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唐时期的佛典汉译

中国汉唐时期的佛典汉译

作者：黄剑华

来源：《月读》2022年第10期

汉朝和唐朝在中国古代称为汉唐盛世，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国力昌盛，是世界东方的泱泱大国。汉唐的鼎盛时期，人文璀璨，盛极一时，以发达而活跃的盛世气象彪炳于世，中外文化交流也非常活跃，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佛教的传播与佛经的翻译，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也谱写了重要的篇章。

汉武帝是西汉前期一位雄才大略的人物，在位期间特别重要的一个作为，就是抗击匈奴，开通了西域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和西域诸国之间最早的一条交往和通商之路，丝绸之路很快发展成了一條横贯欧亚大陆的文化经济通道。来自中原王朝的影响，对西域诸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成了意义深远的浸润和融合。来自中亚、西亚与南亚的文化交流，也对中原和内地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丝路的畅通，东西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的丝绸和华夏文明大量西传，来自异域的物产和宗教也进入了中国。其中广为传播，影响最大的就是佛教了。

佛教于公元前6至前5世纪发祥于北印度，为释迦牟尼所创立，其生活时代大约与中国的孔子相同。佛教起初规模较小，后经印度阿育王、迦腻色迦王提倡，逐渐扩大，流布于中亚、南亚和东方各国。

据一些史籍记载，佛教大概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也有认为佛教东传中土可能在汉明帝之前就开始了。这种传播经过数百年的延续，到了晋代，遂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教。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方文化史上，甚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是不会过高的。佛教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由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也影响了那里的文化发展，以及社会风俗习惯。佛教至今还是东方千百万人所崇信的宗教。如果没有佛教的输入，东方以及东南亚、南亚国家今天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社会风俗习惯是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第23—24页，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佛经传入华夏和最初的翻译，据史籍记载，东汉时期就开始了。学界通常认为，佛经于东汉明帝时候传入中土是比较可信的。譬如《牟子》说东汉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于是派使者“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学者由此而滋”。《资治通鉴》卷四十五对此也有比较明确的记述：“初，（汉明）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象。”文中所说“始传其术”，就是指佛经的传入。一般认为《四十二章经》就是最早的汉译佛经了。从史料记载来看，参与此事的不仅有汉朝派遣抄写经文的使者，还有外来的胡僧。当时参与佛经翻译的，除了来华的胡僧，也有协助胡僧译经的华人助手。其后随着胡僧带入华夏的佛经逐渐多起来，参与佛经翻译

的胡僧与助手也随之增多了，其中有华夏最初信仰和皈依佛教者，以及很可能还有懂得几种语言的博学之人，所以《牟子》说“学者由此而滋”，应该是当时比较真实的情形。

东汉时期对佛经的翻译尚属于初创阶段，当时传入的佛经数量不多，所以翻译也都是小规模的。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才有了较大的改变，不仅佛教建筑增多了，翻译的佛经数量也大为增加，而且出现了道安这样的名僧。道安积极从事注疏、整理佛经，纂辑经录，开辟了中国佛经注疏的新起点，是中国早期佛教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佛学大师。

随着佛教传播的日益广泛，由于统治阶层对佛教的重视，出现了专门的译场。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形成盛传之势，统治者对译经更加重视，佛典汉译也就成了一件国家大事。南朝各代的皇帝、亲王、大臣都崇信佛教，并大力提倡佛教，使得佛教在南方地区大为发展。这不仅吸引了北方的胡僧纷纷南下，许多外国僧人也跟着长途贸易的商人从海路搭乘船舶东来，参与了当时的译经弘法活动。南北朝时期，皇室不仅拨付专门的款项来支持这项事情，甚至还修建馆阁作为译场，交给主持译经的高僧使用。譬如十六国时期后秦国王姚兴为鸠摩罗什建立了规模宏大的译场，配备了数量庞大的人员，来支持罗什的译经。

到了隋朝，隋炀帝在洛阳设置了翻译馆，作为翻译佛经的专门译场。唐朝贞观年间，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唐太宗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于大慈恩寺为玄奘设立了译经院。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例证，统治者的这些做法，不仅提升了佛典汉译的地位，使翻译佛经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也促使佛教进一步传播，使中国佛教理论更为丰富，佛教宗派也由此而兴旺发展。

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人们对佛教的了解有限，通常是将佛教和中国先秦以来的黄老之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佛教的信仰，起初也是和鬼神祭祀、求仙活动等联系在一起的。自汉末以来随着佛经的翻译不断增多，才使华夏的佛教信众逐渐明白了佛法的宗旨与教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佛经的大量翻译，以及佛教图像的广泛流传，才扩大了佛教的影响，使之在汉魏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盛传之势。

早年在中国传译佛经者，除了少数来自天竺的僧人，还有很多为安息、康居、于阗、龟兹等国家的胡僧。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如安世高、支谶、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鸠摩罗什等，都在佛教翻译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高僧对佛法的追求，并不满足于胡僧带来的一些佛经。因为早期传入中国的佛经，主要是“胡本”而并非梵文原本。在印度阿育王弘传佛教的时候，曾派人到各地传经弘法，佛教在传入内地之前，先传入了中亚与西域。西域各国都有各自通行的语言文字，传入西域的佛经梵文原本，经过西域文字的转写或通过转译将梵文译成了西域文本，这些本子通称为“胡本”，从而流行于西域各国。之后来华胡僧带到中土的佛经文本，主要就是这些“胡本”。这些佛教“胡本”常有不足，特别是在文字的转换中，自然会有些改动，再经过译者因学说师承不同还会有变改，所以吕澂先生就指出：“西域佛学，不能说与印度的完全一样。”（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40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此外，印度佛教经典有广本与略本的存在，前者冗长后者简洁，由此造成胡僧带到华夏的佛教经典并不完全一致。又由于早期传入“胡本”所翻译的一些佛经过于简略和朴拙，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中国的高僧正是有感于此，产生了亲自前往天竺取经求法的愿望。譬如曹魏时代的洛阳人朱士行，就发愿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朱士行于甘露五年（260）从长安西行，辗转来到于阗，得到了《放光般若经》的梵文原本，由弟子送回洛阳，由此而揭开了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序幕。

东晋的法显也是立志于西行求法，并努力将愿望付之于实践的一位中国高僧。法显的西行，虽然在朱士行之后，却比朱士行走得更远。他沿着丝路经过西域诸国，到达恒河流域的中天竺。这里是佛教圣迹荟萃之地，佛事昌盛，名胜众多。法显在这里逗留转圜，遍访各处古迹名胜，先后到过毗荼（今印度旁遮普）、摩头罗国（今印度马土腊）、僧伽施国、沙祇大国、拘萨罗舍卫城、迦维罗卫城（今尼泊尔境内）、蓝莫国、拘夷那竭城、毗舍离国、王舍城、灵鹫峰、伽耶城、摩竭提国巴连弗邑等处。其中舍卫城是有名的佛教圣地，相传释迦牟尼曾在这里居住说法。巴连弗邑（今印度巴特那）是印度阿育王的故都，孔雀王朝的发祥地，佛教极盛，有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为佛学的最高学府。法显在这里住了三年，学会了梵文，抄写了许多佛经。法显继续周游，来到了恒河三角洲佛教盛行的多摩梨帝国（今印度泰姆鲁克），在这里又住了两年，继续抄写经文，绘画佛像。之后，法显随商船出海，渡过孟加拉湾，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寺院）又住了两年，获得了许多佛教经典。至此，法显出国已经十二年了。有一次，他在寺院里玉佛前看见一柄中国的白绢扇，身在异乡的法显，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热泪纵横，决心由海路返回祖国。晋安帝义熙七年（411）秋，法显乘大商船从狮子国启程东返。海上遇到风暴，漂流多日，到了爪哇岛上的耶婆提国。上岸后等候了数月，遇到去广州的大商船，便搭乘此船，继续航海北上。途中又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