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的生态伦理思想新探

摘要：现代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人们不得不重构神态伦理观念。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吕氏春秋》反映了诸多生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解决环境问题仍有许多有益启示。

关键词《吕氏春秋》生态伦理现实意义

早在两千多年前所著的《吕氏春秋》反映了诸多生态思想,留下了珍贵的有关生态的文献资料。作为我国重要文化典籍之一的《吕氏春秋》，包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它把生态环境包括人类在内看作是一个有机之整体，主张取用资源要有度有节等主张，对于今天我们解决环境问题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对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高度重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学传统。

一、《吕氏春秋》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第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

《吕氏春秋》中“道”的概念来源于老庄。“道”既是宇宙原初状态，是无始无终普遍存在的，所以不可称道形容。以其浑沌不分，故强称之为“一”。同时也是宇宙间万物运动的总规律，人若能认识和掌握它，便得到了最高真理。《圜道》说：“一也齐（者）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圣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出号令。”“一”即是“道”，作为万物变化的普遍规律，不能为感觉所把握，也不能为人力所改变，万物的生成、发展都离不开它。了解了它，就等于了解了自然本身，遵循这个总规律去行动，无往而不成功；“道”还指各类事物的特殊规律。“天圜道，地道方”（《圜道》），“道”指天象与地理的规律。

《吕氏春秋》还认为，天地万物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人不能任意支配它。“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贵当》）。

由此可知，《吕氏春秋》在讨论宇宙发生论和万物运动规律时，发展了老庄的“道”的观点，，将“道”推广开去，应用于探索各种具体规律。它强调天地自然生成、自己运动，排除了上帝和鬼神的权威，基本上是朴素唯物的宇宙观。第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吕氏春秋》提出“道”的范畴以统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论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两个新观点“法天地”“因则无敌”。所谓“法天地”，就是人要效仿天地的榜样去行事，人的活动要与天地的性质相适应。只有合乎天、地、人三方面的实际情况，才是真理，才能正确指导人们的行动。人的正确行动要“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称之为“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叫做“理”，以自我满足为目的称为“私”。人应该按照事物客观发展趋势和规律去做事情，排除个人私欲的干扰，这样事业才能成功。

“因”的内涵首先是人应该认识、尊重、服从外界变化的规律，顺应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因”也强调人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客观事物的性质、规律，因势利导，争取事业的成功。因此，“因”不是消极无所作为和因循守旧的代名词，而是既重视“天”的客观性，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概念。

《吕氏春秋》就是根据这种人法天地的思想，为自然变化和社会活动编制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最明显的表现为十二纪纪首。

二、《吕氏春秋》的基本生态伦理思想

就目前所知，《吕氏春秋》是唯一一部可以确考成书年代的先秦子书，它“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蕴涵着颇为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这种思想集中表现在12纪每纪首篇，6论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3篇，其它散见于8览的部分篇章中。

第一，“天人一体”的和谐生态观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在秦王政六年，即秦王政亲政前两年，召集天下名士，共同编纂的。成书于秦王政八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撰的大型学术著作，“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计二十余万言。《吕氏春秋》撮合众家之长，怀囊天地。它把自然置于无上之地位，这里的自然就是自然界，即其“天”，有时也指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并认为自然是一有机体，与人一样。

有人问这部书中《十二纪》的思想要点，吕不韦有明确的回答。他说：“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无所遁矣。天日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也就是说，要调整天、地、人的关系使之和谐，要点在于无为而行。吕不韦的这段话，很可能是当时说明《吕氏春秋》中《十二纪》写作宗旨的序言，人的行动要考虑到天、地、人，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而为所欲为。这种思想无疑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环境思想。

卷十三《有始览》云:“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以寒暑日月昼夜知之，以殊形殊能异宜说之，夫物合而成，离而生，知合知成，知离知生，则天地平矣。平也者，皆当察其情处其形……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则万物备也。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电之所生，阴阳材物之精，人民禽兽之所平……”《吕氏春秋》的这种整体式、系统式的思维把“天地和合”作为生命万物之源，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人之身”。这样，就把万事万物都纳人了一个整体之中，且其内部有着如“一人之身”般密切的、有机的联系。人作为其中的一个角色，当然地被视为与其他弯曲之地位相同的一份子，不能忽视脱离这种关系，人的行为也必须适应这种要求，要考虑到环境的存在。第二，“时禁”的实践指导观

所谓“时禁”，并不是普遍的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情，有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也在自然界居主动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任意地对自然做任何事的。

《吕氏春秋》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规定的极为详细，称为“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缳网苴罘不敢出乎门，罛罟不敢入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为害其时也。”即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止打鸟狩猎，禁止捕捞鱼鳖。这种思想认为要减少或避免自然灾害，就要有一个立足于长远、防患于未然的长效措施，要对生态资源进行保护和有节制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