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分析

关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分析

最近因为法哲学课程的需要，再次拜读了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说实话自己对于富勒的话题并不时太感兴趣。

首先，关于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自己认为这是一个伦理学上的问题，更是一个时代话语需求选择的结果，根本无法用一种可以确定的语言来为两者的关系加上限制。

第二，富勒关于道德的两分法，实际上已经把法律的性质进行了前提式的限定，那就是法律就是维护社会秩序之基本。从这一点上分析，西方法律体系的发展基于的性恶论无可厚非，但是法律的发展本身就此沦为单一模式；在东方和伊斯兰世界，法律所起的作用或者说道德在法律的范围内，关于愿望的道德在某一些层面上并非不一定不属于法律的义务和原则范围之内。

第三，关于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的流变性，随着法律的发展，关于道德的取舍可能会有所变化，即今天的愿望的道德可能在明天成为义务的道德。这一说法实际上从侧面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律对于道德的取舍决定了道德本身定性——愿望的or义务的。其意思也就是说，当社会要求愿望的道德成为义务的道德时，后者就是义务的道德。那么，这种内在的道德性是否本身就成为了依附于法律坐标系的存在？此划分本身并不能明晰到法律和道德的反变关系。

第四，个人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法律和道德的讨论，其本身正如波斯纳而言，是把法律内在的某种价值以——义务的道德来进行命名的游戏而已。这一为当年实证主义（哈特）和新自然学派（富勒）的争论焦点所在，然而不论如何，法律内在的基本伦理和社会架设的原则基础——不论是否假借于道德的名义，其自身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从根本上而言，这只是一个伪问题。既偏离了伦理立场的法律分析，也没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进行一个更为实际的变量分析，更主要是如何确保这种变量流向于有益的一方——在道德多元化的今天，更多的法律的道德争议本身就是多元的，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不是选择道德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各种堪称道德的价值中如何选择的实践性问题。

第五，站在语义学的角度分析，任何的文字都必然和现实中有所指称的相对应，然而这种语词和对象的对应更多的是出于方便而不是出实然，更多的是出于人类的理解架构之易为出发点。相应的，富勒关于道德的区分实际上贯彻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式的关于道德的——实然与应然的理解架构。法律本身的道德需求实际上并不一定和愿望与义务的道德存在相对应。举例来说，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最终取决于法律的定义和关于道德的实际划分，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两种概念取决于更开始的原命题概念——其本身的划分并不能说明道德在法律中的作用，以及这种划分的意义所在——如果法律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不会因为这种划分而明晰到任何程度的话，那么这种划分实际上则沦为一种哲学上的语言问题。

第六，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法律很多时候在伦理上体现为一种政治性，关于法律的道德性的区分，在比较政治中的道德性区分，其实际差别无法看到。用法律的道德性来取代政治性，更大程度上让政治因素更多的披着道德的面纱来影响法律决定，这种区分本身更多的掩盖了法律的本质。

最后，富勒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基于二战后关于“恶法”德国法西斯的法律的思考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的道德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更多需要探讨的话题，而随之而来的关于政治伦理的探讨——以罗尔斯《正义论》为首，才真正意义上点明了问题的关键。确保政治伦理中的道德义务分置，才能让作为现在政治中重要组成的法律，得以摆脱“恶法”（富勒定义内的）存在，完成作者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富勒从来都不让自己感冒，毕竟在立足点上个人更加偏向于波斯纳的角度。毕竟，不管价值如何区分，但实际上法律始终是一个实践性的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法律在实施中实现其价值，得到共识的认同。而譬如此类道德的价值划分其本身反而可能沦为法律发展的一个局限点。

当然，这种实用主义的立场并不能否定富勒的价值，至少在关于法律的道德性的论述中，延续了的应然和实然的区分价值方式以及对于法律内涵——道德的重视，都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法律的共识。成为了一种法律的义务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