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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体系 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科技创新模式比较

蒋铁柱 杨亚琴

本文比较研究了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科技创新模式,实证分析了三地政府在科技创新过程中功能定位上的异同。本文认为,三地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政策操作层面实现制度创新,也就是要构筑健全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即创造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完善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体系、塑造科技创新的微观主体、积聚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源以及建设科技创新的组织载体等。

关键词: 科技创新 模式比较 政策支持体系

作者:蒋铁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亚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在邓小平同志关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理论指导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先后出台了若干推进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政策和举措,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引人瞩目。三地政府积极倡导和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其科技创新模式对全国的科技创新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一、三地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成效与模式特点

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政府主导科技创新是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共同的特点。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三地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中的做法及实施的政策措施是不同的。这些差异对科技创新工作的推进和成效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使三地科技创新工作呈现不同的发展模式特点。

1.科技创新模式的选择

科技创新模式的选择是政府培育科技创新源泉,推进科技产业化发展的重大战略。从上海、北京、深圳三地科技创新的情况来看,科技创新模式的选择具有不同的特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2001年第3期

北京实施自主开发为主的主动型科技创新模式。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科研机构、高科技人才、高新技术和高精尖设备等各类科技创新资源云集的高知识密度地区。据统计,目前拥有国家级科研机构400多所,高等院校68所,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2个(占全国的39%),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23.7万(占全国的10%),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17.5万(占全国的11.5%)。这些特有的资源为北京选择以自主开发为主的主动型创新模式提供了前提条件。以中关村为核心的高科技试验区的建立,为北京实施自主开发高科技提供了有效载体,也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要抓手。经过10年多的发展,目前中关村已成为我国高科技发展的一面旗帜,它自主开发研制的高新技术产品已在我国市场上占有相当份额。

上海科技创新偏向于选择以引进技术为主的二次创新模式。90年代以来,上海加大了引进技术的力度,把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结合起来,对传统产业大力进行技术改造,建立了一批包括上海贝尔、华虹、NEC等在技术方面领先于全国的大型合资企业,缩短了某些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这种引进技术为主的科技创新模式,使上海成为我国最先引进、消化和向全国传播发达国家创新成果的基地。目前上海高新技术产值中,外商投资企业占的比重高达60%,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自主研究开发的新产品不足。近年来,上海市政府非常重视和鼓励引进技术本土化和进行二次开发创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而赋予引进技术进行科技创新的新内涵。

深圳选择了以自主开发与引进技术并重的混合型科技创新模式。深圳科技创新起点非常低,1991年深圳高科技产值仅有22.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不足9%,而1998年深圳高科技产值已占到工业总产值的35%多,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值达到286亿元,占高科技总产值的43%。深圳在科技创新中闯出了一条以自主开发为主、引进为开发服务的道路,培养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的开发型企业,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第二代交换机和无线通信设备,奥沃公司的旋转伽玛刀设备,康佳公司的彩电系列。当然,引进技术仍是深圳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一环。世界500强中有17家高科技企业,如IBM、微软、朗讯等在深圳有大量投资,这些企业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主开发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科技创新模式是提升我国整体技术平台和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证。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科技创新实践表明,在自主开发和引进技术相结合过程中,更要注重对引进技术进行二次创新开发,并在此基础上重点突破,实现自主创新。

2.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

科技创新资源在不同创新阶段和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配置是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导向双重作用的结果,反映了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政府对科技创新的干预力度。政府一般通过行政拨款、税收优惠和银行贴息等调控方式,抑制或鼓励创新资源向某个阶段、某些部门倾斜。

北京科技创新资源集中在创新源头上,并向科技园区倾斜。北京25万多专业技术人员中高校占36.1%,科研与技术开发机构占45.1%,大中型工业企业只占15.9%。1998年北京科研机构筹集的经费达168.4亿元,而大中型工业企业筹集的经费只有15.3亿元。同时,北京市政府以中关村等科技园区为载体,对科技创新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如通过建立 五网 (孵化器网络、科技信息网络、科学仪器与试验装备协作服务网络、人才培训网络、融资协作网络)将处于分散、分割状态的科技创新资源和合理集成起来,以增强科技创新力度。

蒋铁柱等: 构建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体系

上海科技创新资源集中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上,并向国有企业倾斜。据统计,1990~1997年上海在传统产业上的技术改造投资总额为2012亿元,其中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只有214亿元,占技术改造资金的1/10。1998年,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分别为19.4万人和1.9万人,是其他经济单位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总数的4.4倍和311.5倍。上海在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方面的资源配置也不协调,发达国家一般为1 2,而上海是8 1。上海在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的资源投入不足。

深圳科技创新资源集中在科技成果产业化阶段,并向产业化的市场主体倾斜。深圳全市521家开发研究机构中有477家建在企业,占92%。全市90%的科研技术人员集中在从事开发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中。深圳全社会科技投入的总量达168亿元,其中150亿元是由企业投入的,占总量的89%。而深圳市政府在科技3项经费方面的投入只有9500万元。在科技经费投入总量中,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为19.29亿元,其中113家高新技术企业共投入研究开发经费15.79亿元。

北京、上海两地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显示出政府极强的资源调配能力,这对科技创新源头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深圳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显示出市场机制作用的效果。政府的功能体现为政策引导和社会服务,这为拓展科技产业化发展空间提供了更有效的制度安排。

3.科技创新融资体系

我国目前科技创新融资体系中,政府的投入仍占主体。据统计,我国创新成果转化资金的来源中,26.8%来自于国家科技计划拨款,来自于风险投资的仅2.3%,而且大部分风险基金主要靠政府出资,以信贷或担保方式参与。

北京以政府拨款投入基础研究为主,民间风险投资发展活跃。北京的科技创新投入的主体依然是政府。据统计,1998年北京全市科技经费筹集总额206.9亿元,政府拨款为90.8亿元,占总额的43.9%,自筹资金占总量的28%。北京较早进行了风险投资探索,1997年四通利方吸纳了国际3家风险投资公司的650万美元风险投资,成为我国第一家吸收国际风险资本的高新技术企业。1998年之后,围绕中关村进行各种风险投资的公司迅速发展壮大。

上海以政府基金的方式提供科技创新资金支持。上海市政府曾先后设立了新兴技术和新兴工业创业基金、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并成立了 上海市科技投资公司 。1995年,上海市政府每年增1亿元用于高新技术产业化贴息、重点科技项目和研究开发项目,之后追加到2亿元。1998~2000年,上海市政府安排6亿资金,用于经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贷款贴息、股权投资和融资担保。期间,上海也探索建立风险投资方式,在市区两级政府建立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风险投资基金,市财政还出资6亿元组建了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但主体构成及其运作方式仍是政府主导,组织体制仍是国有独资的法人制企业。

深圳利用政府政策杠杆引导民间投资,筹建科技风险投资体系。深圳政府主要发挥其对企业自筹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为外资在深圳建立高科技企业提供方便和优惠。政府在推动风险投资市场建设上起了重要作用,使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风险投资的试点城市。1995年深圳率先组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公司,专门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担保和股权投资。1997年11月成立深圳市中科融投资顾问公司,为高科技企业和金融投资提供项目推介、审慎性调查、方案设计、条件磋商和投资项目监管等中介服务。1998年又成立了注册资金1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