教”功能，三是让赋的内容有了讽谏的特征。

（二）经济衰退使汉大赋失去写作对象汉武帝晚期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以及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

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致使经济快速衰退，直接影响到汉大赋写作对象的衰退，因而作为歌功颂德、愉悦宫廷上层、以写大物为主的汉大赋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存在的客观条件。

京殿都邑是汉大赋出现及其写作的物质基础，成为汉大赋按照写作内容归类的一大类属，这种源自汉代的城市大赋创作，一类是由扬雄《蜀都赋》、张衡《南都赋》开启的地方都邑繁荣兴盛的描写，且千年传响，历世未绝。

都邑大赋的创作思想，主要在自然大的物像与文人风俗等方面。

如扬雄《蜀都赋》开篇说：“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亭皋弥望，郁乎青葱，沃野千里。

”继以东、南、西、北全方位描绘景观，以状其胜。

与此类赋作相比，东汉以班固《两都》、张衡《二京》为代表的京都赋更能代表都市文化风采和大赋雄阔的气派。

以班固《两都赋》为例：赋分为六大部分（31个段落），首先写西都长安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次写城市全貌，包括都市格局、经济富庶、各色人物等；三写京畿环境，包括阴阳昏晓与四郊景观；五写主体建筑，即宫殿描写，为全赋中心；六写天子游猎娱戏活动，收以颂扬盛世之德。

由此可见京都大赋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是对京都物态与文化的全面展示；一是以帝王为中心，突出宫殿的描写，再现我国古代精湛的建筑之美。

如《西都赋》对“昭阳殿”装饰状况的形容。

继此，班固赋作又对昭阳殿中“美人风姿”、“佐命大臣”、“典籍之府”、“著作之庭”以及其他司职进行全面描写，勾画出以建筑为主的立体形态。

又如张衡《西京赋》描述“未央宫”之外势。

综以上大赋，其大都以宫殿为主，对其装饰、结构、造型，以及对其旁近亭台、池苑进行细致刻画形容，对其建筑群体之美趣起到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

然而，汉武帝之后，经济的衰退，一是使汉大赋的描写成为名不副实的讽刺；二是使汉赋家面对江河日下的经济已经失去颂扬的兴趣与激情，更重要的是经济衰退使汉大赋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描写对象。

在政治内讧不断、迫害严重的宫廷中，汉赋家不再受到朝廷尊崇，于是，汉赋家开始另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人格上的独立，以致作为御用工具的汉大赋不再被他们所重视，汉武帝后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后，将近30年的时间内，赋体文学创作都处于萎靡状态，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较前期明显减少。

至宣帝时讲论六艺群书成风，成帝刘骜时，精于《诗》、《书》，而汉大赋则在慢慢衰亡。

二、影响汉大赋兴衰的政治因素汉大赋作为一种文学体例，在内容、思想、表现等诸方面都受到宫廷阶级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牵制，君主及其宫廷上层的喜好左右着汉赋家思想的发挥，他们的喜好直接决定汉大赋的存在与否。

源于此，从本质上讲，汉大赋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和思想内容以及表达上严重受牵制的政治性文学，是统治阶层达到政治目的或愉悦身心的一种工具。

这样的文学毕竟是政治的奴役，它的兴衰也必然会与贵族统治的兴衰相始相终。

（一）君主嗜好及对礼制、礼官的尊崇促使汉大赋兴盛西汉武帝、宣帝、元帝、成帝等诸帝都爱好文学。

他们出于自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

尤其是武帝，喜楚辞、好辞赋，并有诗赋传世。

他一方面削弱藩国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为“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广泛招致文学之士。

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董仲舒、公孙弘、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李延年等人，全都集中到了武帝的宫廷之中。

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

自武帝起，藩国养士之风、文化学术衰落，文学之士的服务对象已不能自由选择，而只能为最高层的统治者效力，成为宫廷文学的侍从，帝王制礼作乐、“润色鸿业”的助手。

从此，中国文士不为山林隐逸，则为宫廷文学的侍从，这是中国文士命运的根本转变。

武帝之后，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的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

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有很强的号召力，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

汉代作家群体、文化学术的持续生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由于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在汉代统治阶级需要像汉大赋这样的文学体制来表现他们威加海内的气魄，日益丰富的帝王生活及宫廷生活需要汉大赋来反映它。

汉大赋正如司马相如所说的那种“崇论闳议，创业垂统”，“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

汉大赋与汉朝这个大帝国所包含的大疆域、大民众、大山川、大都市、大宫观、大林苑、大文教、大汉民族开拓生存领域的向上精神、兼收并蓄的扩大胸襟、上进的巨大热情是适应的，总之，这一时期人们的自信心、自豪感、膨胀的物欲、夸诞的心态，都是大赋之外所有文学体制所难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