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社会历史及其与壮医药的关系(七)

壮族社会历史及其与壮医药的关系（七）

第三章壮族医药的起源 (远古-先秦)

医药卫生的起源，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疾病、创伤、饥饿作斗争的结果。瓯骆先民在野兽横行、瘴气弥漫、山重水复的艰苦环境中生活疾病创伤是难以避免的。例如，1980年在柳江县土博甘前洞出土的9 枚人牙化石(属晚期智人)即发现有龋齿洞，其他如各种感染性疾病、皮肤病、胃肠病乃至营养不良症等，想必在当时也是极常见的。为此，人们要生存，除了不断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外，还必须不断地同各种疾病作斗争，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防病治病的有效药方，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需要，决定了医药卫生的产生和发展。

第-节壮医药的萌芽

在氏族部落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渔猎是瓯骆先民的主要谋生手段，在采集野果、捕获猎物的活动中，被尖利的植物刺伤、岩石擦伤、戳伤、被物撞伤、咬伤等是常有的，在这些受伤的过程中有时偶然竟会使一些原有的病痛得到缓解，甚至痊愈，经过反复实践、总结，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某一工具在身体上刺、戳以治疗某种病痛，于是人们便认识到用石骨刺针可以治病，从而逐渐产生了壮医针刺疗法。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往往饥不择食，常会因误食某些野果、野菜发生呕吐、中毒，而有些吃了则能使病痛减轻。经反复验证，瓯骆先民便逐渐意识到，有些植物对人体有毒，而有些则能治病，从而促成了原始医药的萌芽。我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这不仅是中药(汉药)起源的论述，壮族古代医药的起源自然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发展起来的。到了先秦时期，壮医除了针刺疗疾、舞蹈导引、按矫治病方法外，对药物也已有所认识，并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如知道用紫苏煮螺蚌以解毒去腥，佩带某些草木母根以防病治病，某些草药内服可以减轻疲劳，某些植物有大毒不可内服，等等。当时，壮族还未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而壮医的用药经验仍能通过口耳相传及部分汉文资料记载得以流传下来，说明这一时期壮医医疗卫生活动是活跃的。壮医药物疗法在这一时期处于萌芽阶段。

由于年代久远，后代的人们在不了解药物起源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根据传说把它归因于某一个人，某一个神，如"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纲鉴》)壮族亦有类似的传说，如药王是传说中的壮医药神，他发现药草，为人治病，普救民众，还向众人传授种药采药知识，使之得以健康繁衍。并立有药工庙，每年定期祭祀药王。壮族还有关于医神三界公的传说，三界公乃仙童转世，曾于山中遇仙，授以五彩带、仙棒、仙桃及金字书法宝，三界公服下仙桃变成神医，专为贫苦乡人治病。治病时在病人患处缠上五彩带，以仙棒轻轻敲三下，则骨折脚跛的人就能奔走，浮肿病人恢复健康，多年瞎子能重见光明。在瘟疫盛行期间，三界公广发"驱瘟灵"，使患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且分文不取，深受群众的爱戴。壮族地区多处修建有"三界庙"，现忻城县土司衙门旧址附近仍保存有一座清代修建的"三界庙"，常年香火不断。这类关于医药起源的传说，是在科学文化知识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医药来源的看法，说明壮族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一样，源远流长。

火的使用，为壮医灸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促成了壮医灸法的萌芽。人们在烤火取暖时，有时会发现某些

疾病减轻甚至消失，经过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壮族先民便逐渐认识到火灸的治疗作用，故壮医灸法应是伴随着壮族先民对火的使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据考古发现及史料记载，得知先秦时期，瓯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中原相比虽然存在较大差距，但医药却几乎是同步发展的，这一时期是壮族医药的萌芽阶段，这与瓯骆先民居于领先地位的水稻栽培技术及稍后的青铜冶炼技术是分不开的。

第二节从考古发现来探讨壮医针刺疗法的起源

在壮族地区原始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尖利的石器和石片，在桂林甑皮岩遗址、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柳州白莲洞遗址、宁明花山和珠山附近的岩洞里，还发现有骨针实物。这些尖利的石器、石片、骨针等，是否为壮族先民的专用医疗工具，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从一器多用的角度看，它们完全可以作为早期的针刺用具。

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表明，其针形与《灵枢·九针十：二原》列于九针之首的镵针极为相似，陶针和镵针与原始社会的砭石最为接近。"九针"已是金属医疗用具，按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于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段灿烂的陶器文化，陶针当是陶器时代的产物。在中医"九针"形成齐备之前，由于壮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民的体质特点，地方病、多发病防治的需要，以及秦汉时期，南方用铁未能普遍的情况下，壮族先民已经知道在砭石的基础上，敲击陶片，使之比砭石更锋利，以便有目的地进行针刺治疗。由于疗效显著，简便易行，壮医陶针在民间流传不衰，至今还在使用。考古发现，几何印纹陶是我国南方百越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共同流行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种陶器，在广西东北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湖北、徽等省(区)的部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其陶质有泥质陶(即黏土烧制而成)和瓷质陶(即用高岭土烧制而成)两种，其中以后者最具代表性。其特点是陶胎细腻坚硬，火候高(烧成温度达1 100~C左右)，装饰纹饰采用印模拍印方法，故名。其中瓷质陶完可以作为陶针的原料来源，这就为壮族先民在远古时代使用陶针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98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壮族聚居地区)西周末年至春秋古墓中，出土了2枚青铜浅刺针(其中1枚出土时已残断)。针体通长2.7厘米，针柄长2.2厘米，宽0.6厘米，厚0.1厘米，呈扁长方形，针身短小，长仅0.5厘米，直径仅0.1厘米，锋锐利，吴圆锥状，经考证认为是2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其锋微细，与古人对"微针"的描述是一致的。1976年7月，广西考古工作者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3枚银针，其外部造型相似，针柄均为绞索状，针身均为直径0.2厘米的圆锥状，锋锐利，3枚银针的针柄顶端均有一圆形小孔，长分别为9.3厘米、9.0厘米、8.6厘米。从外形观察，3枚银针的造型与现代针灸用针极为相似，可以确认为医疗用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绞索状针柄的金属制针具。这种针柄对后世针具的针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一直沿用至今，在我国针具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壮族地区先后发现了年代最早的青铜针及银针，而同一时期的有关文献却未记载，它与《内经》提及的"九针"也不完全相同，其他地方也未发现相同或相似的针具，很可能该种针具仅在壮族地区使用，可见壮族先民很早就积累了自己独特的针刺治疗经验，对中医"九针"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说的："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