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思想对新时期前后文学的影响

存在主义思想对新时期前后文学的影响

1在这里所讨论的存在主义思想，主要是法国存在主义代表让-保罗·萨特的。这里所说的“新时期前后文学”，大约是文革到八十年代之间的文学，并且此文主要讨论的文学样式是小说，相信通过存在主义思想对新时期前后小说的影响分析，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知道存在主义思想对整个新时期前后文学的影响。

2法国在二战中充满消极颓废、悲观失望情绪，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而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风尚。于是，标榜个人的生活、自由、存在放在第一位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受到极大欢迎，被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作最时髦的哲学。至20世纪50—60年代，它成为全欧最流行的哲学思潮。但由于当时我们实行社会主义主义制度，“一边倒”，所以隔绝了萨特的思想在中国传播。被称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的柳鸣九认为，萨特哲理的主要内容不外是“‘存在先于本质’论、‘自由选择’论以及关于世界是荒诞的思想，即认为人生是荒诞的，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存在着，进行自由选择，进行自由创造，而后获得自己的本质，人在选择、创造自我本质的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然后，这种本质的获得和确定，却是在整个过程的终结才最后完成，等等。”[1]尽管在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况下，萨特的作品有不少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已经翻译过来并供内部发行，如《存在与虚无》、《毕恭毕敬的妓女》和《恶心》等等。但由于“自我封闭”的政策，这些作品当时只是内部发行，作品晦涩难懂，官方又不予以支持，加上中国缺乏接受存在主义思想的土壤，所以在中国几乎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但这些作品确实影响到了一部分知识青年，为他们提供思想基础，并体现在新时期前后的文学当中。

3改革开放前后，有些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充满虚无主义、悲观主义情调的存在主义文学倾向，如：1974年完成创作的《波动》和1981年出版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正如前文所说的，存在主义思想对在文革期间就涌动着一些知青的心，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北岛的《波动》。小说讲述的是关于一对情人和几个人物的故事，“《波动》通过这几个人物反映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以及西方出现了‘垮掉的一代’，他们厌恶战争，厌恶资本主义制度，忍受着精神上的苦

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以后，我们的青年一代也发生了裂变。一部分人变得悲观失望，对社会主义制度失掉了信心，虚无主义思想泛滥起来。《波动》中所描写的就是这个精神崩溃的过程。作者企图用自己的发现和自己的哲学来唤醒当时还沉醉在革命口号之中和虽有所觉醒却转而颓唐下去的青年人。”[2]主人公之一的肖凌就是这样一个对前途充满悲观与失望的一个人，“她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人生、事业、国家。她自以为是国家和社会的弃儿，感到人世茫茫，不知所终；她所以活着，靠的仅仅是‘足够的惰性’，没有目的，没有希冀，没有理想，也没有明天。总之，她除了相信自己的‘存在’而外，什么也不再相信。”

[3]肖凌是一个在荒谬的世界中为自身的人的价值而进行着徒劳地苦斗的人物。她曾经为寻求自己的本质和幸福而“自由选择”并努力过，而终是徒劳，最终被杨讯嫌弃，被单位辞退。从小说的结尾看，肖凌的结局是悲剧性的。这些都契合着萨特的存在主义观：世界是荒诞的，人通过“自由选择”而寻求自己的本质，这种本质的获得和确定，却是在整个过程的终结才最后完成的。正如易言所批评的一样，《波动》全文渲染着一种悲观主义的色彩。洪子诚老师认为《波动》的思想和精神价值取向是“对于精神出路，《波动》没有结论和方案。它坚持一种人性的理想，但也质疑、破坏一种把握历史、预言未来的自信；它表达了悲观，同时也试图反抗悲观。”[4]

4青年们在文革后处于精神萎靡之中找不到出路，为一种被欺骗、被遗弃感所笼罩，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有如北岛《回答》中的“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就在这时，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正式地传入中国，犹如历史重现，它像在二战后立即吸引着绝望、颓废和悲观感笼罩在头上的法国人乃至欧洲人一样，像块磁铁一般，迅速地吸引着经过文革摧残的“废钢烂铁”似的中国人。

5文革后，经过1978年全面深入批判日丹诺夫论断（“日丹诺夫主义”，意味着一种文化专制。），1980年柳鸣九发表悼念萨特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比较正面评价萨特，到1981年发行《萨特研究》（柳鸣九，此书较为全面地介绍萨特及其作品），并伴随着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翻译介绍，萨特慢慢为广大中国知识青年所熟知，并在80年代初形成和出现“萨特热”。由于改革后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加上刚刚经历过长期被文革压抑的悲惨教训，萨特存在主义思想在中

国有了合适的土壤。

6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有很多缺憾（甚至是很严重的缺憾），其中之一：文学缺乏哲学根底。……新时期的一批作家，当他们感悟到我们文学的缺憾后，便急切地开始了对哲学根底的寻找。”[5]“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文坛上有一批青年作家崭露头角，刘索拉、张辛欣、徐星、马原、残雪、陈染等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们因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成为接受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主流力量。”[6]如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所表达的生命的恍惚感，人生意义的模糊，精神的无家可归，孤独、被抛弃、放逐等种种荒谬情绪，是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7]又如残雪，“她的小说将现实与梦幻‘混淆’，叙述人以精神变异者的冷峻眼光，和受害者的恐惧感，创造了一个怪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布满恶、丑的意象。”[8]“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怀疑生命和否定生命的作品，它们说生命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生命的自生自灭，循环往复，就像星球在茫茫的宇宙间划着一个又一个弧那样毫无意义。”[9]萨特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荒诞的”和具有人道主义的“自由选择”等观念，无疑在此时都十分地切合中国的社会环境，符合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所以，不仅在文艺界，在社会上也掀起了一场沸沸扬扬“萨特热”，面对改革开放后新生的世界，人们不甘于被荒诞所束缚（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或许没有读过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但却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在某些方面也可以反映出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一定的适用性、合理性。），并奉行着萨特的“自由选择”思想，追寻自己的“存在”，有的成为CEO，有的成为富豪，或成为官员……有如顾城《一代人》中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尽管经历了漫长黑夜的文革时代，它给这一代人留下了终身不可磨灭的印记，但他们却是有希望、有信念的，因为他们相信，只要通过不断寻觅，光明终将会来临。

7值得注意的是，“谌容是20世纪80年代较早受到萨特影响的作家之一，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在小说中直接讨论萨特思想的作家。她于1984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讲述了一名普通却极不平凡的妇女杨月月饱经挫折的婚姻经历。”[10]作者谌容通过书信体的方式，一方面“塑造一位在失去自我后便不断寻找自我，并通过自己的选择终于重现发现了自我价值，并且具有坚定、沉着、勤恳、简朴、宽容、善良，为了党的事业而毫不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