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所谓合理性

评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所谓合理性与合法性慕亚平代中现【摘要】对于“人道主义干涉”，国内外学界出现了一股思潮，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律领域不仅具有现实合理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对现代国际法原则和原理形成冲击。

本文试图从“人道主义干涉”的界说、文化基础、法律依据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人道主义干涉既不存在现实合理性，也不具有合法性；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在现有联合国国际争端解决体制中完全能够得以妥善解决，因而得出结论——人道主义干涉并无单独存在的必要性。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不合理性，非法性，联合国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全文】慕亚平代中现合著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了强硬对手的西方大国利用这“难得的机遇”，将自己的价值观以更大力度推向世界各国。

于是早已成为历史遗迹的所谓“人道主义的干涉”又沉渣泛起，被重新粉饰，大加推广。

一时间“人道主义干涉”几乎成为西方大国随意插手别国事务的“敲门砖”，甚至借此制造了对南联盟长达78天的军事打击等耸人听闻事件。

西方学者为了迎合西方大国霸权主义的野心，大肆渲染“霸权平衡论”及“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等理论，为其强盗行径唱赞歌。

如果说这些理论是西方学界出于其“民族利益”考虑而推行，尚且有情可愿，那么，近期以来我国学界也出现了一股肯定“人道主义干涉”的思潮，在为“人道主义干涉”寻求现实合理性和合法性，甚至提出重构人道主义干涉的制度的主张，则实在令人费解。

本文将从国际法原则和原理上针对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加以剖析，以正视听。

一、认清实质：人道主义干涉并非新生事物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质上，人道主义干涉仍然是属于干涉的范畴。

于是有必要先对“干涉”含义加以评析：有人认为“干涉”是指一国对别国内部事务或其他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专横干预。

也有人主张国际干涉是指由国家共同体执行的对违反国际规范和反对公认的国际社会意愿的政府或叛乱行为的强制行动。

从广义上讲，国家的每个对外行为只要对外产生一定影响，都可以构成对外干涉。

而较典型的干涉则是某种外部势力专断或强制性地介入一国或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内部事务的行为。

笔者将干涉界说为：一国或几国为实现自己的意图，使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手段，以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干预另一国的内外事务，使被干预国按照干预国的意图行事，以改变被干预国所执行的某种方针、政策或存在的情势。

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亦有不同的界定，有人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从非政治立场出发，为终止一国国内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未经该国许可而运用强制手段尤其是军事手段的一种干涉。

还有西方学者认为：主权者合理而公正地行事有一定的限度，人道主义干涉就是为使别国人民免遭超出这种限度的专横和持续的虐待而正当使用的强制。

王铁崖教授认为，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为人道而进行的干涉。

从现今的国际实践来看，已经实施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首先，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干预另一个国家事务的一种形式。

其次，人道主义干涉是基于“维护人权”“捍卫人道主义”的理由。

再次，构成人道主义干涉的另外一个要件，即干涉具有强制性和专断性，或者是具有威胁性。

最后，人道主义干涉是在违背目标国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

从当前出现的与所谓“人道主义的干涉”争论情况看，许多人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似乎被冠以“人道主义”前缀的干涉，就成了合法行为，成了实施干预国的权利。

甚至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似乎成为国家实施“普遍性管辖”的国际罪行，各国可以任意地“得而诛之”，而没有也无需规范和程序要遵行。

因此笔者强调，人道主义的干涉不能被解释为国家的权利。

正如王铁崖教授所言：“历史经验证明，当‘人道主义干涉’被个别国家作为一项针对另一国家加以行使时，它就会被滥用，因为这些国家往往是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为了人道’或‘维护人权’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

所以，认为国家有‘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利的观点是十分危险的”。

假若将当今国际关系中出现的干涉进行归类可见：一类是联合国体系之内的“干涉”，即由联合国组织的“干涉”，或由联合国授权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进行的“干涉”。

这类“干涉”通常被认为是合法的，诸如联合国直接组织的各种维和活动以及由联合国授权进行的反侵略战争等。

另一类是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干涉，也就是未得到联合国批准，或是绕过联合国进行的干涉。

笔者认为，严格来讲，就联合国授权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或由联合国组织进行的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实施的人道主义救援，解决难民问题，监督一些国家或地区举行选举或进行全民公决和维和行动等，不属于人道主义干涉的范畴。

因为，这是符合国际法的行为，不能构成“干涉”。

由此可见，干涉的确定是应当依据合法不合法的标准来判定，而不能仅仅根据从事行动的借口。

笔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性质应当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评价：1、所谓人道主义的干涉，仍然属于干涉，既然属于干涉就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应当属于违法；2、其中的人道主义仅仅是从事非法活动的漂亮的借口，而且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借口；3、人道主义干涉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实践，既不是一种制度，更不是法律领域的一项权利，它不过是国际政治领域中霸权主义思潮的演绎。

4、应当警惕防止别有用心者。

无论是历史上的人道主义干涉思潮，还是现在流行的新干涉主义，其实质无非是要从根本上破除主权国家的“坚实的法律外壳”，而一旦这个外壳不存在了，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对任何不听从其指使的国家进行干预。

人道主义干涉并非当代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新生事物，而是在历史上早已有所存在。

至于最早提出“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究竟是不是国际法开山鼻祖格老秀斯，我们暂且不去考究，但西方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会及其形成的海牙体系既是近现代国际组织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同时也使国际干预出现了雏形。

在此以前的整个19世纪，尽管不干涉主权原则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西方社会仍认为存在两个例外：一是当国家为保护其在国外的国民的生命、财产和物质利益的时候；二是当别国以一种远低于文明人所认可的标准虐待其公民并因而震撼人心的时候；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国家可以进行干涉。

由上述可见，人道主义干涉决非什么新生事物，现今的人道主义干涉完全是历史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翻版。

现在重新提出的试图在当今国际政治、法律领域为其寻求所谓合理性、合法性的做法，只不过是试图用新瓶装旧酒，达到兜售和推行其政治策略和价值观的目的而已。

二、缺乏伦理基础：“人道主义干涉”的不合理性支持“人道主义干涉”具有合理性的观点认为，“人道主义干涉”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其具有三个要素：在伦理道德上具有可接受性、在实践上具有必要性、在效果上具有无害性。

以下本文将针对从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人道主义干涉”在伦理道德上是否具有可接受性问题。

从二战时期希特勒纳粹主义屠杀犹太人到前不久南联盟政府“制造科索沃人道主义灾难”，这些人道主义问题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都为人们所不齿。

不可否认，基于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和尊重，对于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和发展权不仅受到应有的人文关怀，而且得到国际社会从法律层面的确信；这从各国晚近立法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些许例证。

这可以认为对于人权的关怀已蕴含在各国文化之中了。

但是，如果基于这个认识，便断定“人道主义干涉”在伦理道德上已经具有可接受性是值得商榷的。

大规模侵害人权确实违背了人类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观，甚至可能对全人类安全构成威胁，对于这些行为的制止和干预是很有必要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就有了限制侵害者（国家、个人或其他组织）并予以打击（尤其是军事手段）的自由权利。

如果这种“人道主义干涉”在实践上的完全可接受性尚未定论，那么，在伦理道德上是否具有可接受性就更令人怀疑了。

支持人道主义干涉在伦理道德上具有可接受性的主张中，有些观点认为人道主义干涉从道德和伦理层面看，具有正义性，是属于正义战争。

试图以此为其寻求合理性的依据。

在此，有必要对所谓“正义战争”（just war）观念加以分析：“正义战争”观念在西方社会已有很久的历史，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战争必须具有正义的理由和正义的手段。

从公元5世纪初的奥古斯丁（Augustine）、13世纪的阿奎那（Aquinas）直至本世纪，在西方社会一直存在着对这样一个传统观念的讨论，目的是确定两点：第一，在什么情况下国家可以合法地使用军事力量；第二，战争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正当地进行。

在当代，这种“正义战争”传统已演化成了六个原则：第一，有正义的理由；第二，必须由合法权威决定使用暴力；第三，使用暴力必须是最后手段，即所有解决争端的和平手段都已试过并都失败；第四，战争可能造成的伤害与可能实现的正义相比，必须是相称的，即战争所实现的正义必须大于所造成的损失；第五，战争至少必须有成功的可能；第六，战争的方法必须使对非战斗人员的伤害降到最低限度。

这种“正义战争”传统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完全不谈及主权国家，似乎是一个纯粹的道德原则。

在早期基督教世界，还不存在主权国家，进行战争主要是出于道德理由。

在中世纪，十字军的东征就是罗马教廷肯定的一场“正义战争”，即所谓的“圣战”。

然而，人类文明发展到17中叶，国家主权观念无论是在国际关系中，还是在道德伦理观念中都已经形成。

进入21世纪，奉行霸权主义、打着“人道主义干涉”旗帜的国家，它们在诉诸战争行动进行干涉的时候，由于侵犯了别国的主权，是决不会按照国际法或主权标准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的。

它们总是要寻求一个是更为动听而合理的理由——“道德”标准。

这个时候，它们便会意识到基督教传下来的“正义战争”观念，在淡化“国家主权”，掩盖人道主义干涉罪恶本质方面可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

而在事实上，标榜“人道主义干涉”的西方国家也并没有遵行他们的标准。

以北约对南联盟轰炸事件为例，即使以它们所宣扬的“正义战争”标准来衡量也是根本解释不通的：首先，北约发动战争的理由是科索沃发生人道主义灾难，但大量的难民潮恰恰是出现在北约发动空袭之后；第二，西方国家并未真正进行外交努力，所谓的谈判，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实质上是下最后通牒；第三，北约的战争行动已对南联盟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包括巨大的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的损失。

面对这些无法解释的难题，那些“正义战争”论者都不得不出来说话了，哈佛大学神学教授赫尔就是从“正义战争”传统出发对这场战争提出了批评，认为北约的狂轰滥炸使平民的生命危险超出可接受的范围，而“区域轰炸”更不符合任何战争道德标准。

其次，关于“人道主义干涉”在实践上是否具有必要性问题。

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对国际秩序的危害，人所共知，无须赘言。

从实践层面看，无论是从保护人权、实现人权本身的角度考虑，还是从整个国际社会安全秩序考虑，对于人权的保护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