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和限度条件

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和限度条件

阮能文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应该以“着手说”为主，而兼顾其他;限度条件中应坚持“必要说”，权益衡量原则，是衡量的重要依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呈现交叉关系，仅二者同时具备时才超过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根据一般的刑法理论，正当防卫是指为了防卫自己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反击行为。对于正当防卫作为刑法意义上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等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不存任何异议，但是在正当防卫成立要件该当性上的时间条件和限度条件，由于法律规定较为笼统，各方争论不休，仁智互见，迄今还没有较统一说法。笔者无意窥一斑而盖全豹，只希望在这问题上的简单思考能对司法实务有所助益。

一、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依据刑法规定，正当防卫行为的实施必须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之时，“正在进行”一般理解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但是尚未结束。

(一)何谓已经开始，同样存在众多不同见解，笔者择几种有代表性的学说分述如下：

“着手说”认为，应该以不法行为人实际着手的时间作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的时间。如在故意伤害案件中，不法行为人手持菜刀对受害人开始实施砍杀的时间即可以认为是不法侵害已经开始;“临近说”认为，对于某些危险性较大

尤其是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时的不法侵害，其已经开始的时间应该提前到预备行为转入着手的时间;“现场说”认为：不法侵害开始的时间应该是在不法行为人进入实际发生侵害的地点也就是进入现场的时间。

仔细分析上述各种学说，暂且不对它们作优位评判和价值取舍，都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由于观察问题的视角不一，且不够开阔，以致于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着手说”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司法实务中，可以发现有不少的不法行为的实施常常就是在那一刹那，依据“着手说”，对这些危险性特别严重且具有突发性的不法行为，如果要在已经着手时方可实施正当防卫，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使防卫不到位，不利于对被侵害法益的充分保护。而且，对于“着手”本身，在刑法学界的争论甚大，如何认定着手，本身即是一个问题。“临近说”观察的视角过于狭小，在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的问题上，仅仅具有殊别性，而不具备普适性，因此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形。对于“现场说”，能对“着手说”的缺陷作某种程度上的补正，但是该学说最根本的缺陷在于，某些情况下是不容易确定的，任由防卫人主观臆断不法行为人已经进入现场，就实施所谓的正当防卫，很容易引起正当防卫的滥用，引起道德危险。

综合上述各种学说及司法实践中纷繁复杂的情况，笔者以为，认定不法行为开始应该坚持如下标准：在一般的情势下，以不法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不法侵害的时间作为开始的时间，在某些危险性大、程度强烈、具有突发性的暴力性不法侵害，为了能有效保护法益，即使不法行为人尚未着手，或者不法行为人尚未进入作案现场，只要根据当时之具体情势，即可认为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可以实施正当防卫。常常进入现场是判断不法行为开始或者即将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上所述，既然坚持以“着手说”作为判断不法行为已经开始的原则性标准，但是由于对“着手”的含义极其判断本身即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对刑法意义上的“着手”问题澄清，以期能够更好把握。关于如何认定“着手”,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客观说”、“主观说”、“折衷说”三种有代表的学说。

“客观说”为刑事古典法学派所主张，认为判断是否着手应该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而不能以行为人主观意思为标准，即该学说强调判断着手时的行为的客观性质，而排斥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客观说”一味强调行为的客观性质，而置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于不顾，是判断着手问题走向一个极端的表现，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不足。

“主观说”为近代刑法理论所主张，该观点站在犯罪人危险性格的发现这个立场，认为判断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应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入手，以证明行为人具有犯罪意思为根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离开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则着手实行就无法判断 [1]。由此可见，“主观说”是抛弃行为的客观性质而完全建立在行为人的主观意思的基础上判断着手的，很明显是对“客观说”的过于矫正，注定也走向了另以极端，也是带有局限性的。

“折衷说”也称为主观的客观说，其侧重于主观说。该学说主张对着手问题的判断不应该单纯用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或者行为的客观性质为基础，应该坚持结合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判断其行为侵害法益的危险性是否已经达到迫切的程度，并以此作为判断不法侵害已经开始的标准。即在坚持二者相统一的基础上，而对主观方面有所侧重。

笔者以为，“折衷说”集“客观说”和“主观说”之优点，克服了两者之不足，能兼顾行为人当时的主观意思和行为的客观性质，同时在具体的案件中，对着手的认定不是在主观意思和行为客观性质上均分，而是侧重于行为人的

主观意思，不法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是其主观意思的外化，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行为的客观性质决定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所以，侧重于行为人的主观意思来认定着手显然更加趋于合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认定标准。

(二)直接认定尚未结束显然有一定的难度和不利于操作，相反，确定结束和尚未结束的“临界点”相对更容易一些。把握好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不同形态，也就能依据“临界点”确定尚未结束的形态。对于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有三种情形：

首先是“侵害结束”，是指不法行为人对客体的侵害已经完成，达到了不法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在该过程中，受害人(特指有受害人的场合)没有进行正当防卫或者防卫失败，而且根据当时的情势，客观上没有再进行不法侵害的可能，不法行为人没有再对客体进行侵害的主观意思。

其次是“自动结束”，该种情形表现为不法行为人在实行不法侵害的过程中，出于惧怕、悔恨、良心上的发现或者其他因素出自内心地自动彻底中止不法行为人主观上认为原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对客体的侵害。此时的自动中止与认定直接故意犯罪时的中止形态谓为同一，仍然包含两种情形：自动中止不法侵害和在不法侵害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此时，受侵害的客体已经完全脱离危险，没有也根本没有进行正当防卫的必要。

再次是“被迫结束”，该种情形是指不法行为人在实施对客体的不法侵害的过程中，由于实施了有效且及时的正当防卫，对不法行为人进行了有效制止，使其在当时的情形下不再具备继续侵害的能力，即使其“不能侵害”，或者是在实施不法侵害的过程中，由于出于不法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将不法侵害进行下去，而根据当时之情势，显然也没有继续实施侵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