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伦理看文学翻译中译者的隐身与现身

收稿日期：2015-06-24

作者简介：吴秀群（1979—），女，湖北钟祥人。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及英语教学。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第31卷第01期2016年01月

Vol．31,No．01

Jan ．,2016

从翻译伦理看文学翻译中译者的隐身与现身

吴秀群

（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铜陵244000）

摘要：通过对西方翻译伦理主要思想的考查，指出，与国内以“规范”为导向，限制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伦理研究不同，西方翻译伦理表面上制约了译者主体性，制造译者隐身，实际上为译者现身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译者的现身更加有利于译者个性的彰显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传统的译论由此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键词：翻译伦理；隐身；现身；译者主体性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6）01-0035-05

翻译伦理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表面上似乎给译者的翻译行为套上了

条条框框，限制了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通过对西方翻译伦理主要思想的考查，可以得出，与国内以“规范”为导向，限制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伦理研究不同，西方翻译伦理研究视野更广，理论呈现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表面上似乎制约了译者主体性，制造译者隐身，实际上为译者现身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同时也警醒国内学者不可凭借对国外翻译伦理的主观片面理解，简单机械地照搬挪用，从而造成对国外翻译伦理的曲解。

一、翻译伦理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在西方，翻译伦理研究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1984年贝尔曼正式提出“翻译伦理”（ethics of translation ）这一概念为标志，其核心代表人物有贝尔曼、韦努蒂、皮姆、切斯特曼，代表性的著述有《异的考验》《翻译之耻》《回归伦理》和《民族、语言和翻译伦理》，主要理论有贝尔曼的迎向异质的翻译伦理、韦努蒂的存异伦理、皮姆的文化间性中的译者伦理、切斯特曼基于价值的翻译伦理模式。

贝尔曼在阐述翻译伦理的目标时指出，“翻译

的本质就在于开放、对话、杂合和去中心化。翻译就是‘与外来事物接触’，否则就毫无意义”。[1]4也就是说要尊重异质文化，对外来文化持开放态度。韦努蒂经历了从“存异”的翻译伦理到“因地制宜”的翻译伦理的转变，认为“好的翻译就是实施非中心化，就是用译入语来实现异域文本中的异域性”，并将其理论命名为“存异的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 ），其真实意图是试图通过在翻译活动中凸显差异来消解欧美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后来他又提出了“因地制宜的伦理”（ethics of location ）即根据实际语境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来判断翻译的价值内涵，而非在翻译策略上偏执于一隅。[2]188-189

皮姆从“文化间性”出发对译者伦理展开研究，主张用“应该翻译还是不应该翻译”来取代贝尔曼的“应该如何翻译”，并认为“翻译是一项交际行为，是为某一客户提供的、针对既定接受者的一项专

业性服务”[3]10

。切斯特曼提出五个翻译伦理模式：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往伦理、规范伦理和专业责任伦理。切斯特曼本人都认为前四个模式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他进一步提出了第五个伦理模式。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时不可能

DOI:10.16069/ki.51-1610/g4.2016.01.009

做到同时遵守多个伦理模式，而应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正如张广法所说，翻译伦理具有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不存在唯一“正确”的伦理，不同的伦理只表明了翻译主体的不同价值取向。译者对翻译伦理选择的本身就是一个伦理问题。[4]正因为如此，也给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留下了空间，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非随心所欲。

从对西方翻译伦理思想的梳理分析，可以得出翻译伦理是多元的、开放的、相对的，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信”“忠实”。翻译伦理的目标就是为了规范译者的翻译行为。既然是为了规范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就意味着译者必须唯原作和作者是从，译者就必须隐身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弄清楚何谓译者的隐身和现身。

二、何谓译者的隐身与现身

在传统译论中，译者被定位为“仆人”，而且是“一仆二主”，他必须同时伺候两个主人，一是作者或是作为作者化身的原作，二是译文的读者。主人高高在上，固然不可侵犯，因此译者对原作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且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经常强调三点：一是译者不要在翻译中掺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二是译者要在翻译中不表现自己的个性；三是译者要一切以原文为依归，唯作者是从。[5]321译者的“仆人”地位其背后的真实缘由就是“忠实”，为了把作者的意图真实地传达给读者，人们便要求译者要客观、忠诚，要隐去自己的个性，要求译作是透明的，于是便有了译者的隐形。在中外翻译史上都有过类似论述。果戈理认为“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的让读者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译者因此也有了“隐形人”这一称谓。“译者隐性”和“译作透明”实际上如出一辙。因为打着“忠实”的幌子，译者的隐身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17世纪法国著名翻译家和翻译思想家于埃就曾提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和原作者，“不要在翻译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写作技巧，也不要掺入译者自己的东西去欺骗读者，因为他要表现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原作者的风采”[6]164。我国学者对此也均有类似的论述。如傅雷主张“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钱钟书认为译本应该“读起来不像是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还有人认为译作应该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译作应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这些归

根到底是要让译者隐身，在译作中看不见译者的影子。有些译作甚至看不到译者的名字，可见译者的地位之低微。

但在实际的翻译操作中，尽管译者使劲浑身解数，也不可能做到完全隐身，其缘由是翻译背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以及翻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方平通过长期的文学翻译实践，深刻体会到“文学翻译不可能只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语际交际，应该也是心灵的积极参与”[7]127。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翻译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步骤，理解即解码的过程，表达即编码的过程，不管是对原文的解码还是对译文的编码都离不开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过翻译经历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对原作的亦步亦趋，并不完全能保证译者履行好忠实的仆人的职责，语言与文化的实际差异构成了译者忠实的局限”[5]325。如：It was an old and ragged moon.直译便是“那是一个又老又破的月亮。”这似乎十分忠实于原文，但显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地道的汉语是“这是一弯下弦月。”这正是译者深谙中国语言文化而作出的灵活变通。因此“愚笨的‘忠诚’可能会导向‘叛逆’，而巧妙的‘叛逆’可能会显出忠诚”[8]276。钱钟书认为，翻译客观上存在三种差距，一是文字上的距离，二是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距离，三是译者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距离。[5]331上例两种译文正好说明了翻译不是字与字之间的简单转换，也体现了不同译者理解和表达能力的差距。这种差距揭示了译者不可能对原作绝对地忠诚，好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的匠心独运，同样好的译文也是译者的妙笔生花。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而译者即叛逆者。韦努蒂曾直言不讳地说：“写《译者的隐身》的目的就是要反传统而行之——

—在译文中看得见译者（visible）……并且提出把译文看作译文，把译文看作有自己独立性的理论依据。”[9]换言之，就是要为译者和译作正名。

谢天振在《隐身与现身——

—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中指出，译者的隐身与现身是传统译论到当代译论的转折点：传统译论强调“原文至上”、“忠实是判断译文优劣的唯一标准”，要让译者“隐身”；而当代译论则彰显译者的主体性，要让译者“现身”，强调翻译的交际性。列维认为，翻译是一个不断做出决策的过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其决策的主体毋庸置疑就是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