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功化解的首要问题、重点问题和长远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功化解的首要问题、重点问题和长远问题

作者：程光安章林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第04期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急剧转型，新生政权采取政治、经济和法律等综合手段，打击投机，稳定物价，赢得了应对首要问题的胜利；采取限制和利用相结合的方法妥善处理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个重点问题；通过制定和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及一五计划，为长远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这时期经济发展三大问题的成功解决，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型社会转型期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首要问题；重点问题；长远问题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4-0030-03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从经济发展的层面看，新中国成立之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财政混乱、投机盛行、物价飞涨。为了从经济上医治战争创伤，稳定民心，建立新政权的经济基础，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各项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突破国际包围和封锁，以优异成绩回击敌对势力对我们党建设新国家能力的不信任与不理解，是因为其准确把握了当时社会转型期经济建设的规律，统筹全局，勇于探索，从解决首要问题、聚集重点问题和规划长远问题三个方面入手，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首要问题是新生政权为赢得人民的信任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重点问题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背景下，正确对待和处理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长远问题则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远景规划，这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回避的战略思考。

一、首要问题：应对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但同时国内外敌对势力认为共产党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但是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就连一些持同情和中立态度的人也对共产党稳定局势、治理国家的能力表示怀疑，甚至有资本家断言中共在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考试中将要被判“零分”。此时的中国经过多年的战争破坏，百业待兴，人民生

活痛苦不堪，人民群众对新生政权有着诸多渴望和期待，而最为紧迫、最为现实的事情就是带领老百姓在经济上打个翻身仗，给予人民真正的实惠。因而，解决经济和财政窘境，稳定全国经济秩序，是横亘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当务之急。正如陈云所说：“统一和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1]反之，如果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真的交了白卷得零分的话，不但要被敌对势力所耻笑，而且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领导经济建设的首次考验，也是展示执政能力、树立执政权威、建立执政基础的一次考验。

面对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手段，多管齐下，先后发起经济领域内的两场战役——“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银元之战”是新政权在经济战场上打响的第一场战役，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和法律手段。全国解放前夕，在国内部分新解放区城市，尤其是上海，一些投机资本趁着局势不稳、国家财政经济的暂时困难和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还不强大、人民币立足未稳之际，进行疯狂的投机金银活动，导致通货贬值，物价飞涨，人心动荡。为了打击投机，稳定市场，各地党政部门发挥政治和宣传优势，组织工人和学生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揭露金银投机的危害性和投机分子的阴谋；同时，禁止金银流通使用，一律以人民币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通用货币。1949年6月，中央批准上海市人民政府依法查封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劵交易所，逮捕投机首要分子两百多人，全国其他城市也先后效仿，终于，新政权取得了“银元战役”的全胜。

如果说“银元之战”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的是行政和法律手段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场经济战役——“米棉之战”，则完全是采用经济手段、按照经济规律展开的。人民政府利用国营经济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大量粮食和纱布等生活必需品，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于1949年11月下旬各地按照国营牌价统一抛售，迅速降低过高的米棉价格，迫使投机资本不得不赔本出售囤积的商品，让他们在同新政权的又一次较量中吃到了苦头。

这两次经济战役的发动如一场及时雨，它对于稳定一度失控的经济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新政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其领导经济工作的信赖。同时，新政权准确定位转型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妥善解决了经济稳定和恢复这一首要问题，为促进国民经济的继续好转奠定了基础。

二、重点问题：如何处理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革命必经阶段。从理论上来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不但不可废除，而且要允许其发展。但是，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的缺陷（追求利润的本性，存在剥削的现象等），社会上存在仇视和要求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心理。另外，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最终又将被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而消灭。如何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既充分发展，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又不会超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破坏社会正确的发展进程，这既是一个深奥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必须要科学对待的工作重点。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相关阐述。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须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2]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如何对待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共中央曾做过深入的研讨和思考。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3]

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制定了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坚持既利用又限制的总方针，纠正一些地方政府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公正的做法，一方面为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加以限制。具体做法是以调整公私关系、劳资两利和产销关系三大关系为核心，于1950年上半年开始到1952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调整、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即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发展，对于少数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新政权实行严厉打击的政策。1952年的“五反运动”就是为纠正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而发动的。毛泽东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指出，那种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以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是极端错误的。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科学研判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限制和利用的双重办法，妥善处理了私人资本主义这个重点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巩固的经济基础。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开始了以和平方式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尝试。

三、长远问题：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

进城执政以后，新政府解决了物价飞涨、经济混乱的燃眉之急，也妥善处理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等非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展示了领导经济建设的实力，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但是，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着眼未来，统筹兼顾，立足长期执政、长治久安和科学执政，谋划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大计。1952年底到1953年初，国内外的发展形势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抗美援朝战争即将胜利，土地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最主要的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开始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划。1952年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提出了被概括为“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途径和步骤，它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这条总路线是在转型时期特殊的国情下，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相结合的成功探索。在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新政权还针对我国工业化水平不高，起点较低的实际状况，实行重点发展工业，正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