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民族文化价值观体系重

文化传播与民族文化价值观体系重构

——对洋节火爆，传统节日萧条的文化解读[摘要]全文以文化传播为主线，认为“洋节火爆，传统节日萧条”的实质是社会文化认同失

范、民族文化价值观体系紊乱；重点剖析了价值观体系紊乱的根源，即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心理与

现实社会经济基础、生活方式及文化环境之间的断层；文章指出了民族文化价值观体系重构的价

值，并认为重构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

关系。

[关键词]文化传播；文化价值观体系；断层；文明坐标；整合创新

从情人节到圣诞节等，洋节在我国年轻人群体中日益火爆，而中国传统节日似乎越来越受冷落。早在2006年12月23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就曾撰文指出“圣诞节似乎把中国淹没了”。洋节火爆，传统节日萧条，不能简单指斥为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的下跪思想和媚外情感。传统岁时节日是特定民族植根现实生活的该民族社会文化认同和价值观体系在民间的生动体现和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洋节火爆，传统节日萧条反映了我国社会文化认同失范，民族文化价值观体系紊乱的现实。

一、多重断层：民族文化价值观体系紊乱的根源

特定的民族文化价值观是该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基本精神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是指某种文化环境下的人们对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理文化等所表现的价值和价值关系的整体的看法和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的所属行为”[1]。作为自发的社会心理和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任何特定的文化价值观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植根于并决定于一定社会存在。但意识形态有其相对独立性，某种文化价值观有可能出现与社会存在不协调、不相适应的情况。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心理与现实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及现实文化环境之间出现断层，正是我国民族文化价值观系统紊乱的根源。

（一）文化与现实经济形态

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中国迟至明清时代才在东南沿海稀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近代以来，中国的小农经济开始逐渐解体，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计划体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工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主体。改革开放后，我国又探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正在融入世界市场体系，迅速向现代经济形态过渡。尽管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人口占比仍然很大，但以市场和竞争为导向的开放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几乎取代了以往的小农经济。

农耕经济孕育了中国传统文化。农耕经济的持续性、多元结构和早熟铸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包容性和凝重性。中国文化兼具开放和保守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中国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融合多元区域文化，依托其国力和强大的向心化合力，呈现出兼收并蓄的精神风貌。但是，“由于是典型的大陆民族，四周环境几乎同外界隔绝，而内部却有较大回旋余地，所以中华民族在文化心理上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农民们“在滋生故土难离、…敬天法祖‟、热爱田园的思想意识的同时，也孕育出诸如喜稳定、不喜变革的文化心理”[2]。中国曾长期是东亚大陆经济文化中心，正因为经济文化的早熟和领先，其保守文化心态也日益加剧，加之其重人伦轻自然、缺乏实证科学和民主取向的传统，到封建社会末期，相对西方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迅猛崛起的资本主义文明，已经迅速没落，丧失了适时发展的机遇。作为“文化中心”区，其文化因素往往太过同质化，没有很多外来文化冲击挑战，人们太过自适自信，缺乏向上和创造的冲动；“文化边缘地区”则相反，挑战冲击下的紧张压力往往促发创造的巨大能量。[3]“这种文化思维模式，一方面为中国文化的长期延续和增进向心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在

不知不觉中积累着文化的守旧性格。”[4]中国文化在18世纪还堪称强势文化，但其保守性这时也发展到了极端。“康乾盛世”后，清廷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又夜郎自大，对西方改天换地的历史变革一无所知也不以为然，结果迅速由强盛转为落后挨打并一蹶不振，上演了马克思所称的“历史的悲歌”。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始终未得到文化系统整合创新所需的持续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文化与内外交困压力下走向现代的经济形态之间出现了断层。

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与信息传播关系角度看，文化的保守持重发展到极端，意味着其与外界正常的信息传播与反馈通路阻断，机体能动的调节功能丧失，不能“达到对环境预见性的适应”，从而“陷入实践和认识的再生障碍”；而自此开始的排山倒海般的西方文化冲击和接踵而至的外帝入侵、社会革命、全球化及经济转型等环境频繁激变，意味着外部信息流刺激极端强烈，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常态下的“整体系统性”、“转换守恒性”和“自我调节性”等特性和机能濒于衰竭瘫痪，最终导致文化心理结构瓦解崩溃，种种“变态”心理也就应运而生。[5] 把人类社会结构比作金字塔的三个层面，姚登权从“日常生活批判”的文化哲学视角分析指出，“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使得在短时期内无法形成一种与支撑现代化进程相对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而“目前我国所经历的文化转型是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方位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体现为“精英文化精神的冲突和分裂”和“大众层面自在文化价值”的“游离和裂变”。姚登权认为，中国传统主导文化模式中“自在文化”与“自觉文化”的各自性质及二者的关联模式，即“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社会结构”的互动作用体现了“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的沉重与强大”，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内在的超稳定结构”，即其保守性和顽固性，而这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迟滞性。[6]可以说，当前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系统的紊乱实际体现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超稳定结构”下文化现代转型的迟滞。

（二）文化与现实社会生活方式

社会生活方式总是与一定经济形态相适应。竞争和群己关系的紧张对峙是中国现实社会生活最突兀的趋势。温润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生成中国呈现强烈人文观照的文化传统和喜稳定、远变动的农业文化心态；儒、道、佛融通，自我调适，自得其乐，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田园牧歌般的和谐环境下。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崛起，殖民侵略压迫下危机和竞争成为凸显的历史主题。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频繁激变，使民族文化心理长期处于无所适从的盲流状态：“修己以安人”、“群己相济”的伦理原则、“义以为上”的道义精神和追求“内圣”境界等民族传统价值观念正遭致颠覆；现在，人与自然，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行业之间，个人与集体及个体之间诸多激烈竞争下，中国传统中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的文化基本精神面临挑战。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阶段看，原始部落时期，为抵御自然，人类先民结成同气相求的部落群体；至部落解体家庭出现，社会交往有限，群体印象深刻，民风淳朴，自然仍然是人类最强大的敌人；漫长的中古传统社会中的“中间组织”，如家族、邻里及乡党等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个人抵御强大的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压力，成为个人情感、利益和价值的依归；现代社会，一方面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的增强，传统的中间群体纷纷解体，人失去传统依归而成为一盘散沙，[7]另一方面，人是“单位”的人，被社会组织机构一网打尽，人与人、人与单位、单位与单位利益关系错综纠杂，社交规模空前，社交功利化，人际关系复杂，学习、生活和工作就是不断加深的社会交往过程，生存发展与社会交往相关度越来越高，社交疲劳已成为无处不在的社会疾病——社会生活在打破传统的封闭性走向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其自身异化为人的对立面的趋向。亦即出现了许倬云所言的“高度组织化”和“高度个人化”的两极撕裂状态。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在宗族血缘和等级框架内，维持着一种自在自发的和谐；而今天，表面平等的普遍的社会“契约”则建基于强力竞争基础上，而竞争秩序，“游戏规则”又不尽公正完善。“肯定群体价值，促进社会交往”曾是传统节日信仰。而今，年节“越过越没意思”，人们日益沉溺于与大众传媒构建的虚拟社会的互动当中，是社交紧张下转向虚拟和谐的反映。

（三）现实文化环境——独裁的大众传播时代

文化是传播的内容，传播是文化的存在形式，文化传播是文化生存发展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延伸。“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没有传播的文化都是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