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里政府利益分析法

柯里政府利益分析法的维持摘要：柯里(Brainerd Currie)是美国著名冲突法学家、法学教授，也是美国20世纪冲突法新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于1963年整理出版了《冲突法论文集》一书，提出了“政府利益分析说”这一有争议的冲突法理论。

我们认为柯里的理论比较强的合理性，需要进一步的改维持。

关键词：柯里、政府利益分析法、维持20世纪50年代，柯里(Brainerd Currie)在库克（W. W. Cook）、罗伦森（E. G. Lorenzen）和凯弗斯（D. F. Cavers）以及其他学者的基础上，对美国传统的国际私法理论，尤其是比尔（J. H. Beale）的“既得权理论”和他主持编纂的《第一次冲突法重述》进行无情的抨击，指出《第一次冲突法重述》已经破产，认为“没有法律选择规则，我们会更好一些” ，并主张用他的政府利益分析方法取而代之。

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有其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

“政府利益分析说”可追溯到1935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阿拉斯加包装工协会诉加利福尼亚工业事故委员会”一案。

该案件牵涉到一位来自墨西哥无住所的外国人，他在旧金山受雇到阿拉斯加参加大马哈鱼季节的工作，后来在那里因事故受伤，到加利福尼亚州法院请求赔偿。

法官斯通（Stone）在该案中没有适用事故发生地阿拉斯加州法律，而是适用了雇佣契约缔结地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理由是加利福尼亚州对该案具有政府利益。

斯通还认为这样做符合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充分善意和信任条款”的精神。

该案在美国冲突法判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它成为柯里学说的判例法基础，被他一而再地引用。

在理论方面。

柯里则得到两位学者的启示，一位是弗罗恩德（Freund）教授，他1946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首席法官斯通和冲突法》一文，阐述了政府利益分析的意义。

另一位是汉考克（Hancock）教授，1943年他在多伦多大学法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探讨政府利益分析的论文。

在上述美国最高法院的判案实践以及弗罗恩德和汉考克等学者的理论基础上，柯里将判例中散乱的观点和学者们的理论分析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提出了“政府利益分析说”，并使其成为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

一、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法的主要内容1958年，柯里第一次提出了“政府利益分析说”的观点。

柯里认为，传统的冲突规范并不能真正解决法律冲突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是对政府利益进行分析。

他认为按照传统的方式，法院适用特定州（国）的法律而不去考虑政府的利益会使得法院常常处于很不合理的地位，即如果适用一州（国）的法律不能对该州的利益有所促进，那么法院适用法院地法的结果就是否定了该州的合法利益。

因此他指出各州（国）的法律冲突只是表面的，而各州（国）的利益冲突才是实质内容。

也就是是说，冲突法的核心任务是确定利益冲突的适用规则，即确定哪个国家的利益应当让位于另外一国。

此中所指的“利益”根据柯里的定义是指“所谓政府利益实际上是政府政策的体现，以及具有该政策的国家与所涉及的交易、当事人或诉讼之间的并存的某种联系”在解决法律冲突是，法院的的任务就是要确定这种涉及政府政策恰当的事实联系，从而确定政府利益。

柯里将确定利益的结果分为四种情形，即有利、无利、受损、和无损。

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只有对己方有利对他方无损或者是对己方无损对他方有利的法律才是最合理的。

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有以下主要内容：正常情况下，即使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法院亦应当适用法院(所在)地法。

如果案件表明需要用外州法时，法院首先应当确定法院地法中所体现的政府政策；然后法院应当探究法院地与该案的关系，以决定能否为法院地适用自己的政策提供合法基础，因为法院地在适用自己政策方面具有利益。

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个解释的过程。

与前一点相类似，法院如认为有必要，也应当确定域外法律中所体现的政策，以及确定外州是否在适用其政策方面具有利益。

如果法院查明法院地州在案件中适用其政策并无利益，但外州在适用其政策方面却具有利益，则法院应当适用该外州法。

如果法院查明法院地州在案件中适用其政策具有利益，它就应当适用法院地法，即使外州在适用其相反政策时同样具有利益也是如此；因而在外州不具有利益的场合，法院适用法院地法就更毋庸置疑；在相对很少的案件中，法院会发现与案件有关的各州在适用其政策方面均不具有利益，这种情况下，法院通常也应当适用法院地法。

为了证明“利益分析说”的方法是解决法律选择的最好方法，柯里又将法律冲突的现象归结为“虚假冲突”和“真实冲突”两个大类，对这两个分别加以分析。

“虚假冲突”指的是，如果法院认定法律互相冲突的两个州或多个州只有一个州有正当的利益，此时的法律的冲突即是虚假的。

这种情况下适用该有正当利益州的法律不会对该州有利而不会对另外的州有损。

加里福尼亚州的“雷奇诉朴塞尔案”以及新泽西州的“普福诉卡轮特铝公司案”等案件都是虚假冲突的典型案例。

这种虚假冲突的特殊情况是在案件所涉及的各州都被法院认定为无重大利益。

此时法院可以自由适用其本州法，如同法律冲突不存在一样。

真实冲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州在其法律的适用上都有其正当利益，且彼此冲突。

这种情况下，法院适用本地法对对自己有利而对方却因此而受损或者适用对方法律对该州有利而己方却因此而受损。

此种情形才是法官真正应该进行选择的时候，如果法院经过反复审查认为法院地法和他州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则应该适用法院地法。

如果这种真实冲突发生在其他州之间，法院地州没有正当的利益，法院也应当适用自己的法律，除非有有人能提供更好的解决这种无法取舍的利益冲突。

在柯里提出了这些理论之后，巴克斯特教授又对“真实冲突”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方案，即“比较损害”的方式。

如果任何一个州的法律得不到适用，都会使其利益受损，那么就应该在这些损害之间比较大小，利益受损最大的州的法律就应当得以适用。

这样就把柯里的最大联系的标准变为了最低联系的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法律适用中过度的本地化倾向。

在这些原则下，柯里将法律冲突主要分为“虚假冲突”和“真实冲突”两大类。

前者是指某个案件所涉及的两个州的法律尽管在具体规定上发生了冲突，但这两者所体现的政府利益却并不冲突。

在“虚假冲突”的情形下，只有当法院地州不具有利益而外州具有利益时，该外州的法律才能得以适用。

后者是指某个案件所涉及的两个州的法律不仅在具体规定上存在着冲突，而且两者所体现的政府利益也存在着冲突。

依柯里看来，只有在“真实冲突”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法律冲突问题。

其解决方法就是适用法院地法以促进其自身利益的实现。

显而易见，柯里是赞成尽可能地适用法院地法的，而且依照这种理论，法院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总会认为本州对在案件中适用自己的法律是具有合法利益的，从而导致法院地法的广泛适用，这就等于否定冲突法有存在的必要了。

难怪柯里认为不但传统的冲突规范可以抛弃，甚至连冲突法上的一些制度诸如识别、反致等等都可以一概取消，不再需要了。

不过柯里同时也承认，通过上述方式来确定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准据法，其最易引起争议之处就在于对“政府利益”作何解释，而且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对诸如判决结果的一致性及对当事各方的公正性等冲突法的基本理念的否定。

在著名的“巴布科克诉杰克逊案”（Babcock V．Jackson）中，纽约州法院运用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的方法在侵权领域否定了传统冲突规范的适用。

该案的基本情况是：纽约州的巴布科克小姐搭乘其邻居杰克逊夫妇的汽车去加拿大安度周末。

车行至加拿大安大略省时，杰克逊先生驾车失控造成车祸，导致巴布科克小姐受重伤。

巴布科克小姐象纽约州法院起诉要求就其所受伤害得到赔偿。

根据当时安大略省的法律，非商用汽车的主人或司机对其车内乘客的人身伤亡不负责任，不论其是否有过失。

但是纽约州的法律则没有此类规定。

初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依照传统冲突规范选择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即安大略省的法律。

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富德对该案进行了最终的改判。

他认为，传统的冲突规范在此是不能适用的，因为那是早就被抛弃的理论。

法院应当依照利益分析的方法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本案中，将纽约州的利益和安大略省的利益相比较，很容易的就可得出结论，这起案件实际上存在的是“虚假冲突”，只有纽约州有正当的利益。

既然主人和乘客都是纽约州的居民，纽约州法院则在其本州政策的适用上有当然的利益。

而安大略省的法律只是偶然参与到本案中的，主人和乘客都不是该省居民，安大略省在维护其政策上不存在利益，因此也就不存在与纽约州的利益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适用法院地法是对本州有利的，而对安大略省的利益却是无损的，因此适用纽约州法律才识合理的。

在本案最终处理之后，富德法官的判词和利益分析的方法被广泛援用，一时之间成为了法院确定法律适用中的时尚。

但是明确的是美国这一时期的审判并没有对利益分析说全盘接受，只是运用了其合理的分析方法。

二、柯里政府利益分析法的缺陷柯里对传统冲突规范的批评是非常彻底的，这使得他的理论从开始就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但是也因此遭到了众多的批评。

批评者认为“政府利益分析说”作为全新的理论其内容过于偏激，它的分析方法也是在审判中行不通的。

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显然倡导的是法院地法优先的主张。

该主张突出了法院地法的适用却排斥了他州的法律。

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零和游戏’，即法院以牺牲其他州的‘政府利益’为代价，换取本州‘政府利益’的实现。

如果各州都照此行事，实际上谁都不可能获益”。

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意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为鉴别哪些州是利益州需要确定有关各州支持其法律政策，而各州的政策考虑常常并无明确的表述，加之多数州的法律是在没有参照多州事件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其根本政策并不一定反映反映了周际案件中的利益。

所以确定支持法律的各州政策有较大难度。

而且在这些情况下即使确定了政策，也不一定就能正确的鉴别出利益州。

其二，在“真实冲突”的案件中要求作出有节制的温和的解释让法院承担了立法工作的责任。

不仅如此，冲突政策间的权衡会有损或破坏结果的统一性。

其后果是当事人事先无法知道哪一州的利益最为重要的。

也就是不具有可预测性”。

这些批评意见非常深刻的指出了这一学说存在的问题。

完全依照此理论解决法律冲突的问题，使得法官在判断各州利益中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过大，而各州的利益并不总是明显的。

这种情况下法官裁量变的没有章法可因循，案件缺乏必要的可预见性。

这显然违背了冲突法最基本的价值目标。

同时由于法官对本国法更为熟悉，他会更多的倾向于适用本国法，法院地法的适用更为轻易和广泛。

这样就如同在鼓励当事人去挑选法院。

正是由于存在这上述这些缺点，使得柯里的以“政府利益分析说”的理论取代冲突规范的愿望无法实现。

事实上他的理论始终未能脱离出冲突规范制度的基本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