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兵书的译介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西方兵书的译介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施渡桥

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洋务派，开展了以“练兵”、“制器”为中心的“自强”活动。随着这一活动的开展，翻译外国军事著作的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此拓宽了西方军事文化传入中国的渠道。本文主要对晚清翻译军事著作的概况、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的影响，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翻译西书的出发点与基本方针

最早倡议翻译西书的是在江南制造局任职的科学家徐寿。他向曾国藩提出: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工艺精良之原因，悉本于专门之学”，故应“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底。”(《洋务运动》（八）第23页)曾国藩深韪其言，便于1867年在江南制造局设翻译馆，先后延聘西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林乐知、金楷理等，与中国的华衡芳、徐寿、徐建寅、李凤苞、王德均、赵元益等人一起，采取中西学者通力合作、口述与笔译相结合的办法，从事译书工作。曾国藩在1868年10月的奏折中说:“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曰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译出，现已译成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洋务运动》(四)第18页)以上

阐述，反映了曾国藩翻译西书的出发点和基本方针。此后，李鸿章在1875年的奏折中，把翻译西书列为江南制造局五项主要任务之一，同时指出:“又如翻译课士一事，西洋兼博大潜奥之理，苦于语言文字不同，将欲因端竟委，穷流溯源，舍翻书读书无其策。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厚聘西士，选派局员，相与口述笔译，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编，固属关系制造，即如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亦皆有裨实用。现译出四十余种，刊印二十四种，藉是稍窥要领，牗启高明。”(《洋务运动》(四)第30页)可以看出，李鸿章所提“穷流溯源”的译书出发点与曾国藩所提“明乎制器与用器之所以然”，内含基本是一致的；所提“有裨实用”的翻译方针与曾国藩所提“有裨制造”的方针，实质上也是一致的。不过，李鸿章把译书的范围由制器扩大到了防海、练兵、开矿等方面，表明其思路比曾国藩更宽。

上述译书的出发点和基本方针，与洋务派学习西方“长技”以求“自强”的指导思想紧密相连。翻译西书，为实现上述指导思想服务，同时也是上述指导思想的深化。诚如王韬所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日事撰述”，“将来尽其长技而操胜券者，当以此为嚆矢。”(《洋务运动》（八)第398页)

二、甲午战争前翻译军事著作的内容与特点

甲午战争前，翻译军事以及与军事有关著作的，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另外天津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等单位，也翻译了一部分这方面的著作。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867年至1894年，现存于国内

各藏书单位的军事译著(不含佚撰者名者)共64种。其中由江南制造局翻译刊印的有39种，加上虽非军事著作却与军事有关的译著30余种，共翻译刊印70余种。就所译之书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与“制器”有关的译著。其中又分为三小类:一是制造机器方面的书籍，如《汽机发轫》、《汽机问答》、《汽机必以》、《汽机新制》、《兵船汽机》等。二是制造和使用武器方面的书籍，如《克虏伯腰箍炮法》、《克虏伯炮弹造法》,《克虏伯饼药造法》,《格林炮造法》、《制火药法》、《哈乞开司枪图说》、《毛瑟枪图解》、《洋枪浅说》、《鱼雷图解》、《水雷图说》等。三是与“制器”关系密切的采矿、冶炼方面的书籍，如《地学浅说》、《金石识别》、《宝藏兴焉》、《开煤要法》、《造铁全法》等。

第二类是与“练兵”、“防海”有关的译著。其中属于军制方面的有《列国军制》、《德国军制》、《水师章程》、《英国水师律例》、《法国海军职要》、《德国海部述略》、《英国水师考》、《法国水师考》、《美国水师考》、《日本师船考》等。属于作战和训练方面的有《陆操新义》、《临阵管见》、《攻守制宜》、《御风要术》、《前敌须知》、《营阵揭要》、《营城要说》、《行军测绘》、《克虏伯炮操法》、《格林炮操法》、《连珠炮操法》、《攻守炮法》、《开地道轰药法》、《防海新论》、《兵船炮法》、《轮船布阵》、《水师操练》、《船阵图说》、《海战新义》、《各国水师操战法》、《海军调度要言》、《海战指要》等。

第三类是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译著。其中有《代数术》、《三角

数理》、《微积溯源》、《格物入门》、《化学鉴原》、《化学求数》、《化学初阶》、《器象显真》，以及声学、光学、电学等。之所以翻译这方面的著作，诚如徐寿所说:“格致之理必藉制器以显，而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旨归。”(《洋务运动》(八)第33页)亦如梁启超所说:所译之书，“其间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者，则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68页)由此可见，其出发点在于适应“制器”之需要。

从以上这些译著中，可以看出如下特点:

其一，与“制器”、“练兵”有关的译著数量多，门类比较齐全，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充分反映出译书为“自强”服务的主旨。就译著的内容而言，大多为“制器”、“练兵”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具有鲜明的实用性。

其二，与海军、海防建设有关的译著数量也多，约占当时整个军事译著的1/3左右。这表明在当时边疆危机日益加剧，而且外敌入侵主要来自海上的环境下，洋务派注意了解外国海军的组建和作战、训练等经验以及海口设防情况，以便加强自身的海军和海防建设。

其三，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向西方学习，从总体上说，主要限于器艺层面。但所译的军事著作，已越出了这一层面，有关军事制度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著作也占有一定比例。这方面的译著问世，对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的变革向深层次发展，具有启迪的意义。

其四，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基础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虽然

出于“制器”的需要，反映出洋务派对自然科学认识的局限性和功利性。但是这些译著的传播，其作用大大超越了制器的范围，影响到整个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涉及到传统文化结构的改变。这是曾国藩、李鸿章、徐寿等始料不及的。

三、甲午战争后翻译军事著作的内容与特点

甲午战争以后，翻译出版的军事著作数量也大大超过甲午战争以前。据有关资料统计，自1896年至1911年，共翻译刊印外国军事著作250多种(其中包括外籍军事顾问、教官编写的部分讲稿)，可谓卷帙浩繁。这一时期军事译著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军制方面，有《西国兵制源流》、《列国陆军制》、《各国陆军考》、《德国陆军考》、《德国陆军制述要》、《日本宪兵制》等。

管理教育方面，有《日本武备教育》、《日本陆海军教育摘要》、《养兵要诀》、《军队内务条例》、《风纪卫兵定制》、《日本军法大全》、《日本陆海军刑法》等。

行军作战方面，有《行军指要》、《步队行军篇》、《步兵侦探》、《骑兵斥候问答》、《军队搜索》、《行军造桥说》、《行军帐棚说》、《行军电报说》、《步队战法》、《马队战法》、《炮队战法》、《三队合战法》、《防御攻击遭遇战战法》、《要塞战法》、《野战规则》、《航空战术》、《陆军动员计划令》、《日本战时最高司令部勤务令》等。

军事训练方面，有《西洋练兵新书》,《步兵操典》、《德国步兵操典》、《德国骑兵操典》、《新订步兵操法》、《德国武备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