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征看杜甫.朱延涛

由《北征》看杜甫及其诗歌艺术

朱延涛

（空军第一航空学院社科部，河南信阳 464000）

提要：杜甫《北征》写于“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三年（公元757年），此诗叙写了作者由凤翔归家途中的经历感想，以及到家后的情事，并提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期望。

关键词：杜甫；《北征》；诗歌艺术

唐肃宗二年四月（七五七），杜甫逃出长安，至行在凤翔，五月授左拾遗，后因疏救房馆，触怒肃宗。八月，放还福州探望妻子，因作此篇。它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是杜诗长篇叙事诗的代表作，合称“双璧”。后者写于“安史之乱”前，而此文作于“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三年（七五七），全诗叙写了由凤翔归家途中的经历感想，以及到家后的情事，并提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期望。

下面我将具体分析此文，并试着从中探索和发掘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特色和沉郁顿挫的情感特征及艺术技巧，我认为全诗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开头至“东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叙写告别肃宗，回福州，并表忠心。虽则被放还，仍念君王之恩，“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这或许是一种所谓“怨而不怒”的讽刺，然而杜甫更把肃宗奉若圣主，并对之寄予绝高的期望，在他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好皇帝的幻想，似乎近迂，不过这正是他的儒家信仰所必然决定的，也正是这一点使他认识不到“惟以一人治天下”的极端不合理性和危险性，而关于圣主的期盼的彻底解构也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最终完成的，所以在此我们似乎不应该对诗人苛求太多，而应更多地把它看成是诗人的一种政治理想，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诗人。

第二部分，“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到“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记述归家途中见闻及感想，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安史之乱”所造成的社会凋敝、疮痍满目、民不聊生的惨状，对战乱进行了最痛心深刻的控诉，“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靡靡逾阡陌，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本来我们觉得诗人应该要痛斥战争的罪恶了，一种不平愤懑之气要喷薄而出了，然而诗人笔锋一转，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把这种深沉的痛楚抑制住了。“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一个回首把诗人内心复杂的情感波动凝聚了起来，把平定战乱的全部信念倾注到了逃难在外的皇帝身上，这是诗人的期望，也是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的内心渴望。在饱尝了悲苦困顿之后，诗人看到青云，也不免动了离尘绝俗、避世隐居的情趣，又看到“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的野林欣欣向荣、果实累累，简直是世外桃源，由此诗人“益叹身世拙”，在这赫然的对比之下，更加突显出乱世人生的动荡流离之苦，诗人的所指愈加沉痛哀绝。接下来诗人写到“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虽无正面描写，却从战争的后果揭出了战乱的残酷悲凉，更加震撼人心，不知不觉中显示出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也或许是诗人不忍回想官军面临叛军时的溃败，不过，“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这四句诗就足以概括官军的惨败，更可见出诗人内心难以言说的悲痛和忧伤，也正是由于此战的败北，诗人堕胡尘。一路的经历已暗示了家庭也一定受尽了破坏，这更加深了诗人的痛苦，同时也更加强了诗人对“中兴主”的渴盼。

第三部分，“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到篇末。述说了回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加的情事，之后又着重叙写了在家听到回汔助肃宗收复两京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并抒发了一番真挚而深刻的感慨。“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中的经年、百结，精练而准确地

将战乱带给人民的深重苦难，给人民造成的穷困潦倒、离乡背井的惨状表现了出来，其中有一个细节刻画，更是令人心酸失声，“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面对此情此境，诗人怎能不悲凉心痛？怎能不对战乱大加控诉？然而诗人的坚忍与沉郁再次抑制住了激烈的情感，只是“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然而我们可见诗人悲痛之深之切，凄惨而强烈的情感竟击倒了这个正值壮年忧国忧民满腔热忱的赤子，面对妻子儿女的悲惨的生活，诗人内心怎能不怀有深深的愧疚和自责？面对如此家国之痛，诗人实在困窘难言，作为丈夫和父亲，他很不称职，甚至是失败，然而整个国家都陷在巨大的破坏之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诗人从自己一家的处境写来，更加真实，深切，更能打动人心，从具体可感的片段入手，更加容易把握，更有感染力，不至于流于主观发泄和抽象议论，这正是杜甫“以小见大”手法的出色运用。同时，“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四句诗又真实而温情地表现了童真与父爱的动人场面，天伦之乐的心灵慰藉也抚平了长期以来的生理折磨，这是多么温馨而迷人啊！继之又写到“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更加显出此刻的甜蜜和幸福。然而诗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并未简单地停留在这种团圆的氛围中，诗人马上就想到了“至尊尚蒙尘”，又在渴望着早日“休练卒”，也就是希望朝廷能尽快平定战乱，果然是天旋地转时运来，“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诗人用这种带有象征色彩的诗句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渴望，用近似迷信的说法来为即将扭转的战局增光润色，更显得是民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可以说别有一番深意，而不是所谓简单的迷信。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诗人高度肯定并赞赏了肃宗面对朝中对借用回汔兵的反对声音时的英明决断，虽说这是迫不得已，但毕竟借此挽救了唐王朝的亡国之命，的确值得肯定，但诗人却由此过高估计了肃宗个人的治国才能，同时也没注意到当时社会就已透露出的不可避免的衰亡之气，于是诗人下面的感慨与讽劝就多少显得缺乏理智的分析了，但终究体现了诗人的崇高气质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到此，我们本来以为诗人会进一步向君王提出兴国纲领之类的建议，谁知诗人又忆起了往昔，指出起祸乱的奸臣贼党已被清除，赞颂了玄宗的当机立断，以古例今，“不闻夏殷衰，中有诛褒妲”，说明玄宗毕竟不同于亡国之君，“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又盛赞其才能，继之，诗人又指出“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门”，一方面说明国家遭乱已太久，以致朝政荒废，同时也是对肃宗的委婉的讽谕，更重要的是向肃宗指明玄宗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你才真正是匡扶唐朝、能力挽狂澜于即倒的中兴之主，“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阕”，就是最好的注脚和证明。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诗人的创作是相当有选择性的，是相当注意分寸的，即非常注意所表达主题的严谨性，决不让其他的因素来干扰中心思想的表达。既然诗人在这里要表达的是对中兴之主的渴盼，是对“安史之乱”的严厉抨击和批判，那就要避免在诗中表现出对皇族统治者的荒淫腐朽的揭露，要尽量把战乱的全部罪责归咎在安禄山和史思明等叛乱者的身上，并且要集中表现圣明的君主在危乱之中的英明决断和非凡的控制局势的才能，因为关于战乱的原因，诗人已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分析，而诗人在那篇文章中，也正是为了对统治者的腐化堕落朝政荒废和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剥削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和批判，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诗人的这两篇叙事长诗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既然战乱已经爆发，而朝廷也正在竭力平定，并且对于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来说，渴望恢复安定的生活已成为最迫切的需求，同时大家又都认识到叛军的丑恶嘴脸和狼子野心，所以诗人的这首长诗实际上也就等于是顺应了人民的心意而写就的，而这也是合乎人的感情规律的，并且诗人在篇末也以高度的乐观精神和积极处世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对盛世再起的真诚期盼，希望能再现“煌煌太宗业”，然而这只能是诗人的一厢情愿！不过，诗人终究没放弃希望，放弃理想，胸中的盛世之梦依然熠熠闪光，照亮了诗人伤痕累累的心。作为一代杰出的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让我们看到了他那同样引人注目的理想主义的一面，显得更加可爱可亲，更加让后辈复后辈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