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与中国现代文学

波德莱尔与中国现代文学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

生于巴黎，父母年龄相差悬殊，六岁丧父，母亲改嫁。

继父欧比克上校后来擢升为将军，在第二帝国时期被任命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他希望波德莱尔进入外交界，波德莱尔却想当作家，他不能接受继父的专制作风和高压手段，欧比克成了波德莱尔最憎恨的人。

但波德莱尔与母亲感情深厚。

这种家庭关系，深刻地影响了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

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复辟王朝，波德莱尔登上街垒，参加战斗。

成年后，波德莱尔继承了生父的遗产，和巴黎文人艺术家交游，过着挥金如土的浪荡生活，他的主要诗篇就是在这种内心矛盾和苦闷的气氛中创作的。

奠定波德莱尔在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的作品，是诗集《恶之花》。

这部诗集1857年初版时，收录100首诗，1861年再版时,增为126首，以后多次重版,陆续有所增益。

诗集一度被认为“伤风败俗”，曾被当局起诉并禁版其中的6首诗，罚款三百法郎。

此事对波德莱尔冲击颇大。

《恶之花》描写丑恶、美人和酒，展现出一个孤独、忧郁、重病的诗人形象。

由于对现实生活不满，波德莱尔对客观世界采取了消极反抗的态度，他揭示生活的阴暗，歌唱丑恶事物，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传统美学观。

波德莱尔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也是后来公认的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除诗集《恶之花》以外，还出版了独具一格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和《人工乐园》。

他的文学和美术评论集《美学探奇》和《浪漫派艺术》在法国的文艺评论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波德莱尔还翻译美国诗人爱伦·坡的《怪异故事集》和《怪异故事续集》。

第一节波德莱尔在现代中国的译介1918年中国新诗革命兴起，时至1919年“五四”文学革命，还在尝试期的中国新诗在白话诗的提倡上已取得初步成效。

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始，中国学者以全方位的宏大胸襟和气魄紧密关注世界文学的发展，以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

波德莱尔就是在这一时期宽宏渐进的文化潮流中进入中国读者视域的。

最早提及波德莱尔是在1919年，是年6卷2号的《新青年》上刊登了周作人为《小河》一诗所作的序文，其中提到《小河》诗体与“法国波德莱尔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

自1919年至今，以1925年中国象征派的成立为界，我国学者对波德莱尔的译介情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1919——1925年波德莱尔在我国的译介情况继周作人在《小河》序中首次提到波德莱尔，李璜在《少年中国》2卷12期上发表了《法兰西之格律及其解放》一文中介绍了波德莱尔的生平、性情及其创作，认为他解放了诗歌的格律，开创了象征派的先河。

这是第一篇带有评论色彩的文章。

1921年《少年中国》3卷5期刊登了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一文，该文系20年代中国接受者对波德莱尔的研究力作，第一次对波德莱尔进行了全面的评介。

田汉从文学与美学角度研究波德莱尔，认为波德莱尔“于美中发现了丑之潜伏”，他求善，反得了恶，求神，反得了恶魔。

故田汉称波德莱尔为“恶魔诗人”，认为“他这个恶魔倒可爱，岂止可爱，我们还不能不知道，他拿起那恶魔之剑斩了人类浮浅的心魂”。

田汉在文中说明了向中国读者长篇介绍波德莱尔恶魔主义的目的是“欲为大乘的艺术家，诚不可不借波陀雷尔的魔恶之剑，一斩心中执着”，而“波氏之真价自不磨也”。

1921年11月14日这天的《晨报附镌·特载专件》和《时事新报·学灯》上，分别刊载了仲密（周作人）的《三个文学家的纪念》，与滕固的《法国两个诗人的纪念祭》，均论及波德莱尔。

周作人在文中称赞波德莱尔诗中的病态美为贝类中的珍珠，并为波德莱尔的颓废心情感到亲切。

波德莱尔的第一首中文译诗是发表在1922年3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3号）的《窗》（《Les Fenêtres》），译者仲密。

三个月后，《小说月报》发表了周作人所译的《游子》（《L’Etranger》）。

此后，波德莱尔的散文诗被陆续翻译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死尸》是这一时期唯一一首被译成中文的格律诗，译者徐志摩，译诗发表在1924年12月的《语丝》（第3期）上，倍受徐志摩推崇赞誉。

1925年2月，《语丝》（第15期）刊登了张定璜所译的波德莱尔的五首散文诗：《镜子》，《哪一个是真的？》，《窗子》，《月儿的恩惠》，《狗和罐子》，五首诗一次登出，这在波德莱尔的译诗中是第一次。

此外，1924年4月《小说月报》15卷号外上发表了闻天翻译史笃姆的《波特来耳研究》一文，这是这一时期翻译外国研究成果的重要文章。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波德莱尔的译介情况，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两个特点：1、对波德莱尔诗歌的翻译略晚于诗歌评介，1919年周作人在《小河》序中首次提到波德莱尔，1921年中国才出现波德莱尔的译诗。

2、这一时期对波德莱尔诗歌的翻译处于零散状态，散见于各种报刊，缺乏系统性。

《小说月报》、《语丝》、《少年中国》、《诗》、《文学周报》等刊物都刊登过对波德莱尔的译诗或评介文章，周作人、俞平伯、苏兆龙、徐志摩、张定煌等人为早期波德莱尔诗歌的翻译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法国象征派诗歌理论和象征派诗人都被大量介绍给中国读者，然而不论在诗歌翻译还是诗歌、诗人评介上，都数对波德莱尔的译介为最。

一方面说明，在新文学初期，“中国接受者的接收意识尚未受传统伦理或意识形态的左右”，“他们对抒情的、现实的和‘颓废’的作品都有接受”[①]；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波德莱尔诗歌尤其是散文诗中所体现出来的反叛意识、颓废中的求生意志深为中国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赏识。

波德莱尔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对后来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歌和诗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2、1926年——至今波德莱尔在我国的译介情况中国现代文学史一般以1925年李金发《微雨》诗集的出版作为中国象征派诗歌诞生的标志。

此后，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中国象征主义诗人开始自觉的译介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波德莱尔诗歌的翻译和评介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193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邢鹏举选编的《波德莱尔散文诗》，这是波德莱尔的作品首次在中国集结成书。

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如《文学月刊》、《文学》、《新文艺》、《现代文学》、《新诗》、《诗刊》、《新月》、《文学评论》等都更加全面、深刻地译介波德莱尔的作品。

戴望舒、梁宗岱、卞之琳、石民等都译介过波德莱尔的作品。

40年代，波德莱尔的作品出现了新的译本，由生活书店出版石民编译的《巴黎的烦恼》。

1947年怀正文化社又出版了戴望舒的《恶之花掇英》单行本。

40年代译介波德莱尔较多的主要是戴望舒、陈敬容、王了一（王力）。

戴望舒在译介中注重的是波德莱尔诗歌的质地和精巧的形式。

陈敬容注重翻译波德莱尔诗歌中饱含忧郁、孤寂情调的抒情诗。

王了一即王力先生最为勤勉，以五、七言古诗和乐府诗的形式翻译了《恶之花》第一章共58首诗，其译文追求形神兼备，注重韵律，在准确传达原诗精神的基础上力图以“五古”的形式中国化，用心良苦。

然而4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始于1947年1月30日《文汇报》，围绕翻译波德莱尔作品的问题所展开的一场激烈的论争。

林焕平对于当时文坛上的“波德莱尔风”大惑不解，首先撰文《波德莱尔不宜赞美》，矛头直指陈敬容，认为近来看到的对波德莱尔诗歌的翻译和赞美是不良倾向。

林焕平指出，波德莱尔的创作倾向与新月派、现代派相近，但与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方向背道而驰。

接着，林白凤撰写《从波德莱尔的诗谈起》，认为波德莱尔的诗再造了苟安、徘徊、低沉和颓废，诱导青年知识分子脆弱的感情。

除唐弢撰文表示波德莱尔不算过时外其余的人都对波德莱尔持否定态度。

陈敬容撰写随笔《谈我的诗和译诗》作为回应，指出尽管波德莱尔的诗歌有缺点，但其不瞒现状、反封建的精神，严格的形式、熟练的技巧、丰富的词汇都是值得重视的。

50年代的译介工作进行得比较缓慢。

1957年《译文》7月号发表了陈敬容先生纪念《恶之花》出版一百周年所译的9首诗歌。

直到1979年以后，关于波德莱尔的译介才重新活跃起来。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金志平主编的《外国名作家传》中介绍了波德莱尔，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选》里有陈敬容所译的6首波德莱尔的诗，《西方文论选》中编入了波德莱尔《1859年的沙龙》等三篇文章。

80年代至今波德莱尔在我国的译介主要集中在：对波德莱尔的评价；引入国外对波德莱尔研究的成果；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中国诗歌、诗人与波德莱尔的关系；波德莱尔诗歌、论文集的出版；对波德莱尔文艺观的探讨等。

关于波德莱尔的评价问题，在40年的论争之后，1980年李健吾发表《有关波德莱尔等人的评价问题——与<辞海>编委会商榷》一文，认为不能否认波德莱尔在现代文学中举足轻重的位置。

1980年后出版的各版文学史对波德莱尔的文学地位基本都持肯定态度，尤其称赞其对象征主义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划时代意义。

在引入国外研究成果上，亨利·詹姆斯、本雅明、萨特论述波德莱尔的著作、论文都在这一时期译介给了中国读者。

从比较文学角度研究波德莱尔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这一时期取得的突出成果。

学者们着力研究了波德莱尔对中国现代诗人李金发、艾青等人的影响，如殷峻、向天渊等人的论文；也出现了比较研究波德莱尔与鲁迅的一些文章，80年代熊玉鹏的《此将彼俘来，自由驱使——<野草>与象征主义》是最早的一篇文章。

90年代，钱林森的《孤独的拷问与生存体验的求证——鲁迅与波特莱尔》是一篇重要的研究文章。

在对波德莱尔诗歌、论文的翻译，对波德莱尔文艺观的探讨上，郭宏安、刘波等学者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文学界对波德莱尔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最初引进时的热情到四十年代的论争、50——70年代的冷淡，再到80年代至今的热烈讨论，无数的学者、翻译家为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节波德莱尔的诗学观对中国现代诗学的影响波德莱尔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艺术评论家。

波德莱尔本人就认为“一切伟大的诗人本来注定了就是批评家”，“我是把诗人看作最好的批评家”[②]（565）。

许多法国文学研究者都认为，诗人波德莱尔是一位比批评家圣勃夫还要伟大的批评家，亨利·勒麦特就称波德莱尔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

波德莱尔没有写过系统阐述本人文艺理论的专著，其诗学观点散见于大量画评、书评、信札和诗作之中，后集结为《美学探奇》和《浪漫派艺术》。

归纳起来，波德莱尔的诗学观点大致如下：（一）、诗歌的目的什么是诗的目的？诗是否具有某种实用目的？是否具有某种社会功用？这些问题自诗歌诞生起就缠绕着诗人和批评家的头脑。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1851年为界，波德莱尔的态度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