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第九讲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我们对当代西方哲学有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似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是两种彼此不相容的哲学思潮，而且西方哲学家“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属于人本主义，即属于科学主义。

这种看法既不确切，也不符合实际。

本文将讨论这几个问题：（1）什么是科学主义？（2）什么是人本主义？（3）反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4）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主线是什么？一、什么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是一个贬义词，是指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一种思潮或运动。

反对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哲学家把他们所反对的看法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加以贬斥。

但也有些不赞成科学“至高无上”的人不用这个贬义词，而恰当地把这种看法叫做认识论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和本体论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

罗蒂的著作《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年）出版以后，基础主义成为众矢之的。

人们纷纷把当代西方哲学的走入死胡同，归咎于笛卡尔首创的基础主义。

笛卡尔的论点大致是这样：（一）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

伦理的、美学的和神学的思想都将被科学的进步所排除。

接受传统规范的唯一理由不过是，在我们在一切实践领域还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的限度内，按照传统规则和基于经验的作法来生活是慎重的。

这一点最重要，以下各点可由此直接或间接地推演出来。

（二）科学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 ）在于它以主体中的明白清晰的观念为基础；这是知识的阿基米德点。

（三）自然科学之所以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是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

它成了一切知识的标准和范例。

（四）当一切知识都成为科学知识之日，就是一切人生问题（包括伦理道德问题）都得到解答之时。

（五）所以科学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完全接受这些论点。

他们首先否认科学是永恒真理，而认为它是猜测的知识（波普）或得到验证的假说（卡尔纳普）；科学的合理内容不过是经受住反复检验并且通过和其他竞争假说的比较才暂时被接受的（拉卡托斯）；只是整个科学可以说得到了证实，任何个别部分都可能被证伪，但通过内部调整，整个科学仍会被接受（奎因）。

否定笛卡尔第一论点的哲学家往往也否定确定性论点；不过不少经验论者仍能以感觉经验的确定性代替理性直觉的确定性。

至于否定科学知识可解答一切人生问题的人就更多了。

但是，只要当代哲学家继续赞同笛卡尔的表象主义并且相信科学方法，他们就是认识论基础主义者，例如皮尔士、罗素、波普、卡尔纳普、拉卡托斯和奎因都是这样的基础主义者，因此他们的观点被反对派贬斥为科学主义。

人们用“科学主义”一词不仅要贬损认识论基础主义，也要贬损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者承认因果律可以说明一切自然、社会、文化现象和人的行动，简言之，一切都在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内。

这样，“科学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对基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贬称。

那么什么是自然主义呢？自然主义运动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潮，它所坚持的是一种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一元论：这种方法论可以同各种本体论（二元论、唯心论、唯物论、有神论、无神论等等）一致。

这样自然主义的特征在于否定有任何事物原则上存在于科学说明的范围之外，主张自然界不单是一切自然对象（包括人）的总称，而且是一切自然过程的系统。

就其提供科学说明而论，自然界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一切过程原则上都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换言之，自然界的一切原则上是可理解的。

理性就是贯彻始终地应用自然方法。

自然方法可简单地归结为：（1 ）通过辨明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原因提出说明；（2）检验这个说明的后果；如果假说真会有什么后果呢？真理仅仅是后果问题。

自然方法乃是一类自然对象（即人）对其他自然对象进行操作的方式。

自然界可理解的含义：自然界是规律性的，自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来确立自然规律。

人作为自然对象，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

构成人的心智和社会生活的自然过程可用自然方法来研究，属于这种方法所发现的自然规律的范围。

一定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那一时期的科学知识。

因为人们相信科学知识是通过严格地和连续不断地应用自然方法获得的。

但是对于科学的任何学说仍可进行无穷的检验，因而任何学说都没有最终的确定性，并没有永恒真理。

“科学之外无知识”并不是说：人只通过科学研究同自然界打交道。

体验世界有各种方式，但认知地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是科学的。

科学方法是唯一的认知方法。

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只有科学对象是真实的；一切自然对象都同等地真实，科学的描述词汇并不能穷尽自然界的实在性。

整个地说，自然界无道德性，除开它的对象中间包括那具有价值并追求价值的人类这一点之外。

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不能够约简为任何其他部分，但和其他部分一样，是可以应用自然方法来说明的。

只有自然方法，而非某种道德直觉，可提供解释道德争论的钥匙。

并且道德理论也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可通过检验后果来决定理论的强弱或是否恰当。

在30—40年代，自然主义流行于美国，其主要代表为杜威、桑塔亚纳（Santayana ）和科恩等。

较近时期的代表人物则有纳格尔（E.Nagel）和胡克（S.Hook）。

以后自然主义被分析经验论取而代之。

但是它提出的“科学方法的连续性”问题，仍为当代争论的焦点。

总而言之，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不管是真理性的还是概率性的，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不管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都不自称为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是反对者对它们的贬称。

二、什么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至少有两种涵义。

在历史上人本主义是14世纪下半期发源于意大利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哲学和文学运动，它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要素。

人本主义也指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作万物的尺度，或以人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为主题的任何哲学。

前者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方面，当时思想家从这一方面把人重新纳入自然和历史世界中去，并以这个观点来解释人。

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造成17世纪科学革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促使“科学主义”诞生的一个条件。

17世纪以来的基础主义和19世纪末期以来的自然主义并不反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

历史上的人本主义运动是同超自然信仰和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对立的。

撇开历史上的人本主义不谈，我们现在讨论当代的人本主义。

人们通常认为当代人本主义即是“主体哲学”（philosophy ofthe subject）。

由于哲学家对“主体”的理解并不一致，在这个意义上，“人本主义”是多义的。

如果把导源于笛卡尔的“我思”和康德的先验自我的哲学都看作人本主义，那么新康德主义便是人本主义的典型。

我们不谈个别新康德主义者是否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中的哲学家，整个地说，新康德主义继承康德为科学、尤其自然科学（马堡学派）和文化科学（佛莱堡学派）奠立基础的纲领而努力，他们由以出发的自我是一般的、非经验的和非人格的，与人本主义者所强调的经验自我根本不同。

并且新康德主义特别重视科学的价值，这恰恰是“科学主义”的特征，同强调个人价值的人本主义大异其趣。

其次，作为“主体哲学”或“意识哲学”的一派，胡塞尔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

他同康德一样以自我为出发点，力求为科学知识奠立基础。

不同的是，他求助于“本质直观”，以描述方式进行其构成客观性的工作。

早期反心理学主义使他把逻辑结构看作“真理本身”。

胡塞尔的“我思”有别于康德，不是非人格的，但客观性的先验奠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主体或主体性，却需要多元的、主体间的、原子论般的奠基。

难道这样的奠基学说是人本主义的？是的，要是我们把任何“主体哲学”当作人本主义的话。

但是人本主义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而胡塞尔则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reduction）。

他并不为人的要求作出哲学辩护，他关心的是要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

这样看来，唯心主义现象学不属于人本主义范畴。

第三，来源于现象学的“哲学人类学”的舍勒（M.Scheler ）的反形式主义价值哲学强调人格是道德行动的中心，似乎同人本主义一致。

但人格主义并不令人成为善和恶的尺度。

有的人格主义者理解人格主义是人对于被还原为观念或事物层次作出经常性抗议并充分注视当代文化危机的哲学。

人格主义旨趣的这种变化使它向人本主义方向靠近。

但人格主义者仍然不甚重视个人定立其自身的能力，而更重视个人的善于容纳他人和向一个价值秩序的开放。

所以人格主义还不是完全的人本主义。

但流行于美国的人格主义或精神主义（spiritualism，以波士顿大学为中心）通常也被叫做人本主义。

第四，我们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找到了真正的、完全的人本主义。

他的著作《有和无》是把现象学、存在哲学和人本主义冶于一炉的集中体现，是人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表现。

存在主义者断定：“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

”存在主义作为典型的人本主义是同自然主义不相容的。

第五，狄尔泰及其后继者的方法论解释学强调社会、人文科学要求对文本（text）或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自然科学采用一般规律来说明所研究现象显然不同。

理解和说明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

但自然主义则坚持科学方法的连续性，包括人在内的一切自然对象与现象都可应用一般规律给予科学说明，认为这才会获得真正的科学知识。

这样，方法论解释学同自然主义是对立的。

解释学在否认真理确定性这一点上也同认识论基础主义不相容。

所以在整个哲学领域内，早期解释学可以说属于人本主义范畴，是同科学主义对立的。

三、反人本主义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哲学在60年代后期冒出反人本主义思潮，以关于为人本主义奠立基础问题的各种学说代替“主体哲学”。

在著名的德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争论”（Methodenstreit）时期，认识论各派所提问题都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要旨，意识“为客观性奠基”的工作即是这种关系。

但海德格尔却指出：真正的基础研究是不能把这种关系作为根本的。

基础研究是什么呢？是恢复现已遗忘的“存在”意义的研究。

于是“我思”问题的地位降低了，被“存在是什么”问题所取代。

当然这个问题是在我们自身之构成、亦即构成那在使用概念表达出存在的意义之前已领悟存在的人这个举动中先被察觉的，但我们之此—存在起初并不是意识到自己的经验主体；它不是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的“我思”。

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把它唤做“此在”—Dasein，不唤做“我”。

它在存在中所属层次较之能知主体面对着所思客体的那个层次要低。

这个问题海德格尔首先在《图像的时代》这篇论文中提出来，他说“我思故我在”不是一个超时间的或无预先假定的陈述。

它是在一定时期作出的，那个时期科学自身作为一个可理解性模式正在出现，这个模式使我们在所构成表象中获得存在的东西（what—is）。

这样，第一个预设便是客观化和表象过程，我们自称通过这个过程取得实在之充分知识乃是一个确定性经验，仅当在这样的客观性中寻找存在者时才出现科学知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