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德

东汉医圣张仲景：处处为病人着想痛斥庸医

自隋唐以后，张仲景著作远播海外，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享有盛誉。他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在挽救民众危亡的活动中，树立了崇高的医德，尤其以爱人知人救危扶厄的济世理念；处处为病人着想的高尚医德和坚决反对巫术、庸医的斗争精神，而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张仲景在其《伤寒论》自序中明确提出“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已，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了解人，爱护人，尊重人是张仲景以人为本思想的真正体现。

他虽然做了长沙太守，但淡于利禄，鄙视荣势，憎恶官场角逐。他在“自序”中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他在这种“举世昏迷”的社会里，毅然树起“仁术济世”的思想，时刻不忘救贫贱之厄。按照封建社会的规定，做官的为了维护尊严，一不能私入民宅，二不能随便和民众接触。为救治民病，张仲景想出了“大堂诊病”的办法，他择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为诊病日。值时，衙门大开，张仲景坐在公堂上为民众诊治疾病。

他还痛斥那些草率从事，贻误人命的庸医。这种不负责的医生，看病只满足于花言巧语的口头应付，望诊病人，装装样子，相对片刻，就随便开个处方。诊脉更是不全面，不细致，连寸、关、尺三部的脉象也未摸清，甚至脉的博动不够次数就停止按脉。患者最近的病情尚不能判断，对于全身的症状，更是毫无印象。这样的医生怎能为民众诊病除疾呢？他曾痛心疾首地说：“哀哉烝民，枉死者半，可谓世无良医，为其解释。”其忧民之心，苍天可鉴。[详细]

张仲景

晋代名医葛洪：让贫困低薪阶层轻松廉价地用药

晋代名医葛洪鉴于以往“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的情况，决心“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由此可见，葛洪作为一名医生是很关注贫困、低薪阶层人民的，能针对他们的具体情况，从他们的经济利益出发，不辞劳苦，编著成《肘后备急方》，里面的方药物美价廉，文字朴实易懂，不失为一本家庭用药手册。

他的医学著作《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子，这都是他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他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即使必须花钱买也很便宜，改变了以前的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他尤其强调灸法的使用，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清晰明确的注名了各种灸的使用方法，只要弄清灸的分寸，不懂得针灸的人也能使用。

这种处处为方便贫苦患者着想的精神很值得我们赞许。而我们很多医务工作者在贫困低薪阶层无力支付医生所开药品的时候，是否舍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推荐过“贱价草石”而“易得”的良药呢？如果我们的每位医生都能像葛洪那样，那么，患者们“看病贵”的情况会不会有所好转呢？[详细]

葛洪

唐代药王孙思邈：患者如至亲，同行勿相轻

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尤其对医德的强调，为后世的习医、业医者传为佳话。他的名著《千金方》中，也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倍至的伟大医学人物。

孙思邈十八岁立志学医，二十岁即为乡邻治病。他对古典医学有深刻的研究，对民间验方十分重视，一生致力于医学临床研究，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二十四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药学史上的先河，特别是论述医德思想、倡导妇科、儿科、针灸穴位等都是先人未有。他认为，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唯一职责，其它则“无欲无求”，对病人一视同仁“皆如至尊”，“华夷愚智，普同一等”。他身体力行，一心赴救，不慕名利，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医德思想，是我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被西方称之为“医学论之父”，与希波克拉底齐名的世界三大医德名人之一。

在对待同行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孙思邈认为：“夫为医之法，不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诋毁诸医。”由此不难看出，他虽然在他所处的时代是首屈一指的名医，但是他在同行面前仍然是谦恭的典范。[详细]

孙思邈

明末名医吴有性：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

在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温疫流行，患者甚多，甚至延及全家。由于医家当时用一般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往往无效，甚至导致病情迁延，进一步向危重阶段发展，致使枉死者不可胜数，“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不死于病，乃死于医”，身处那种情况下的吴有性认为“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方，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吴氏因此系统地钻研古代医书，认为历代医书研究温病的太少，故而不揣固陋，大胆设想，深入观察，“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结合临床实践经验编写了《瘟疫论》，成为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继《伤寒论》之后又一部论述急性外感传染病的专著，在外感病学及传染病学领域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吴氏的医学成就与其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疫区寻求疾病之因、探求治疾病之法，奋不顾身地为患者着想的精神与举动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患者的生死才是大事。只要自己所为有利于患者便行，怎么能够因为自己的福祸而左右探求为民疗疾方法的步伐呢！真可谓：苟利患者生死矣，岂因祸福趋避之啊！[详细]

吴有性著作《瘟疫论》

德乃大医之本：莫让害群之马玷污医德

中国传统医德思想的历史嬗变中国传统医德思想源远流长，从远古直至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医德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奠基、形成、完善直至成熟的漫长历史过程。远古时期是传统医德的萌芽阶段；先秦时期是传统医德的奠基阶段；汉唐时期是传统医德的形成阶段；宋元时期是传统医德的丰富与完善阶段；明清时期达到了传统医德的成熟阶段。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在数千年中医药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传承。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现象凸显，这与医学教育模式滞后导致医务人员医德缺失乃至沦丧不无关系。

医为仁术，济世为怀，病家延请，有求必应，治病救人，认真负责，这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为医先为人，为人先修身。医疗的宗旨，不仅是医治疾病，更是助人心安。“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很多时候，对于医生而言，除了医疗水平高超之外，一颗仁心更比什么都重要。要避免各种令人震惊的医疗问题，毫无疑问，首先就需要扎牢制度的笼子，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医德的教育、医风的培育，融入到医疗卫生事业的每一步中。在这样一个走心时代，唯有仁心仁术，才能浇灌出良好的医患关系。[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