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近代化政治思想

、李鸿章近代政治思想

一、李鸿章是“西化论”，非“中体西用”论者。

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李鸿章是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其实不然。在七十年代以前，李鸿章确实是个“中体西川”论者，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潮，卷25页4—10。）。

但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之人，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看法急剧改变，转而认为中国不独火器不如人，学制，兵制，求富之术等样样不如人。“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8。以下皆称《李集》。），“综横各实，洋学实有窬华学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3。）。西洋所以富强，全在于工商业发达，而“我华国体之损伤”，全在于“工艺、农业、商途之颓丧”（蔡尔康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关于西方政制，李鸿章亦“留心咨访”虽然鉴于中国的环境，所论甚少，但七十年代以后也未见否定字样，而且在同郭嵩焘的来往书信中，他将政治改革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所以七十年代后，可以说李鸿章已转变成一个近代化论者。

二、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不在于首先政治民主化，而在于确立近代化的决心（我们所讲的思想的近代化）。也就是暂时维持专制政体，尔后废科举、兴西学，使举国上下均明白近代化的重要性。

1.李鸿章和其他西学派思想的比较

“西化派”即近代化派，出现于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阵营之中，代表人物有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张树声等。至于左宗棠、沈葆桢，仍不脱“中体”的藩篱。在“西化派”中，就近代化各步骤的主次先后问题，郭嵩焘、张树声同李鸿章等人的看法大相径庭。

郭嵩焘、张树声认为只有首先实现政治民主化，才能谈得上其它各方面的近代化。1877年，郭嵩焘从英国致书李鸿章，认为“泰西富强，具有本末，主议院，新风俗是治国之本。”，“而所置一切机器，将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末也”，“今将习其末而徐图其本，但宜小试而决不宜大举”（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卷13页24。）。

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八十年代也持同样的看法，“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是“体”，中国自强运动因为“遗其体而求其用”，因而“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遗折心》。）。

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所以，郭嵩焘等人的政治民主化先行论，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

而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则持“渐进”的看法。七十年代，李鸿章便认为“西化为必须，但不能行之过急。”（转引徐泰来编:《洋务运动新论·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8页。）到九十年代历访欧美时，仍然认为:“天下纵有笨伯，亦断不敢谓今日言之，明日成之也……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须迁延恶耐，逐渐加温”。（蔡尔康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因此，针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了解世界，确立近代化的决心。

所以，李鸿章认为中国若要近代化，就必须“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渐增强”，也就是使人人都了解近代化的紧迫性，否则，即使有如何完美的方案，“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李集·奏稿》卷24页10—24。）。

为了使中国的专制政权开明化，李鸿章一方面向朝廷阐明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面临的危局，痛陈变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希望朝廷废除或至少是变革科举制度，普及西学，开化世风，使一般知识阶层转而赞同近代化活动。

在呼吁变法方面，六十年代，他就在奏折中言到:“外国利器强兵，百信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然拘牵旧制，则“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页34。）。在七十年代的《筹议海防折》中，他进一步痛述:“当今之世，乃之千年来一大变局”，外人通商传教，遍及中国海疆各地，“阳论和好之各，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而且所遇敌人的强大，也是千年未有，“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抓事，精功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何况“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怎能御侮？因而“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案，无非委屈将就”，而且放眼将来，“交涉之事日繁，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事”，危殆万分。

在开启民智方面，他明确认为中国所以“求练兵达器又精洋情者，恒不数观”，全由于“不学之过”。而“下不学由于上不教也”，国家以科举提拔人才，使天下士子无不埋头于“四书五经”，然而“章句弓马施之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出”？所以，为了促使一般民众了解世界并培养人才，须由朝廷提倡西学。为此，最好是废科举，“即使科目不能骤变，时文不能遽废”，那考试功令也要“稍加变通”，要“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学习“为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源”的“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

法、化学、电学等”。这样，“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各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潮，卷25页4—10。）。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天下人皆明中国的危局，皆明近代化的重要性，从而象日本那样，举国一致地形成近代化的热潮，那么，以后诸事皆能顺手，“二十年当可见自强之功效”（《李集·奏稿》卷24页10—24。另见《李文中公尺读》884页。）。

总之，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难题，是中国缺少近代化的决心，而不是政治民主化。即便是现行的专制政体，只要朝廷中枢明瞭近代化的重要性，决心变法、废除科举、普及西学，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形成“倾国考求西法”的局面，那么，二十年就可以强大。

所以，相对郭嵩焘、张树声等人的意见，应该说李鸿章的这种思想，他为中国近代化开的药方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同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所经历的近代化的必然过程是一致的，而且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是吻合的。

近代化各步骤是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如果做不到，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具备近代化的前提条件，意味着没有近代化的决心。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近代化的第二步——民办工业化的成功，即便有非常完美的方案。李鸿章对这点是很清楚的。所以，李鸿章近代化活动的悲剧不在于梁启超所说“只知有君主，不知有国民”（梁启超:《李鸿章》）。也不在于他以后革新具体措施的错误，而在于李鸿章近代化思想最重要的，也为他最强调的部分没有得到实施，在于中国的主体不愿近代化。

三、李鸿章不反对政治民主化。（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认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结合前述的近代化必然过程，政治民主化必须在经济近代化实现之后才是可能的。近代化各步骤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由于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没有做到，因而第二步——经济近代化必然无法开展，七零八落。这当然就根本无法谈论近代化的第三步——政治民主化。所以，李鸿章对这个问题很少谈及，当然，其中也有回避专制淫威的考虑。只是在郭嵩焘以五千字的长信，向他大谈近代化本末问题时，他才委婉地回答:“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亲至其地，然留心咨访考察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在这里，他并不否认西洋民主政治较之寸土专制政体所呈现的优越性，只是他以为在中国，现在连废科举，办实业都难以做到，又何能废君权，兴民主？若如此，“断不得一行其志”。因而，他将政治民主化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目前还提不上日程。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家》199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