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制度书评

[一]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以现代历史学家独有的眼光，重新审视了门阀政治的产生、兴盛与衰败的全过程，并提出了严格的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的新观点。

全书以东晋几大门阀士族的兴衰为叙述基本，从中窥探门阀政治的内在模式与变化规律。

这几大士族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

除了门阀士族，本书也大篇幅论述了京口重镇的经营与流民帅问题。

笔者于前几日浅读此书，自觉个中观点新颖前瞻，学术价值极高，故而著文以概述本书观点，并欲略谈笔者浅识。

本书从门阀政治的开端，即“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

“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形成于西晋八王之乱末期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结合。

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结合，既有地域相系的原因，又是政治结合的结果。

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此时的琅琊王氏只是司马越幕僚中重要士族之一，并未达到东晋“共天下”的局面。

而从司马越阵营中分化出的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才真正成为门阀政治的开端。

继之而起的是颍川庾氏。

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是门阀政治的巩固者。

书中着重描写了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在地方与中央权力上争夺的激烈状况，焦点在于江州的争夺。

随后是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这两者把东晋门阀政治推向高潮，着重表现为淝水之战的胜利。

孝武帝时期，门阀政治逐渐衰落，表现为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等皇族谋求皇权振兴并使皇权政治逐步走向正轨。

随着太原王氏的衰落，门阀政治走向了终点，北府兵将领刘裕和道教徒孙恩、卢循成为其掘墓人。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始终强调，门阀政治存在的一大条件是皇权不振。

自琅琊王司马睿移镇江左，他急需依靠琅琊王氏在侨姓士族中建立声望，并且在吴地立住脚跟。

司马睿本身的声望较卑微，对门阀士族的依赖性就更深。

这就为东晋一朝皇权不振的局面买下了伏笔。

而门阀士族通过与皇族的合作，提高了社会声望，增强了社会影响，更助长了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从这一点中可以窥见到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间微妙的关系。

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总体上仍然把它归结于皇权政治。

这也是终东晋一朝皇权虽微，国鼎犹存的原因，门阀士族依然需要依靠微弱的皇权来维持家族地位。

门阀政治存在的另一个条件，即为士族专兵。

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京口重镇的经营问题，并且始终可以窥见荆扬交锋对东晋政局的巨大影响。

郗鉴经营的京口重镇成为士族之间全力争夺的焦点。

而流民帅出身的郗鉴也很好的起到了士族之间、尤其是荆扬士族之间的缓冲作用，成为拱卫建康京师最重要的武装力量。

而此后谢玄组织的、依靠京口兴起的北府兵，成为淝水之战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刘裕的带领下成为晋朝的掘墓人。

此外，荆州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襄阳一带的流民武装，成为荆州与扬州中央相抗衡的重要砝码。

从士族专兵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民帅与士族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

东晋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来自流民，最重要的政治角色属于门阀士族。

士族为保持其在东晋朝廷的独特地位，必须手握重要兵权，因此有士族与流民帅的合作，如郗鉴与琅琊王氏的合作。

同时，掌握兵权的流民帅与士族并非完全一个阵线，双方也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在共同利益上毕竟有所出入，因此两者又有相互猜忌甚至敌视的情形，比如苏俊祖约的叛乱。

本书中也着重强调的一点是，门阀士族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平衡。

构建这种平衡格局的关系主要包括皇族与门阀士族的关系，门阀士族与流民和流民帅的关系以及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

皇族衰微，却依然维持，门阀士族依然顾及晋朝名位的存在，这从门阀士族反对桓温篡晋可见一斑。

流民帅与门阀士族的平衡上文已简述。

至于门阀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对内的激烈竞争和对外的共同对敌。

内部的竞争体现为家族利益在国家政治格局层面中的矛盾。

外部的团结对敌表现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与国内其余有碍门阀政治的政治势力上，例如淝水之战下桓氏与谢氏的合作，以及士族门阀对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暗中支持。

如上所说的格局若有一条被打破，那么也就宣告着门阀政治即将走向终点。

这种迹象首先表现在皇族谋求振兴皇权打破了皇族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平衡，其次又有广大低等士族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冲击了门阀士族垄断的旧有政治格局。

东晋朝最后一个门阀士族——太原王氏成为中央内部皇权与相权争夺的砝码，门阀与皇族主客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昔日荆扬门阀专兵的场面不复存在。

低等士族的代表刘裕与孙恩，一个依靠京口北府兵，一个依靠宗教，相继在舞台上崛起，最终结束了东晋门阀士族。

如前述，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有其暂时性与过渡性。

门阀政治产生的条件有其外部民族原因，更是中华文明内部的一次过渡性整合。

中华文明的主线是皇权政治，门阀政治也是皇权政治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下出现了变形。

但是不论如何，门阀政治带给了古老的中国一种很有创新性的社会格局，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二]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与史料的细致考证和巧妙运用。

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烦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一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

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这是本书的核心思想，也是它的主要理论意义所在。

自秦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就开始出现皇权政治，从此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

在理论上，皇权至高无上。

体现在制度上，便是全国任何重大政务，未经皇帝首肯、批准，便不能决定、执行。

所以作者指出：“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第340页）。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皇帝能基本掌握大权，推行皇权政治；但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其他政治、社会力量平行于皇权，以至超越皇权的现象。

以上两种情况互有联系。

由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实际社会中，绝大多数皇帝，包括很大数量的驽钝之才，也可以推行或维持皇权政治。

一些政治、社会力量，在特定条件下尽管控制皇权、觊觎皇权，仍然不敢不打着皇帝旗号，“假皇帝之名行事”。

他们的权力，来自皇权政治，“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第340页）。

然而，以上两种情况又有区别。

一个是理论上、制度上的皇权或皇权政治，一个是实际中的皇权或皇权政治。

不能因为理论上、制度上皇权至高无上，就认为实际社会中也全都如此；也不能因为在特定条件下，皇权受人操纵，就认为皇权政治已被否定。

只要社会经济基础不变，皇权政治始终起着支配作用。

断定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体现了理论上、制度上皇权、皇权政治，与实际社会中皇权、皇权政治的辩证关系。

长期以来，史学界探讨魏晋南北朝史，也往往使用“士族（或贵族）政治”这一概念。

对它与皇权政治的关系，有两种理解。

一种认为二者角度不同。

士族政治是就官吏主要成员的来源及推行主要代表士族阶层利益的政治而言，皇帝是他们的总代理人，彼此利益一致；而皇权政治则是就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君主专制，一政治、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言。

所以二者互不排斥。

如果这样理解，与本书主旨没有冲突。

另一种理解是，推行士族政治代表士族利益，是与皇权利益对立的，从而限制、否定了皇权政治。

如果这样理解，除将窃取皇权作否定皇权，在理论上有扞格之处。

即士族参与政权，推行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究竟到什么程度算是士族政治，否定了皇权政治？如果只要是士族在政权中发挥作用，不论大小，一概看成士族政治，是不是太泛而不严谨呢？而本书则不同。

它认为皇权政治是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第270页），其他政治都是变态，是暂时的、过渡的。

就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而言，“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标准就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第341页）；“控制皇权，操纵政柄”（第264页）。

以此衡量，前于此的三国西晋不是，后于此的南北朝也不是。

二为了探讨门阀政治，本书对东晋几家大门阀士族的渊源、经济基础、文化面貌，特别是与皇权之间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上作了富于创造性的论述。

归纳起来，这些论述主要是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下（第358页），围绕建立并维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第6页）这一门阀政治特点展开的。

（一）尊奉皇权，控制皇权士族政治自琅邪王导、王敦与其了侨姓士族拉拢南方士族，拥立司马睿为帝，出现“王与马，共天下”诱语时基本形成，其后虽经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而始终不变。

南渡之初，其所以必须尊奉司马睿为帝，除了历史上形成的王与马的特殊关系外，主要因为司马壑具备有利条件。

在西晋灭亡之际，武、惠、怀、愍诸帝已无合法继承人，司马睿虽是疏属，毕竟仍是宗室，这是他优越于其他任何士族的地方。

在北方胡族的强大压力下，门阀士族只有尊奉司马睿为帝，才有可能在江左建立新王朝，保护自己岌岌可危的政治、经济利益。

另一面，其所以必须控制皇权，自然同样出于门阀士族的家庭利益。

因为司马睿只是西晋皇室疏属，“在晋室诸王中既无威望，又无实力，更无功劳”（第341页），全靠门阀士族扶持方得登上皇帝宝座。

司马睿即帝位，命王导升御床共坐，这在历史上并无先例可援。

他作出这种姿态，正是门阀士族控制皇权具备可能性的有力证明。

虽然王导力拒，但门阀士族平和或超越皇权的气势已经造成，“王与马，共天下”之谚由此而起。

以后又经颍川庾亮的进一步努力，东晋的门阀政治才最后巩固了下来。

尊奉皇权，控制皇权，是不可分的策略。

不尊奉皇权，江左没有重心；而不控制皇权任皇权伸长，也就无所谓士族门阀政治。

只有二者结合，方可使“祭则司马，政在士族”这一对门阀士族最有利的政权模式得以建立和维持。

（二）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

门阀士族之间的联合是为了保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使“政在士族”；牵制则是为了保持士族之间的平衡，使“祭则司马”得以存续。

陈寅恪先生高度赞扬王导功业，着眼点只在南渡这初击北士族的联合，共奉东晋王室，而于后来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的重要性则没有涉及。

其实，对南方士族加意笼络，只有东晋建国前后最为迫切。

但是，自孙吴灭亡起，经过西晋三十多年统治，江东士族的力量毕竟不大。

所以等侨姓士族在江东逐步立稳脚跟后，南方士族的分量便日益减轻。

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牵制，便成为关键的问题。

本书用大量篇幅着力论述的，正在这一方面。

王敦第一次起兵，反对晋元帝伸张皇权，涉及的是能否维持皇权与士族的平衡问题，侨姓士族包括王导及部分南方士族全都支持，所以胜利了。

这便是联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