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中西文化交流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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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英国基督教会传教士，1870年2月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并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后来到了1891年10月，他担任上海的同文书会总干事，并在这个职位工作了25年，对中国的文化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他有很多观点都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万国公报》上，这些观点中所体现的思想对晚清政局具有深刻的影响，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展。

一、亚过传教活动传播西学，促进了“西学东渐”的中西文化交流

李提摩太来到中国之后就积极向国人介绍西学，后来他在中国政府担任了广学会督办的职务，在此之后就更是对西学大力推崇。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广学会是传教士最大的出版机构，主要负责传播西方知识和基督教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它始终坚持“借出版物”的宗旨，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影响中国统治阶层以

及知识分子，并利用他们在社会上的带头作用和影响力，来促进中国整体水准的提高。

李提摩太一直都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宣传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支持，广学会在他任职期问出版了很多书籍，这些书籍中有很大一部分被当做当时的教科书使用，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李提摩太自己译印的与世界历史地理、社会政治以及根据中国现实提出的变法设想等方面相关的数}一种书籍，例如《时事新论》、《百年一觉》，还有《泰西新史揽要》等，对中国晚清思想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人们在受到重创之后深刻地反思自己，并初步产生了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意识，而又由于中国缺少这部分的研究，因此广学会的书籍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欢迎。其中由李提摩太翻译并加序的《泰西新史揽要》，书中所叙述的各国政体演变、科技发明、风俗习惯等都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并且其中对各国兴利除弊、变法图强的历史叙述颇详，也对中国当时思想上的变革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意义。另外，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其中对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的总结也在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

二、教育改革，促进了“效法泰西”的中西文化交

流

李提摩太是一名社会改革家，他在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文化研究，并根据自己的深刻亲身经历和实践，加上自己的感悟才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建议。最开始，它在东北进行传教活动，是当地城乡的现状、交通的闭塞、民生的艰难等现象引起了他的感触，从而产生了社会改革的意识。在他到中国之后没多久，就参与了贩济灾荒的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向山东巡抚J一宝祯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例如启动修筑铁路等公共工程以预防将来灾荒的发生，并为衣食无着的灾民提供生计;大规模向满洲和其他粮价低的地方移民;以及向没有遭灾的省份征收贩灾款。通过这些改革，能够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另外，在贩灾实践的过程中，他还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并对关系民生的社会改革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和探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促进了社会改革思想的初步形成。后来，在与张之洞的几次交往过程中，李提摩太还提出了一些中肯而又切合实际的改革意见，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李提摩太的改革不仅涉及了工业、商业和农业，同时还涉及了交通运输和外交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最多，也最为深刻。他的很多文化教育改革的思想都具有中西

方文化融合的特色，对于促进中西教育交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他在1886年时编写了一本名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中他对中国一些教育方面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不过当时受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否定。

后来在1895年与李鸿章的再次会面中，他又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对所有秀才实施外国式教育;二是遣一百名翰林、一名皇室亲贵去国外考察学习;三是定期在北京举办讲座，讲解当今世界的主题和重大事件。这三个建议受到了李鸿章的赞赏。后来在与张之洞的会见中，他提出中国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一定要以教育为基础。李提摩太在1899年又一次到达北京，其主要目的是游说政要，推动新式教育，并根据中国当时的教育状况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设立新学部，以专责成;国家每年至少要拨银一兆两以办新学校;以及朝廷应督促各地绅商富户筹集银两，补公款之不足等。总的来说，李提摩太的教育改革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将教育作为改革的根本，通过新式教育来培养优秀人才，而兴办新式大学是培养新式人才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要将科技作为一个关键因素，通过对西方先进技术成果的利用来对中国人进行教育，从而造就出一批新式人才。

二是在新式学堂中要采用全新的教育内容，要对那些陈旧腐化的科举制度进行摒弃，并且对于《四书》、《五经》等圣贤的经典著作也要采用吸取精华弃其糟粕的观念。与此同时，他一方面主张“广学”、“博学”、“实学”和“专学”，另一方面还提出在学生的培养中要各按所志，务专一门，始可各明其理，各精其业，方免多不胜读，而蹈涉猎不精之弊，从而培养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学生。

三、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研读，促进中西文化对话和交流

在最初来到中国的时候，李提摩太的传教活动受到了重重阻碍。李提摩太认为要想找到适合中国的传教方式，就必须要对中国人、中国的文化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在当时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西方人总是否定中国文化，认为中国社会腐朽不堪，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反感。但是李提摩太却并非如此，他一方面不赞成其他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敌视态度，认为每个民族中都存在着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本民族文明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以及对其他民族文明的不屑和歧视，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中国士大夫排斥异域文化的倾向，认为这是一种故步自封的做法，观念过于陈旧和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是没有地域之分、没有中西

之分的，认为中西文化各有所长，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我们应该择善而从。由此可以看出，与其他传教士相比，李提摩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否定中国文化，而是以开阔的胸襟面对中国文化，主张中西文化互相学习和融合。除此之外，李提摩太还提出传教士应该精通中国文化，并通过每三年一次的与中国语言、历史、法政、艺术、礼仪等相关的考试制度，来加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此同时，传教士还要与未信主的中国人和睦相处。

李提摩太在一些文化细节上也非常注意，例如，他在到中国之后就改穿中国服装，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学中国儒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蓉若，在平时还会练习中国书法，可见他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此同时，李提摩太还对理雅各博士翻译的中国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并提出基督教的很多思想与儒教具有相通之处，而《圣经》主旨则与孔孟之道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圣经》中“爱人如己”与儒家的“仁”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在中国变法改革的宣扬中，他始终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食天”、“民为邦本”等作为其观点的基本依据。李提摩太不仅仅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保守、落后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