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情况
明清时期 古代徽商兴盛的原因和其主要特点
明清时期古代徽商兴盛的原因和其主要特点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
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
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
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
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quot;，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
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
徽商——中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商帮
徽商——中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商帮徽商徽商的定义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的总称。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徽商的形成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
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
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
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
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
尤其是随着提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
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徽商的兴盛与发展历程
徽商的兴盛与发展历程徽商是指起源于徽州（今安徽省徽州区）地区的商人，以其在中国封建社会内外贸易中的活跃和卓越表现而闻名于世。
徽商兴盛与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以下是徽商兴盛与发展历程的主要阶段：1.隋唐时期（581年-907年）：徽州作为一个重要商贸中心开始形成，并且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
徽州商人以纺织业为主，经营丝织品、绸缎等商品，与中原地区和海外进行贸易，取得了丰厚的利润。
2.宋元时期（960年-1368年）：徽商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壮大。
徽商的兴盛得益于徽州地理位置的优势，作为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徽州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徽商开始经营茶叶、盐业、铜器、瓷器等商品，并且由于在宋金两朝之间进行的频繁贸易，徽商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3.明清时期（1368年-1912年）：明清时期是徽商的鼎盛时期，徽商的商业网络扩展到了全国范围。
徽商的贸易活动涉及到了盐、茶、纺织品、银杂、蜡烛、化学制品等多个领域，在多个城市设立会馆、商号和分支机构，形成了庞大的商业帝国。
4.近代时期（1840年-1912年）：由于清朝的内外部问题，徽商的发展开始受到一定的限制。
然而，在这一时期，徽商仍然保持了很高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他们参与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并逐渐转型进入现代企业经营领域。
徽商在近代银行业、保险业、纺织业等行业中崭露头角，成为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总的来说，徽商的兴盛与发展历程是一个漫长而辉煌的过程。
他们以勤劳、敬业和诚信的商业精神为基础，通过与中原地区和海外贸易的活跃，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徽商的兴盛给徽州地区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也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徽商的辉煌
(三)以儒道经商 三 以儒道经商
1、以诚待人，以信服人； 、以诚待人，以信服人； 2、薄利竞争，甘当廉贾； 、薄利竞争，甘当廉贾； 3、宁可失利，不可失义； 、宁可失利，不可失义； 4、注重质量，提高信誉； 、注重质量，提高信誉； 5、热心公益。 、热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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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热心公益的徽商
黟县人吴翥(1875~1916年)，为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又在上海、无锡等地 年 ，为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买办，又在上海、 黟县人吴翥 开设丝厂，获利颇丰，拥有数十万元的资产。但吴翥为人却很宽厚， 开设丝厂，获利颇丰，拥有数十万元的资产。但吴翥为人却很宽厚，慷慨好 凡遇善举，毫不吝惜，有义士之风。今择其要者，略举数例： 义，凡遇善举，毫不吝惜，有义士之风。今择其要者，略举数例： 修筑“延寿亭” 民国二年 修筑“延寿亭”。民国二年(1913年)，其母七十寿辰，吴翥遵母嘱，捐银 年 ，其母七十寿辰，吴翥遵母嘱， 两千，在家乡黟县择中途之要者，分别建亭十二座，名之曰“延寿亭” 两千，在家乡黟县择中途之要者，分别建亭十二座，名之曰“延寿亭”。 修建挹秀桥。黟县横江，是休、祁往来冲道。清顺治间，邑人余起光、汪 修建挹秀桥。黟县横江，是休、祁往来冲道。清顺治间，邑人余起光、 琼等捐资建造“挹秀桥” 吴翥回黟暂住，目睹石桥倾塌，慷慨解囊， 琼等捐资建造“挹秀桥”。吴翥回黟暂住，目睹石桥倾塌，慷慨解囊，独 捐建桥之资，越二载而桥成，共用去银元一万两千元有奇。 捐建桥之资，越二载而桥成，共用去银元一万两千元有奇。乡亲将其命名 之曰： 吴翥亭” 以志纪念。 之曰：“吴翥亭”，以志纪念。 兴办教育。吴翥捐银 万 委托族人在家乡横冈村兴办敬业小学。 兴办教育。吴翥捐银3万，委托族人在家乡横冈村兴办敬业小学。校内设 在当时的黟县属一流的。 备，在当时的黟县属一流的。 修筑无锡钢桥，花费六万余元，其他如上海闸北区办救火会、孤儿院、 修筑无锡钢桥，花费六万余元，其他如上海闸北区办救火会、孤儿院、贫 民小学；捐助上海、 在家乡出资助刊《黟县四志》 民小学；捐助上海、九江的徽商会馆 ；在家乡出资助刊《黟县四志》、 周恤贫困亲邻、资助发展蚕桑等等，不胜枚举。 周恤贫困亲邻、资助发展蚕桑等等，不胜枚举。
徽商的起点和终点 明清“第一商帮”传奇
CULTURAL GEOGRAPHY28徽商的起点和终点文 王世华 图 咏物无声 马洪伟 王宁 方托马斯 黄山家进 清溪Rise and Fall of a Legendary Business Group明清“第一商帮”传奇Huizhou Merchants环球人文地理29徽商又称徽帮，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六县的商人所结成的商帮。
作为中国三大商帮之一，徽商兴于明中，衰于清末，他们从筚路蓝缕，到如日中天，最后却是曲终人散辉煌不再……古时，徽州府地处万山丛中，重峦叠嶂，林木葱笼，景色宜人，但这也意味着缺少耕地：人们只能在山坳处艰难垦辟零星薄田，或在山上修建梯田。
山高难蓄水、山洪又发之频繁，眼看已是农业不兴，民生多艰，人口却还与日俱增。
想要生存，只得另谋其道。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包袱雨伞，夹着就走。
”这句徽州古谚，正是当地人年纪轻轻外出从商的真实写照。
明代中叶，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手工业进步，贸易兴起，“都会”、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远走他乡的徽商乘时而起，又凭其团结质朴、好儒重文的特性，从众多商帮中脱颖而出，以至于无地不至、无货不居。
从贫苦中走出的徽州商人，在创业成功后同样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
明代文人嘲其吝啬，说有一位在苏州做生意的徽州人，炒了不少盐黄豆放在瓶中，吃饭时用筷子从瓶中夹之佐餐，每顿饭自限不得超过数粒。
有人告诉他：“你的儿子在外面大吃CULTURAL GEOGRAPHY30本图摄于婺源江岭，徽州各地地形大多如此，重峦叠嶂，雾云缭绕，虽景色宜人，但人们只能在山上开辟梯田，在人口剧增的明清时期，山中粮田无法自给自足，徽州人只得翻山越岭到别处去寻找生机。
大喝。
”此人听后大怒，将瓶中盐豆倒了一把在手中，全包在嘴里，叫嚷道：“我今天也来败些家当了！”令人捧腹的笑话，却折射出徽州商人一路从无到有的经历与艰苦创业的精神。
“第一商帮”的发家史从“两手空空”到“无货不居”在晋、唐、北宋末三次移民浪潮中，中原大族举族南徙，到徽州落脚。
徽商特征分析
徽商特征分析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
其基本特征乃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一、宗族特征明显徽商活动的宗族特征十分明显,他们利用宗族和乡党势力，扩大资本,垄断市场，立足两淮盐业，实行“月折”制度(就是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建立商业会馆，使这支劲旅活跃商界数百年而不衰。
二、贾而好游爱读书的徽商，既爱读案头之书，亦爱读案外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徽商，雅好旅游，在游历祖国的名胜古迹、秀丽河山的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行万里路”如同“读万卷书”的宗旨.如谱中记载绩溪商人章必泰：“性嗜学，喜吟咏,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凡名山胜迹无不游览,兴至辄吟诗以纪其事."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并录艺文之未备者以归，详见所撰闽游纪事。
”身为一代儒商的章必泰,不仅心系家乡文化教育的发展，更是追求高尚的精神财富。
在游历中撰成《闽游纪事》篇。
“寄情于江湖"的必泰把游历中的审美享受当作人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必泰之所以成为“儒商”不仅因为其具备了儒雅的学者风度，更是在游览名山胜迹中通过美的洗礼,提高了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了高尚的审美情趣.正是这种高尚的审美品格,构成了儒商之“儒”的基本要素,也铸成了徽商“贾而好游”的时代特征.三、遍布全国徽商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明清徽商是清朝时期，位于安徽省徽州市的一群商人，他们深耕民众手中，以贸易和财务技能换取荣华富贵，从而改变了徽州的命运，极大地推动了安徽经济的发展。
徽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其发展历史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明清六朝的变迁。
当时，徽商以其独特的文化气质、高超的生意技巧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商业机构，吸引了众多的文化名流，成为安徽的文化中心。
徽商的基本民族特征是宁夏文化。
宁夏文化是安徽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他们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信仰、性格等。
徽商特有的民族特性为他们提供了优势，使他们能够融入当地文化，也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
明清时期，徽商把宁夏文化融入社会各个领域，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们在商业活动、娱乐活动以及经济学、政治学、文学等各种领域都发掘出了宝贵的价值。
明清徽商走向巅峰，也促进了安徽经济的发展，他们把新的生产技术引入安徽，推动了当地的商业活动，拓宽了安徽经济的垂直和水平发展。
在安徽各地兴起了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徽商也开始涉足当地的农村经济，促进了安徽农村的发展。
此外，徽商还参与安徽和贵州的贸易，把贵州的黑金和桃花子引入安徽，增加了安徽的收入，推动了安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徽商以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和高超的商业技能，谱写了安徽经济发展史上传奇性的篇章，也为安徽经济发展未来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与希望。
明清徽商的兴衰史
明清徽商的兴衰史徽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商帮。
它起于安徽，却成就于安徽以外的地方，比如说扬州。
当然，和胡雪岩一样，古代很多徽商都是凭借权力的关照而获得“特许经营权”的，所以最后也失败于政商关系。
在两三百年前徽州这一带的自然条件不是很好，交通不是很方便。
在徽州有一句土话，叫作“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缺吃少穿的，物资匮乏，生活不容易，上一辈子没修好才生在这儿，长大了赶紧扔出去。
正因为物资匮乏，经济环境恶劣，才使得徽商在自由打拼的过程中，拼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徽商有很长的历史，最广为人知的是明清时代的徽商。
他们是如何飞黄腾达的呢？这要从明朝初年说起。
明朝初年，北元的势力还很强大，所以政府就在北方屯集了大量的军队。
为了供应军粮，政府颁发了一道命令：谁能够把军粮送到前线，就给谁多少原盐。
也就是吃的那个盐。
这样的话，通过奖励一些卖盐的指标，来弥补送粮食的成本，刺激商人的积极性。
最早干这件事的是山陕商人，也就是山西和陕西的商人。
他们离得近，当然得到一些地利。
可是当时管理盐政的机构设在扬州。
山陕商人在扬州人生地不熟，即便运了粮食，拿到了指标，但把指标换成钱，换成现银，换成真实的财富，他们一直做得不顺，于是干脆把这个指标倒给了徽商。
山陕商人的这种做法放在现在来说，就叫炒卖指标。
慢慢地，徽商手上积攒的盐的指标，当时叫“盐引”，越来越多。
政府管盐不仅管指标，还管销售地点，盐商只能卖到指定的地方，这叫“引岸”，说白了是为了保护盐商的利益。
在当时，食盐的利润率大概有800%。
所以只要有了这些“盐引”，徽商当然就大展拳脚，快速积累起巨大的财富。
比如乾隆时期被称为“扬州八大商”之首的江春，担任两淮盐业总商四五十年，被誉为“以布衣结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
乾隆几次下江南，都不愿意住在行宫，而宁愿住他家里面。
乾隆身上有点私房钱，也不愿意交给内务府的人，更不会交给户部，宁愿交给江春帮他理财。
徽商是中国最强大的商帮
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下属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绩溪、黟县、祁门）商人集团的总称，在明清时期称雄三百年，是中国最强大的商帮。
徽州历史上的土著居民是山越，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原相差甚远，文化习俗差异更大。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孙吴政权打败了山越，中原汉族移民开始大规模迁入徽州，给徽州带来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
宋元时期，徽州开始出现了具有区域影响的商人集团。
到了明代，徽商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
在明代中期的商品经济发展浪潮中，徽商将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一直维持到清代中期。
清代晚期和民国年间，在社会动乱和外来入侵的冲击下，徽商逐渐衰落，但仍维持着一定的影响，并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明清徽商经营“足迹几遍天下”，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甚至远达日本、暹罗等国家。
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区。
经营资本方面，徽商资本来源主要有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劳动资本和官僚资本等七中类型。
组织方面，主要有两大商会──徽州会馆和徽商公所。
徽州会馆是由流寓客地的徽州同乡所建立，专供同乡人集会、寄寓的场所，也是徽商的地缘组织，而徽商公所则是徽州商人以行业为基础自发建立的业缘组织，兴盛于清朝乾隆、嘉庆时期。
徽商涉猎的行业五花八门，如盐业、典业、茶业、木业、粮食业、绸布业、医药业、漆业、出版业、饮食业等，创造出巨额财富，成为徽州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
徽商创造的巨额财富，成为徽州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
在徽商这个“酵母”的催化下，明清时期的徽州文化教育发达，科举及第者极多。
这个时期的徽州在人文学术上也达到了极高水平，涌现出一批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大师。
其他如医学、版画、篆刻、戏剧、工艺美术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徽商以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经营项目多、兴盛时间长且崇尚文化为特点，成为过去最大及最有影响的商帮之一。
明清两淮的徽州盐商
明清两淮的徽州盐商如果说叶淇变法使徽州盐商兴起，那么纲运制的实施则是徽州盐商发达的开始。
如果说叶淇变法让徽商第一次大批到达两淮流域，那么1617年的纲运制则揭开了徽商第二次成批到达两淮的序幕。
1415年，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
到明朝中后期，徽州到扬州的标准路途大约为700里，水路成为徽州到扬州最为便捷的交通方式。
当山西商人把大同、张家口等地逐渐变成边区商贸重镇时，叶淇变法和纲运制让扬州在明朝的区位优势急剧蹿升。
徽州盐商逐渐称雄两淮与晋商不同，多数徽人是结伴来扬州的，并且大多是徽州大姓，即晚清民国人陈去病所说的汪、程、江、洪、潘、郑、黄、许八姓。
其中，来自徽州歙县江村外村的江氏家族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徽商崛起于两淮的历史进程。
到了万历年间，徽州在两淮的大商人势力已超过山陕商人。
江国茂就是那时来扬州的徽州人，早年他与四方名士结社论文，从游甚众，但后来放弃了秀才的学业，来到扬州从事起了盐业。
对此，万历时《歙志》记载，原来所谓大商人都是燕、齐、秦、晋之人，而今“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
同一时期的《扬州府志》也记载，扬州的盐商，“新都（徽州）最，关以西、山右次之”。
对此，明人谢肇涮写道：“在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
”真正奠定江氏家族在两淮盐业地位的，是江国茂的儿子江演。
江演的历史机遇就在于，他碰上了一个对于徽商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盐业新政，这就是1617年由户部尚书李汝华和两淮盐政大臣袁世振等倡导并推行于两淮盐场的改革：纲运制。
纲运制，是食盐专商制度的开始，它的内涵是盐由老百姓生产，由商人收购、运输和销售。
唐朝中叶，刘晏创立了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在历经了855年之后，至此被食盐专商制度所取代。
两相比较，就场专卖归利于国，纲运制则归利于商。
纲运化的本质，就是把商人的利益与官方的利益绑在了一起。
因为官方拖欠盐商积引过多，盐商购买新引的积极性就不够，这样官方的盐税和财政就没有保证。
明朝徽商的兴衰
明朝徽商的兴衰徽商是我国历史上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地域性商帮，起于东晋、发展于两宋、兴于明末清初、衰于清中、亡于清末，其在兴衰过程中与统治阶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徽商，专指古代徽商，是古徽州一带商人的总称。
徽州在古代（明清以前）又有“新安郡”的别称，因此，徽州商人又被称为“新安商人”。
徽商萌生于东晋，隋唐时期已在当地小有名气，直到宋代才形成一定规模，后经过不断发展最终缔结形成了一个商业“帮派”，被世人称为“徽州商帮”，简称徽商。
古徽州大致位于今天安徽、江西和浙江三省交界，歙县、休宁县、婺源县、黟县、祁门县和绩溪县合围区域。
在地理位置上，古徽州地区以丘陵为主，这样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徽州人被迫外出经商”之说，明末“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弊书》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
”徽商的经营范围很广，足迹遍布全国，与潮商、晋商被合称为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其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除了粮食、绸布、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品之外，还包括“文房四宝”、典当、茶叶、食盐等，其中盐、茶、木、典被称为徽商经营的“四大宗”。
下面就来具体聊聊明朝徽商的兴衰。
明朝中后期徽商的兴起明朝建立以后，徽州商帮的势力日渐增大，至明陈化到万历（1573-1620 年）的一百多年里，徽商的发展进入第一次“黄金时期”。
当时徽商的发展形势，万历年间的《歙志·传》这样记载的：“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一）木商的崛起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自古以来树木就特别繁多，而且树木的品种也多，因而木材资源十分丰富。
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徽州的木材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内产外销”模式而转向了“外购代销”模式。
随着自然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徽商不断向国内木材大市场进军，逐渐占领了我国东南和西南重要的木材产区，并通过“贱买贵卖”赚取大量财富。
试论明清时期徽商发展的原因与作用
试论明清时期徽商发展的原因与作用摘要：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是我国商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徽商的成功既是因为客观环境造成的长久的经商历史，也有着主观上的原因，徽人“以儒入商”使得徽籍官员为徽商撑起了保护伞，也使得其获得社会上的认同，使得徽人在共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众帮众”的大商帮。
关键词：徽商环境儒商庇佑明清时期，徽商的强势兴起是商业经济史上令人瞩目的现象，本文所知的徽商是指谓以徽州本土为联结纽带的庞大的商帮集团。
这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商帮，曾雄踞华夏商界达三百年之久。
徽商在明清时期的兴盛是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的。
1、客观环境地域的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的人”，徽商的形成发展是与徽州商人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
徽州多商贾的直接动因就是由于人地矛盾所引发的生存危机。
徽州地处万山丛中，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不利，明代顾炎武认为:“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麦红虾籼,不宜稻粱。
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壅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
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
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
郡者,常十九。
⋯⋯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
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1土地贫瘠，依靠土地不能过上富足的生活，人地矛盾刺激着人们不能靠着土地过活，被迫出外谋求出路，外出经商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有必然性。
徽人“出贾风习已久”，据相关史料记载，东晋时期，徽州商人就应运而生。
《知新录》上说，“盖新安居万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经营四方，绝无治生之策”，早在东晋时代，就有不少徽州人因“居万山之中，地少人稠”，而不得不“经营四方”，开始商业活动了。
到了明代嘉靖至清代乾隆末年的三百多年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
这时，徽商营业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资本之厚，皆在当时各地商人集团之列。
据徽州地方志记载，“农十之三，贾七焉”，“以货殖为恒产”；甚至说“田少民稠，商贾十之九2”。
元明清时期的徽商与商业文化
元明清时期的徽商与商业文化徽商，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商业集团，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元明清时期的徽商无疑是徽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他们的商业活动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繁荣，也在徽商团体内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
首先，元明清时期的徽商以其独特的商业模式而闻名。
他们以长途贸易为主，不仅在国内展开了广泛的贸易活动，还与日本、东南亚、南亚等地进行了频繁的商贸往来。
徽商们擅长运用先进的商业技巧，通过合资合作、货物订购、票据交换等方式使贸易更加顺畅高效。
他们还大量运用信誉背书、互保互利等风控手段，使商业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这种商业模式，不仅有力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也为后来的商业文化奠定了基础。
其次，徽商的商业信奉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
徽商以“诚信”和“亲情”为核心价值观，注重与他人建立起持久稳定的商业伙伴关系。
他们以“信件”为重要的商业沟通工具，通过书信往来，建立了广泛的商业联结。
与此同时，徽商注重家族企业的继承和培养，通过掌握商业秘密的传承，使商业机密代代相传。
这种商业信奉与合作精神，形成了徽商独有的商业文化。
再次，徽商在徽州地区兴起了商城文化。
商城是徽州地区特有的商业场所，徽商们把商城看作是商业活动的核心地带。
商城无疑是商业文化中一个重要的象征，徽商们通过把商城规划为集中商业活动的场所，将商人聚居在这里，实行精细管理，使商业交流更加便捷高效。
商城还成为了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聚集地，形成了一个繁荣多元的商业文化中心。
最后，徽商的商业文化在演绎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他们以文化为纽带，通过门楣、对联、画像等艺术装饰展现自己富有文化内涵的商号。
同时，徽商还注重文化与商业的融合，他们既积极参与文化事业的赞助，也把商业活动融入到传统节日、庙会等民俗活动中。
这种文化融合使徽商的商业活动更加富有艺术性和人文情怀，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形象。
元明清时期的徽商与商业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商业模式、商业信奉、商城文化以及文化融合等因素，共同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面貌。
徽商哪里去了
徽商哪里去了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
然而，随着改朝换代，徽商好像烟消云散，不知所终了。
18世纪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历史之谜。
天朝帝国进入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
乾隆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人口第三，科学技术也处在世界前列，江宁（今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俱是人烟密集、金粉楼台的国际性大都市，徽商、晋商纵横捭阖，富可敌国。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到19世纪之后统统不见了。
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
船坚炮利、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一系列惨痛的记忆至今仍是进行爱国主义的重大历史题材。
令人遗憾的是，国人对待这段历史，激愤有余，沉思不足。
一个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流行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列强入侵，中国社会也会逐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
因为据说17世纪之后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也就是说，中国的近代化历史进程是被列强侵略打断了。
这种“打断论”在近年又衍生出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不论者”以及“21世纪将是亚洲人世纪”的“亚洲价值观论者”。
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18、19世纪中国这一段“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并曾试图对这一段中国历史做出解释。
李约瑟博士终生研究中国科技史，他被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所惊骇，同时又对中国近代的突然落伍困惑不已。
这是有名的李约瑟之谜；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中国未能成功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资本主义，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作为鼓舞力量。
韦伯的观点只能算是深刻的一偏之见。
文化、精神、观念固然很重要，但不应过分夸大，这些因素是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
韦伯的观点我们可以概括为“文化决定论”；汤因比、费正清等人提出“挑战回应”说，认为中国近代化进程是西方外来的强力挑战与中国内部不断地被动回应、调整的过程。
与“打断论”反其道而行之，“挑战回应”说恰恰认为是外来强力的入侵才启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与传统、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不断冲击不断调整的过程。
徽商的兴衰史发展
徽商的兴衰史发展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下面是带来的徽商的兴衰史发展。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
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
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
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
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
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
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
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称得上是“富可敌国”。
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
乾隆末年，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
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当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
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
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
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
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
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
明清徽商兴起的原因
明清徽商兴起的原因
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原因：
一、地理环境因素
徽商兴起与安徽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安徽位于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地带，地势东高西低，交通便利，使得安徽成为商贾云集之地。
同时，安徽地区富饶的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也为商人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二、政治经济条件
明清时期，徽商兴起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明朝实行的官僚制度，使得地方官员一般不能经商，因此商人在地方政治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同时，明朝后期由于战乱频繁，使得官员的岗位不稳定，而商人在商业上则更加稳定，所以有更多的投资和经商机会。
三、金融制度
徽商兴起还与徽商自身的金融制度有关。
徽商以其先进的金融手段而闻名，例如“五亏法”和“三单攻坚法”等。
这些金融手段使得徽商能够有效地控制风险，提供贷款和融资服务，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商人前往徽商集聚的地区经商。
四、徽商文化和商业道德
徽商自身独特的文化和商业道德也是其兴起的原因之一、徽商重视家族观念和家族企业的传承，世袭经营的制度使得徽商在商业上有着长久的竞争力。
徽商注重商业诚信和信誉，讲究道德操守，尊重契约精神，这种商业道德使得徽商能够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从而扩大商业网络。
五、对外贸易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徽商兴起的原因有地理环境因素、政治经济条件、金融制度、徽商文化和商业道德以及对外贸易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这些因
素相互作用，使得徽商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中国商业最为发达的
商人群体之一。
徽商的发展历程
徽商的发展历程徽商是指具有徽商背景和代表性的商帮集团。
徽商起源于中国安徽地区，始于明代，兴于清代，盛于民国。
在中国商业史上，徽商以其独特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对中国近现代商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徽商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徽州是经济繁荣的地区，商人们在经济交流的推动下开始形成商队，以徽州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进行商品贸易。
徽商通过与南京和杭州等商业中心地区的贸易往来，逐渐积累了大量的商业经验和财富。
明代中后期，他们开始涉足茶叶贸易，在贸易过程中，徽商学习到了茶叶的生产、加工和储运等技术，成功打造了以“徽茶”为代表的品牌，迅速崛起并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
清代是徽商的鼎盛时期。
清朝时期，南京成为当时全国首府，商业和文化的核心，徽商也随之迁徒至此，与南京的商人结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徽商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和优势，通过布匹、药材、染料、茶叶等商品的贸易，迅速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徽商将商业堆头和良好信誉作为发展的基础，建立了严格的商业制度和互助组织，形成了以“合伙商行”为代表的商业模式，同时注重家族文化和责任感，力求传承和发展。
民国时期，徽商进一步扩大了商业版图，延伸到全国各地。
徽商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徽商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资源。
其次，徽商注重资源整合，通过与其他商业势力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综合实力。
同时，徽商还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和经验，进一步发展了茶叶、棉纺、造纸等行业，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界的佼佼者。
然而，徽商也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
随着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的加剧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徽商逐渐步入衰落的轨道。
此外，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商业环境的变迁等因素也使徽商的地位受到了冲击。
到20世纪50年代，徽商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
总的来说，徽商的发展历程中，既有辉煌和成功，也有困境和挑战。
他们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的辉煌传奇。
徽商的发展历程
徽商的发展历程
徽商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明代，尤其是明代末期的明崇祯年间。
当时，安徽地区的商业发达程度较高，徽商逐渐崭露头角。
随着清朝的建立，徽商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全国范围内商业活动的重要力量。
在清朝时期，徽商不仅在安徽地区发展迅速，还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
徽商以其较高的商业智慧和灵活的经营手段而著称，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有和最具影响力的商人群体之一。
他们在国内外贸易、金融、地产等领域拥有广泛的经营网络，积极参与国内外商业交流与合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徽商在世界范围内的商业争夺中遇到了
一些挑战。
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落后使得徽商的地位受到了一定冲击。
然而，徽商在这个时期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中。
例如，在辛亥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徽商积极参与捐款捐物，为国家的独立和抗击外敌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徽商再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它们积极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中。
特别是在安徽的经济发展中，徽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
他们在房地产、制造业、金融等领域有着广泛的投资和参与。
如今，徽商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与全球各地的商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合作。
同时，
他们也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中探索出了更多的发展路径。
总的来说，徽商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兴盛与衰落，但他们一直以来都展现出了较高的商业智慧和创新精神。
作为中国商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商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徽商—正说明清中国第一商帮
徽商16世纪是西方重商主义盛行，海洋贸易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代，初步形成了横跨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
而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明中叶，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中国传统经济社会开始发生转型。
徽州商人以超越常规的增殖财富的战略抉择，来回应与转型时代一同到来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沿徽州四出的河流走出大山，奔向四面八方，尤其是顺新安江东下杭州湾，走向东部沿海，走向海洋。
徽商以“无徽不成镇”的经济活动，推动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雄霸中国商业舞台几400年，创造了一个封建商帮的辉煌。
第一章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徽州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相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产生徽商的徽州，是一个古老的地理概念。
它地处皖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当皖、浙、赣三省交界处，重峦迭嶂，烟云缭绕，河流清澈，林木深秀，但可耕面积很少，素来的说法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庄园”。
《道光府志》上说，徽州“东有大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阨”，用“州在万山中”来形容，最为形象妥帖。
传统意义的徽州，包括绩溪、歙县、休宁、黟县和祁门，当然，还有今天已经划归江西的婺源。
这就是明清之际的徽州，所以说到徽州，人们往往爱说“一府六邑”。
从地理环境上看，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单元。
早在南宋淳熙《新安志》时代，徽州就有“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的说法。
所谓“山限壤隔”，是说徽州的一府六县处于万山环绕之中，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所谓“民不染他俗”，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徽州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
从唐代大历四年也就是公元769年开始，徽州的行政区划就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辖区面积一直比较固定。
据道光《徽州府志》卷一《舆地志》记载，清代徽州府东西长390里，南北长220里，如果采用现代计算数字，总面积为12548平方公里。
徽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徽州的原始居民是“椎髻鸟语”的山越人，他们头上挽着一根独髻，说着中原人听不懂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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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途贩运业
丝绸棉布多产于江南，苏杭为丝绸之府。全国各地都需棉、布、丝、绸。虽然经营棉布丝绸需较多资金，但此类商品轻便可以寄远，不易变质，所以徽商大多染指其间。小说《石点头》卷八《贪婪汗住院买风流》就写道：“却说哪个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苏杭收买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去发卖，来到荆州。“另一个侨居于钱塘后为盐商吴女拙，初亦”以贩缯起博平“徽商汪社生，则小本经营棉布买卖。”余正《癸已存稿》卷十五中记载一个徽人胡詹中，曾以杭州为据点贩卖盐、绢、茶而获利，后做玉器生意而折本。《海运新志》中也记载有徽商参加海上长途贩运“纸张布匹“，一直贩卖到了东一带。
6）金声叙，珍藏抄本），共计天下水陆
行程100条，其中有8条以徽州为出发点，从徽州至杭州计600里。此为很珍贵的地理、交通线路图书，记载路程十分详细。
综上所述，杭州为丝织手工业的著名城市可，明清时期已成为全国大都会之一，人口稠密，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发达，交通便利，“四方之商贾咸辅辏焉。”因此，离杭州很近的徽商把它作为经商发财的重要据点，是很自然的。
5、饮食业
徽商除了经营大宗商业项目以外，对绳头小利的行业，如饮食茶馆业也不漠视。杭州为旅游胜地，游客不绝于途，饮食小吃也必不可少。在杭州城内有“徽州馆店“，所卖为颇具徽州风味的”小碗面“，每碗十八文，”上加肉片蛋皮虾仁等物，碗大味鲜，量浅者可以抵一顿饭矣。亦有素面店，小碗每十文，加上素丝点心，净素小菜面汤个二文。“
4、米粮业
杭嘉湖一带入名以来，由于广植桑棉等经济作物，变成缺粮区，每年需从湖广等地贩运许多粮食。徽州多山少田，也是缺粮区，而徽州的粮食过去是从杭州转贩过去。据《休宁
赋役管解全书》记载，“徽郡仰给江浙，…….屯溪系一运销徽州六邑粮米总市，
商牙凑集，米船络绎。”另锯《抚吴缴略》所记：“率由长江从镇江进口达杭过坝,由钱塘抵徽。”在杭徽米粮贩销中，徽商从事米粮业者亦众。万历间江浙缺粮打饥，“商舟皆集江西，徽人尤众。”徽商金某，在“浙涝田苗浸，或有窃高田苗种之，相争无几”时，遂购苗于“他郡归以遗争者。众大惭，乃止。“从以上二例可见，徽州米商几乎垄断了江浙杭粮食市场，而财力充足的徽州粮商，大都是从远方购粮以济浙粮之乏的。
杭州又是丝织、棉布、锡箔等手工业生产中心之一，丝绸产品深受国内外的欢迎，“茧丝棉聍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北方宣化、江西铅山、西南诸省都有杭丝绸产品出售或专售杭绸的商店。日本人所用棉布有来自杭州附近长安镇所产者。“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西武林造也”。市场十分广阔。运河是交通命脉之一，它以杭州为起点直达北京，沿途的苏州、无锡、扬州、临清、天津等城市，都与杭州发生商品交换关系。杭州又是一个商业城市，“郡城内外列肆几四十里，无枳尺瓯脱，若穷天磬地，无不有也”，“行民多半商贾。”同时杭州又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含乍浦），明中叶赵子明与明末请初郑成功均由此将丝织品用船舨销到日本等地。想这样一个商业繁荣、交通便利的大城市，自然会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著名的徽商自然就近顺着新安江大批来到杭州经商，杭州遂成为徽商从事海内外贸易的重要据点之一。
一、明清时期的杭州与苏州并称为江南二大都会。以杭州为中心，把太湖南端的杭嘉湖平原以及附近地区的经济联系起来。浙江各地的商品通向杭州，通过大运河把它输送到国内各
地。“杭州物产之富，……商贾货财之聚，为列郡雄”。“舟行水塞，车马陆填，百货之委，商贾贸迁。”而杭州的市场，正如聂心汤所云：“五方辅辏，无窳不售，盖物盛所聚，何必自其地产哉！“来自全省各地的主要商品有：“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波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衢之桔，温之漆器，金（华）之酒，皆以地得名。”正如《（万历）歙志》卷十《货殖》所说，杭州是与两京、广州等并列的全国大都会之一，而苏、扬、临清等则列为次等都会。明宣德间全国仅有七处抄关，杭州北新关即为其一，税额超过扬州。
7、 海外贸易业
杭州是一个港口城市，外港乍浦直通海外各国，徽商也热衷于杭州的海外贸易。如明代倭寇首领汪直、许栋，都先后经商后论为倭寇。万历三十七年浙江查获赵子命、沈云凤织造哈蜊斑缎私通暹罗、吕宋事件，其中就有徽商参与其事。徽商许二（栋）锯浙之双屿为剿，以杭州
素称：五杭：（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特产之一的杭剪“惟张小泉一家而已“。而张小泉始祖也是徽商，其祖张思家从黟县来杭，在城隍山下大井巷开一爿张大隆剪刀店。由于嵌钢技术精良，改革了过去锻打生铁成钢锋的工艺，该用嵌钢，然后选用质地细腻的镇江泥磨制刀剪，使剪刀锋利无比，赢得声誉。后传艺于其子张小泉，遂成为杭州名特产。乾隆时，张小泉剪刀曾擅名全国。
。时家祚中落，茕然无以生也。翁年十二三，即从兄屠酤里中。稍长，从兄如钱塘。其在钱塘，日坐肆中，售米盐杂物，兄弟服勤如初。而母甘旨常苦不克，翁乃
叹曰：“丈夫当观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安能久为琐琐乎。遂辞其兄，北游青、齐、梁、宋间逐什一之利。久之夏还钱塘，时已侠重资伟大贾。”他就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商人。
有了文化易于接受新事物，有了知识则善于从各个方面去熟悉商务。《（嘉靖）徽州府志》卷二《风俗》中曾指出徽商不同于一般商人的地方，即：“善识低仰，时取于，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清人也指出：”黟人近始学远游，亦知权低昂时取予，岁收贾利，然其家居务俭啬，与贫瘠者等。“明清以来，徽人素不以商为末业，认为它是有”心计“者才可以为之。如江终慕，”翁生三岁而父卒，依兄奉母吴以居
8、 徽商参与生产，使自身兼具产业资本的性质。徽商除了从事商品交换活动外，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到直接参与商品生产过程，可获巨利。据明人胡元敬云：“徽杭大贾，视为利之数渊。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拼辏辐辏，望之莫不称为财赋之地。”所谓“开车”者，即是徽商把资金投资于丝织业，添置织机从事于丝织，这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一种形式，表露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明清时期，徽州从商的人已是很多，通都大邑几乎无处不有徽商的足迹。杭徽为毗邻州府，仅隔一天目山，水路可沿新安江直达杭城，往来便利。从地理上看，杭徽关系素称密切，明徽人黄汴著有《天下水陆路程》，其卷七第37《休宁县至杭州府水路》云：由休宁县出发至杭州水路总计730里。《新刻士商要览——天下水陆行程图》（天启丙演（162
3、 典当业
徽商经营典当与晋商齐名，尤以休宁商人为最著，“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也。”小说《浍园》写过一个名叫小韩的徽商典当的故事，“广开典铺，纵畜少艾，遂为杭州富人。”也有徽商在杭属塘栖镇上从事典当活动。在嘉兴一带经营典当就更多，“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每以质库居积自润。”
其次，徽商具有不怕艰苦，无远而不届，无微而不至的求实精神。《（万历）歙志》云：“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这真实惟妙惟肖\淋漓尽致的描写,生动地刻划了徽商从商生财之道。第三,恪守商业条规,有较好的商业道德。“唯利是图”、“贪财轻义”或“见利忘义”是一般商人的本质，徽商也难完全脱其臼，但有些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徽商，他们则注意恪守商业条规。如歙县王友权，“客居钱塘，悉友名硕，与人交易，不较小利，故江湖推重。”鲍直润，“贸易不占小利，或以为言，大父曰：‘利者人所同欲，必使彼无图，虽招之将不来矣’。缓急无所峙，所失滋多，非善贾之道地。人服其远见。尚志公晚年，事皆委任焉。”
二、徽商在杭州的主要经营名盐场，浙盐贩销到各地。“五乡贾者，首者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徽商许光禄“用盐，贾武林。”朱介夫，“父性山，盐客武林。”吴钕拙，“其盐贾，三岁一更，则又徒钱塘。”汪道昆的先世，“自大父沆贾始宗盐，……世大父……徒武林，业起。”程长公，“以盐贾浙江。”江终幕，初从兄在钱塘为下贾，后经商青齐梁宋等地，发财后，“归而治盐钱塘。”叶道传曾官至户部云南司员外郎，后辞官，客籍仁和，“隐盐业中。”也有盐商富了，声望提高，任祭酒。如程长公，“浙贾盐，……为诸贾人祭酒。”盐商在杭州聚居于贺衢，另有“徽州弄”，“地滨大河而近盐桥，有徽州盐商居此。”
明清徽商
新华网安徽频道 2003-09-10 17:35
明清时期，寓居杭州的徽州商人活跃于商品流通领域，一方面加强了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则对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2、 木业
徽州盛产木材，冬时砍木，待夏时河水泛涨，“寄一线于波涛巨浪中”，至浙贩卖，获利颇巨。其线路，“出浙江省，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西下，为力甚易。”如
“黄义刚，字养浩，……少商木筏于杭浙姑苏。”叶明绣，“尝购木钱塘。”浙江严州府也是一个盛产木材的地方，靠近徽州，徽商也插手于严州的木材买卖活动。开化县“民间惟栽杉木为生，三四十年一伐，谓之拼山。”由于资金过大，非开化商人力所胜任，唯赖资金雄厚的徽商，“当杉利盛时，岁不下十万，已故户逋赋，然必仰给予徽人之拼木盈，而吴下之行货勿滞也。”
第四，慷既好施，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能与侨寓地居民建立和睦邻里关系。如，徽盐商汪廷俊，“慷慨好施，以缓急告之者靡不应。康熙中，浙遭闽变，道路流离，廷俊首先创捐，收赎子女，务使完聚。交友诚信，遇人过则情恕理遣。同舍生窃其金而去者，廷俊知其名，绝口不扬。时咸谓陈太邱之盛德，王彦方之长厚，兼而有之。“汪尚广，”客武林时，开商籍，浚远河，立义仓，修道路。“有如程绍文，”偕汪文演、吴云风，建崇文书院。“
综上所述，徽商积极参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动，在组织商品流通的过程中，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才能、财力，把商品输送到国内外各地。这对刺激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杭州与各地的经济联系，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明末清初，徽商开始注意渗入中小市镇中去，并开始投资于有发展前途的丝织业商品生产，使自身兼具产业资本的性质，这在当时来说是一进步现象。
三、徽商活跃于全国各大城市，“徽之富民尽家于仪（真）、扬（州）、苏、松、淮安、杭、湖诸郡。“他们之所以能在各地站住脚，是由个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徽商大都具有一定文化，能适应环境并发展其事业。徽州素为文献之邦，是一个有悠久文化的地方，素有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徽商不仅具有较丰富的商业知识，而且还有较丰富的地理等方面知识，他们较早地从环境熏陶了从商求富的观念，不同于一般商人。如徽商张翰，”淹负经史，……为士林所推崇。……（后）修故（商）业而息之，资日以饶。“又如汪道昆的祖辈，也都是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商人。